北大燕京学堂一期生即将毕业，“超国民待遇”培养争议未息

5月的一天，下午五点，陆续有人走进北京大学静园三院二楼走廊最右端的会议室，在白色的大长方桌前坐下。

这间屋子的窗户被分割成一个个方正的景框：初夏翠绿的树叶、邻楼深灰色的砖墙、墙上朱红色的窗棂，在近黄昏的柔和阳光下，漫不经心地透着古典中式建筑的风韵。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这一屋子肤色各异的年轻面孔上。英文的寒暄声响起，有人拿出电脑，噼里啪啦敲击起来。

黑色的转椅左右晃动，《燕京纪事》（Yenching Review）两周一次的编辑部会议开始。“我们要做一份调查来收集大家的反馈。” 主编爱琳娜（Nastia llyina）环顾一圈说。

《燕京纪事》2016年3月中旬发布了首刊，从目录看，五十来页的内容涉及甚广：西安实地考察，大使系列讲座，知名人士来访，全球青年论坛，七八种课外活动和文化艺术交流，还有学生的课程论文和学术成果……

记录的正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第一届学生，经历的第一个学期。

这一学期，这群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精英”们，不只是学到对中国广泛的、基本的认识，更亲身感受燕京学堂及其教师对学生活动、学习的支持。而对于创办之初就引起争议的“超国民待遇”指责，历经一个学期，师生们也有话要说。

来自土耳其的学生詹尤克（Onurcan Ülker）认为，相比其他北大研究生的宿舍是四人间，燕京学堂的学生宿舍是双人或单人间，内部条件也好得多，而且不需要交住宿费，“这确实是不公平的。”

燕京学堂哲学系教师程乐松亦表示，对要不要就给燕京学堂的学生“超国民待遇”，“我和很多北大老师一样，是持保留意见的。”

“你们觉得合适的方案都可以提”

爱琳娜来自俄罗斯，本科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主修“蒙古和西藏研究”。大三时曾到北京大学交流，回国后又在学校看到了燕京学堂招生宣传的海报。免费读研究生的诱惑力颇大，她决定申请。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2014年5月推出以来备受关注。项目介绍称，致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国并致力于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人才。

2015年9月首届入学的96名“中国学”硕士研究生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在内的全球55所大学。其中中国大陆学生24名，国际及港澳台学生72名。燕京学堂给外籍学生每月发放3500元补贴，一年学制；给国内学生的补贴1750元，两年学制。

开学之前的暑假，爱琳娜和被录取的同届学生在脸书群组交流，有人提出做刊物的想法。话题太多，很快跳了过去，直到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的12月中旬，爱琳娜又想起这件事。她盘点了自己认为会感兴趣的同学，在微信上跟他们联络讨论，然后把想法发在全体学生的微信群里，询问是否有人想要加入。

有七个人回应。他们起草了一份提议，交给燕京学堂办公室。一周后获得回复。“我清楚地记得他们说可以的那天，12月26号，正好是圣诞节后一天。”爱琳娜笑着说。

她强调杂志的独立性：“他们（燕京学堂办公室工作人员）完全不会干涉，但他们非常愿意提供支持。”爱琳娜说，在燕京学堂，大多数活动都由学生自主创办。

葛阿妮（Ani Grigoryan）深表认同。她是燕京学堂“贪吃舌”（The Greedy Tongues）俱乐部的发起人。来自亚美尼亚的她会说包括中文在内的8种语言。今年2月21日参加“世界母语日”的活动时，她灵光乍现：燕京学堂的学生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有如此多元化的背景，为什么不办一个各国语言介绍活动呢？

但她担心这样的活动除了有语言学背景的自己之外，没有人会感兴趣。葛阿妮给所有同学群发了一封邮件，阐述自己的想法。回应的热烈程度远超预期。她算一算，愿意参与的人母语已经覆盖超过20门语言，甚至有人直接报名来做主讲人。

“他们这些学生的背景（办这个活动）得天独厚。”燕京学堂办公室主任姜国华大赞学生的创造力。在他看来，学生有好的想法，学堂只需要提供一间空教室和每期几百元供参与者茶歇的经费，就能够办起一项增进跨文化交流的活动，同时让北大其他学生更加了解燕京学堂，没有理由不支持。

