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文化在近年出镜率颇高。这一距今5300～4300年的考古学文化，曾经在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地区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在5月15、16日评选出的“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竟同时有两项与良渚文化有关的发现赫然列于榜单，分别是江苏蒋庄遗址和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同时有两项发掘成果入选“十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的5月13日晚，“渚水萦回——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良渚文化专题”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江苏蒋庄遗址、浙江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及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者就遗址的发掘情况和意义做了精彩的报告。这三项发现均入围“十大”25项初选榜单，而且都与良渚文化有关。笔者听取完报告后的感受是，“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工作者此番集中亮剑，样样都是干货，但可惜两天后的“十大”必然有两项是失意者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向来强调时代与地域平衡的“十大”最终选择了其中两项，足见良渚文化近年的新发现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从1936年施昕更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今年正是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在20年前，人们对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尚犹豫不决，如石兴邦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总结时概括为曙光论、文明形成论、未定论。当时除了张忠培、严文明等学者，很少有人强调良渚文化已经明确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当时对良渚文化的流行表述是“东方文明之光”或“文明曙光”，虽然不否认其成就，但也只是肯定它是曙光一缕而已。

良渚文化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认识的历史。二十载过去之后，画风突变，大家对良渚文化的推崇似乎无以复加。2010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近年来良渚遗址加快推进“申遗”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如此定位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由于现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曾经作为常识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似乎变得底气不足，而21世纪以来逐步推进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扮演着通过考古学回溯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的角色。正在实施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将良渚古城及之后的陶寺古城作为早期国家的实证，认为它们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一些长期关注良渚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此有更为明晰的表述。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在《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强调，“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出来”。良渚文化历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刻画符号，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存在文字，甚至是商周文字的前身。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在不同的场合指出，“良渚古国是目前能够说明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的最主要的证据”，“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以良渚文化中的发现最为充分”。再如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掘领队王宁远强调，“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近年来一些介绍良渚文化的书籍，则冠以“文明的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之类的书名。

究竟是什么让良渚文化得到学者们的垂青？又是什么让良渚文化一跃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呢？

发现之路

按照考古学的惯例，良渚文化因最早在余杭良渚开展考古工作而得名。余杭现在是杭州市的一个区，良渚是余杭下面的一个镇。巧合的是，良渚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在80年的发掘中，不断被证实为良渚文化核心区的核心所在。

其实，在施昕更首度开展发掘工作之前，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了对当地史前文化的追索。甚至可以说，他们更早发现了良渚文化，但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弟子，卫聚贤在1930年开展了南京栖霞山张家库六朝墓葬的发掘，同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此后，卫聚贤、慎微之、何天行、陈志良、金祖同等人在江浙一带不断采集、探掘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中便包括良渚文化的器物。在此基础上，卫聚贤和慎微之分别发表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均认为中国文化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东南江浙一带。这一论调姑且称为“东南中心说”，长期以来未受重视，但在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之前，毕竟提供了多元论的一种可能。这一说法对“中原中心说”根深蒂固的学术界而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乃至于有人认为这些出土的石器只是周代末年的产物，“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胡行之《浙江果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乎？》）。这场争论的文章大多收入1937出版的《吴越文化论丛》一书。该书是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产物，而吴越史地研究会是1936年8月由卫聚贤、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立的。

卫聚贤等人还在1936年5月初步发掘了今杭州市区的古荡遗址，这是第一次与良渚文化有关的考古发掘，并出版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是长江下游第一份史前发掘报告。参与此次发掘的青年施昕更联想到老家良渚也有类似的器物发现，因而回乡调查，后来代表西湖博物馆于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间在良渚进行了3次小规模的发掘，并撰写了著名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的发掘，被视作良渚文化发现之始，也被视作现代考古学在长江下游的首次成功实践。而何天行在1935年便在良渚一带进行调查，他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陶器》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出版。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的今天，我们强调施昕更开拓性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吴越史地研究会及卫聚贤、何天行等的筚路蓝缕之功。