国际化和跨文化交流属性让燕京学堂的学生活动也能轻松整合高端资源。据其官网介绍，全球青年中国论坛（Yenching Global Symposium, 下文简称 YGS）由燕京学堂学生发起，邀请来自全世界的200多名年轻人参与，讨论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首届论坛的演讲嘉宾是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和美国商会会长 Ken Jarrett 等。

“新一届组委会如何选出？下次活动是否应该向更多地区的高校学生开放参会申请？能否给志愿者颁发相关证明……”在5月9日中午12点的组委会午餐会上，十四位组委会成员一个个问题讨论下来，列席的姜国华和燕京学堂副院长John Holden偶尔提建议，大多数时候只表态：“你们自己考虑”，“你们觉得合适的方案都可以提，我们全力支持”，“官方证明没问题，这个肯定能给你们解决。”

YGS后勤总监史建（James Ashcroft）提起时有点激动：“整个燕京学堂办公室给予了我们非凡的信任。你知道，我们只是学生。……无论在资金还是责任方面，我们都收获了巨大的信任，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

中国学生、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陈正勋评价说，相比起其他院系的管理，燕京学堂办公室的服务属性更强。“而且基本上你要找哪个老师都能找到，跟他们写邮件约时间，也都能跟你一对一地聊。” 

唯一让学生们”水土不服“的是一些行政制度。学期初，燕京学堂的学生们被告知，位于宿舍楼顶层的公共休息室（common room）可以由他们自己来装修。学生们特别兴奋，忙了好一阵，征集意见、设计草图，连要买的家具都看好了。结果又被告知，相关物品的采买必须走学校统一的采购渠道，原本计划好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买不了的。“自己装修公共休息室计划”遂不了了之，算是白忙活一场。

“但这不是燕京学堂的问题。这是系统化问题，可能与更高级别的规定有关，不是燕京学堂可以解决的。”史建说起来时颇为遗憾。

“燕京学子”的身份认同

爱琳娜初办《燕京纪事》时，所有燕京学堂的学生都遭受到她不同程度的“骚扰”：约稿或是采访邀请，几乎没有人拒绝。最终的刊物中，出现了三十多位燕京学堂学生的名字。

这加强了她对“燕京学子”（Yenching Scholar）身份的认同——受访的燕京学堂学生很少称呼自己“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北大学生）。

“任何一位现在的燕京学子，五年十年后都仍然会是我的朋友。我现在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从哪里来。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某个人的宠物叫什么！”她大笑起来。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爱琳娜一人。中国学生付端凌用“黄埔一期”来类比燕京学堂的第一届，强调自己的认同感。聊起同学，她满满都是骄傲：“Alex是哈佛本科，来之前已经拿过两个硕士学位，还在业余时间做《纽约时报》的自由撰稿人。Alice从普林斯顿来，在中东做过自由记者，还得过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发的奖项。我寝室旁边有三个斯坦福学生，其中一个来之前就已经在硅谷创业……”

本科阶段，她对自己的生涯预期，是读一个职业导向的硕士项目，然后找一个对口的工作。在燕京学堂近一年，她开始思考，中国家长、老师对孩子的普遍希望——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在她的同学中，有人曾在本科期间将《尚书》翻译成了英文，有人正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与区域合作组织进行研究工作，有人趁假期去了巴基斯坦做公益，帮助遭受不幸的妇女儿童。

最近，付端凌开始筹划和瓦玉花、Cody Abbey 一起，建立一个志愿者组织Yenching Community Action（直译为“燕京社区行动”），在六月初举办一个论坛。

Cody则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时他每学期都修中文课，毕业论文讨论的则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进入燕京学堂是他第七次来中国。最近，除了筹备 Yenching Community Action 之外，Cody 还在忙着制定燕京学堂学生会章程，组织学生会选举。他希望燕京学堂能够通过学生会的建立，加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从而使燕京学堂更好地融入北大。

“我的同学们有非凡的主动性，这是他们最打动我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但‘有所作为’在他们那里是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幸运地生活在聪明有趣的人中间，但我认为这一年真正激励了我，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你不能故步自封，如果你不积极主动地寻求一些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说这话的时候，23岁的史建坐在我对面，眼里闪着光。