在1936年良渚遗址首次发掘之后，由于抗战等原因，良渚文化的研究直到50年代才得以恢复，此后不断有新的发现。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7年环太湖流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步确立，同年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玉器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传统观念中的华夏礼仪重器竟在东南一隅发现，而且时代早于夏代，令世人惊叹不已。80年代以来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得到持续的突破，尤其是1986年良渚反山“王陵”的发掘、1987年余杭安溪瑶山“祭坛”的发掘、1992年以来良渚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的发掘、2006年以来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工程的一系列突破，“良渚王国”由宫城到王城到外郭到外围水利工程的轮廓已经呼之欲出：中心宫城面积30万平方米，王城面积300万平方米，外郭内面积800万平方米，水利系统规划和影响的范围则超过100平方公里。如此格局，已经不逊色于同时期古埃及等古代文明，甚至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环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良渚古城是核心区的核心。但良渚文化的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此，良渚文化标志性的玉琮等器物，在广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均有发现，“大半个中国都受良渚文化的辐射”。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中，也每每能寻觅到它们的踪迹。

虽然良渚文化早在1936年即已为世人所知，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70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这片土地竟然沉睡着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王城。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刚披露的时候，我在上大学二年级，第一时间跑到遗址参观。“城”与“城市”存在区别，笔者据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柴尔德的十项”认为良渚古城已经能够称得上“城市”了（参见《从良渚古城墙的发现看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载《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2辑），而现在不少学者直接认定良渚古城是王城了。在良渚古城发现之初，陈桥驿、林华东、罗以民等曾对古城的年代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良渚文化时期不大可能存在这么一座城，甚至有学者将其与臭名昭著的“华南虎事件”相提并论。最近为人所知的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要早上一千年，但它在过去却被一些学者误解为唐宋时代的遗存。在良渚古城发现两年之后的2009年，新发现的曹操墓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良渚古城和曹操墓的性质在考古学界是不存在问题的，正如清华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在古文字学领域没有争议，质疑的声音均来自于本专业的学术共同体之外。公众与学术界之间、考古学界与其他学术领域之间，尚有较大的鸿沟有待弥合。

“良渚”与“龙山”之间

考古学界普遍认同“龙山时代”的概念。狭义的龙山文化指山东龙山文化，因1928年最早发现于山东济南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而得名。这种“黑陶文化”有别于仰韶文化这一“彩陶文化”，当时人们以此比附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后来，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明确了龙山文化的时代在仰韶文化之后，而非同时。梁思永还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区，所谓的“杭州湾区”，指的就是良渚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意识到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有相近的文化面貌和发展进程，逐步认同了“龙山时代”这一概念。“龙山时代”的起讫年限，过去一般认为是距今4600～4000年。

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的关系，颇类似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一度遭遇“关公战秦琼”的窘境。

在施昕更发掘良渚文化之际，他即已指出良渚文化“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1937年，董作宾与梁思永到良渚一带考察参观。梁思永在两年后发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这篇文章中将良渚文化视作龙山文化的区域类型。这一认识，实际上受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旧史观的影响。

建国后，一度中断的考古事业得以恢复，良渚文化陆续有新的发现。1957年10月，夏鼐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象》一书作序时指出良渚等地出土的器物与龙山文化相近，但另有其特点。在1959年12月26日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但他仍然延续梁思永的观点，认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在1972年发表的《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中，夏鼐甚至还认为浙江的史前文化落后于中原，良渚文化虽然有新石器时代的面貌，但时代不过相当于商周。

美国科学家利比所发明的碳十四测年法至今仍是考古学界推算年代的重要手段，这一成果曾荣获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中国考古学界较早引入了这一测年手段，于1965年建立起了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并从1972年开始发表测验数据。一系列数据表明，江浙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代相当早，并不比北方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迟。过去将史前江浙视作化外荒蛮之地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夏鼐于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指出：“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并且上引两个数据接近于它的上、下限，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则要较早。”自此之后，尽管良渚文化的下限向来有较大争议（有距今4500年、4300年、4000年等说法），但其上限大致在距今5300年、其后半段属于“龙山时代”则成为大家的共识。

然而，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年代研究”这一子项目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年代框架。譬如，新的认识表明，良渚文化结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没有进入到“龙山时代”；另一方面，“龙山时代”大概为距今4300～3800年，“龙山时代”的年代上限下调了300年，良渚文化完全是在“龙山时代”之前！过去将良渚文化视作龙山时代的一支或者认为它后半段属于“龙山时代”的认识，都成了过去式。