陈正勋和史建住同一层楼，关系不错。YGS开始筹备不久，大冬天，他俩约过另外两个外国学生，去小西门外吃烤翅。“他们最爱麻辣烫和串儿了，又好吃又方便。”陈正勋脸上浮起一副 “我懂的”的笑容。

我问他，吃着烤串聊着天，都聊了些啥？他想想，“好像是讨论政府债务是否过大的问题。”

“即使以后回不了中国，心里也永远有中国”

中国学硕士项目下设六个方向：政治与国际关系，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哲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历史与考古。

哲学系程乐松老师用“不怯”来形容燕京学堂的这些学生：“敢说，随时打断你，不明白立刻就出声问。” 他为燕京学堂开设选修课“道教：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选修学生十来个，其中八九位是外国学生，都对中国的宗教充满好奇。印象深刻的是，布置的阅读材料学生都会非常认真读，然后上课来跟他讨论。

孙美雅（Maya Cypris）最喜欢金李老师开设的“中国企业与资本市场”。她来自以色列，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本科专业是东亚研究与企业管理。这原本是她最担心的一门选修课，看题目就觉得枯燥，后来却发现课程互动很多，特别有趣。

“他喜欢挖个陷阱，让你往前走。等你走过去，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陈正勋笑着描述。经管方向的课程大多是案例，从前只听讲，他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金李老师的课却时常只给个案例开头，然后就是整堂课的问答环节。被置于企业决策者面临的处境，全是问题又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开始学着分析、权衡、做出选择，然后与实际对比，讨论利弊。

金李老师则同样毫不吝啬地给了学生好评：“他们的表现让我非常惊喜，思维活跃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准的光华管理学院学生，可以和我教过的牛津和哈佛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相比。”

也不是所有课都如此反应良好。学生们普遍的抱怨是课程规模太大，来自欧美国家习惯了小班教学的学生尤其不满，因为人数太多的课程无法充分讨论，往往到最后就是老师讲，学生听。

各方向的学生均需从七门核心课中选取四门：中国学导论，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的伦理与价值，变革中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国艺术史。

平均下来，每门核心课应具备五六十人的容量。陆扬开设的核心课程“中华文明的发展”，最初就有六十多人选修。他吓了一跳，随即要求燕京学堂将学生分为两个班，分上下午上课，工作量可以按一门课计算，相当于“义务加班”。如此，一堂课三十多个人，总算好了一些。

陆扬坦承，尽管燕京学堂试图向北大其他学生开放课程的旁听，但至少他自己的核心课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容纳其他学生。而且按照目前北大师资来看，能开出的核心课就这么几门。但他也相信情况会得到改善：“毕竟这才第一年，未来应该会逐渐好起来。”

本科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的史建也说：“能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当然很好，这很有趣。但我觉得这个项目还很年轻，要使它真正拥有好的学术水平，大概还需要很久。这不是一种指责，只是说，所有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完善的。”

选修课的老师相对轻松。社会学院教授邱泽奇一早做了准备，他开设的课程“社会分层与流动”一开始就是十人的专题小组规模。实际选课时，仍然有三五十人报名，但最终学堂还是支持了他的设计，实际上课的有11名同学。

由于不是必修课，学生们很少遵循“淡化专业、体现交叉特性”的原则，大多是按照自己的方向进行选修，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邱泽奇老师惊讶于他们的专业水平：“我课上有一名学生，读过好多经典著作，像《资本论》和葛兰西（的著作）他都读完了！”

这名学生叫詹尤克（Onurcan Ülker），来自土耳其，父母都是共产党人，家中有许多政治理论的书籍。他从高中开始阅读，对中国的兴趣也始于此。大学时，他选择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作为专业。

邱泽奇老师的课是他最喜欢的一门，因为有足够的深度。至于其他的课程，他直言不讳：“在学术水平上，燕京学堂比我的预期要低很多。”但他同时表示理解，认为项目还很新，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好。

在他眼中，燕京学堂并不是一个培养学术专家的地方，其价值更多在于提供广泛了解中国和发掘兴趣的机会。“跨学科的课程设置帮我发现了政治领域以外的兴趣，例如考古学和艺术。”

这与孙美雅的想法不谋而合。她提到燕京学堂必修课程的另一部分：实地调研。其中探访百度总部、去平谷“新农村”和农民们聊天，都让她印象深刻。孙美雅是管理方向，对去百度这种大企业很有兴趣。她还去参观了制造提琴的手工工厂，吃了传统的中国菜，"很多很多菜，上了一道又来一道，每当我们以为这是最后一道的时候，又来一盘，都吃不完。"

作为对“中国学却用全英文授课”质疑的回应，燕京学堂在春季开设了四门中文选修课。Cody选修了其中一门：“儒家思想经典选读”。文言文的阅读难度，使得这门课一共只有4名学生选修。

Cody 对课程深度很满意。但相比较而言，他还是更愿意从非学术的角度来评价燕京学堂：“这要看硕士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在一年之内培养对中国各个问题的专家，那我觉得可能有点太理想化了。但如果说是培养学生对中国广泛的、基本的认识，那我觉得燕京学堂还是比较成功。很多学生没有变成专家，但即使以后他们不回中国，在他们心里也永远有中国。”

“要不要给燕京学堂超国民待遇，我持保留意见”

许多人都发展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小爱好。

尽管热爱瑜伽和羽毛球运动，但爱琳娜开玩笑说“发胖这件事无药可救” ，因为太热爱夜宵，“没有比麻辣烫和煎饼更好的了！”

孙美雅则喜欢吃饺子，她几乎每天都去艺园附近的食堂吃一顿饺子。她也想要运动。跟着学校社团去学了两次太极，心里很崩溃：“它看起来很慢。我以为它会是那种很舒缓的运动。结果练完第二天全身肌肉都疼。”没坚持下来，只好改去跟着爱琳娜练瑜伽。

英国青年史建，喝茶也喝酒。相比起伦敦高额的酒价，他爱极了中国啤酒的亲民。来燕京学堂，他组织的第二个活动就是每周一次的“智力竞赛之夜”（pub quiz，一种通常在酒吧举行的智力问答游戏）。此外，他也组了一个小茶社，每周五早上，在静园三院二楼的阳台，都能看到他与朋友相约品茶的身影。

不同于其他接受采访的学生，詹尤克是唯一说自己在燕京学堂以外的朋友，可能比学堂内还多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北京大学餐厅员工和保安人员。上学期，他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成员们一起和“校内的工人阶级”聊天、学跳舞、踢足球，还给他们免费教英语。

提起他们，詹尤克颇抱不平：“餐厅员工的工资太少了。我们在这里学习每个月还有3500元人民币的补贴，他们每天工作那么久，工资却可能只有两千多元，甚至更低。”

来燕京学堂之前，他就已经决定未来要读博士，研究方向是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除了读书和与工人的接触之外，他也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搭讪、聊天，这是他深入了解中国、收集研究材料的重要环节。“我中文水平不高，所以我的（中国）女朋友常常被迫给我做翻译。”詹尤克不好意思地笑笑。

聊得多了，对于燕京学堂学生所享受的待遇，他也比一般学生更加敏感：“我知道其他北大研究生的宿舍是四人间，我们是双人或单人间，内部条件也好得多，而且不需要交住宿费。我绝对没有批评的意思，只是坦诚地说，我能够意识到，这确实是不公平的。”

在哲学系教师程乐松看来：“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办燕京学堂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但要不要因此就给燕京学堂的学生‘超国民待遇’，我和很多北大老师一样，是持保留意见的。”

新学期，詹尤克组织了一个社会历史阅读小组，和一些燕京学堂以及北大其他学生一起，阅读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

毕业之后的事，大多数学生已经有了下一步的规划。除了坚定读博士的詹尤克之外，爱琳娜想做记者；葛阿妮考虑回亚美尼亚，去外交部工作；孙美雅想要创业，去开一家为中国、以色列和美国企业做贸易桥梁的公司；史建早在来之前就与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签了三年的合约，即将回伦敦开始工作；至于Cody，虽然还没想好具体做什么，但总之一定与中国有关。

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们：你觉得自己和其他非燕京学堂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吗？由于英文的“你”和“你们”不分，最初的答案，往往是“我们的背景更多元”或者“我们更加跨学科”。而当精确到“你”的时候，却几乎所有人都说：没什么不一样。

教师陆扬却说：“燕京学堂的学生很不一样。他们很有想法，而且不会去等待一个机会的到来，他会去抓住这个机会。你很难预计这样的学生，未来会在什么地方超出你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