年代框架的调整，将带来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譬如，过去长期认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存在交集，二者的一些共性往往被视作相互交流的结果，甚至是黄河流域文化影响良渚文化的结果。如今新的年代框架无疑进一步拔高了良渚文化的地位，因为“龙山时代”有太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因素与良渚文化有关，尤其是礼制、神人兽面纹、玉礼器、陶礼器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融入了“龙山时代”乃至于夏商周三代。笔者曾在《越文化发展论》（与叶岗、王海雷合著，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中提出“良渚时代”的概念，以此说明良渚文化在同时代的超前性以及对当时、后世的影响。从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的关系看，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良渚文化一步步从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央，给我们抛出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良渚人”是谁？

在很多人看来，良渚文化似乎是横空出世的，又是突然人间蒸发的。它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了？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展谱系得到公认。崧泽文化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前身。2008年发掘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表明，早在崧泽文化时期，环太湖流域已经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复杂化现象，阶层分化明显。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和安徽巢湖之滨的凌家滩文化，表明距今5800年左右东南地区已经率先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而它们又直接为良渚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马家浜文化大致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同时，只不过一个在钱塘江以北，一个在钱塘江以南。到了21世纪，人们认识到在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之前，浙江北部已经存在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上山文化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并且有较完善的聚落。上山文化的超前性，甚至使不少学者在它发现之初怀疑测年数据的可靠性——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发现河姆渡文化的时候。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到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到崧泽文化及凌家滩文化，可以说，东南地区长期走在时代的前列，良渚文化的文明高度不是凭空出现的。

至于“良渚文化去哪儿了”，向来是个“未解之谜”。有人说良渚文化因为洪水消亡了，有人说因为太腐败而崩溃了，有人说移民到北方了，莫衷一是。过去人们认为良渚文化的后继者是马桥文化，而两者之间相隔好几百年的缺环，不能顺利衔接，所以给人以良渚文化凭空消失的印象。21世纪以来，考古学界又确认了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它们正好衔接起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但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已经有不少北方的因素，环太湖流域的文化开始衰落并边缘化。自此，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建立起来了。

马桥文化被视作后来越国文化的前身。从目前有限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看，良渚文化先民与后来的越人有大致相同的血统（但这不意味着良渚文化先民是古越人的直接祖先），Y染色体DNA单倍型均属于O1。带有这一基因特点的人群，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涉及古代百越、东夷两大族群。他们处于苏秉琦所说的“面向海洋”板块，这一板块，在“龙山时代”之前表现得更为早慧。而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开始真正成为文化中心地带，“面向海洋”板块的诸多文化因素也汇聚到了这一熔炉之中。

“良渚人”究竟是谁？过去有三苗、越人、夏人、防风氏、蚩尤等多种说法。以考古学文化去比附古史传说，无论在当下的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都可以说是禁区。学者对此慎之又慎，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对证完全没有可行性，甚至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便是被用来验证古史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考古学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的确能反映先民活动的蛛丝马迹。最近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鼎奖的韩建业，多年来便致力于此。他尤其关注考古学所反映的战争和部族迁徙现象，以此联系古史传说，可以说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近年来发掘的陕北石峁古城，历史学者沈长云认为是黄帝的居邑，笔者对此心存怀疑，因此有了《光明日报》上的一组争鸣文章。编辑为了突出我的观点，加上了“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的标题。其实我并不是完全反对将考古与传说挂钩的。笔者在本科期间写过一本小书，题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虞朝、良渚文化考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良渚文化与虞舜有关（历史学者王晖有相同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先秦文献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并不限于虞舜，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笔者从各方面的线索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陈剩勇、吕琪昌等强调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笔者的小书便是在他们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从远一点看，还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慎微之等的“东南中心说”相呼应。现在回过头来，这本小书从倾向到论证方式我都是反对的，说“悔其少作”一点都不过分。后来我偶然看到《历史人类学学刊》上一篇关于拙著的书评，书评认为“推论过程虽有不足，但论点确值得我们注意”，这也可以代表我现在的看法。良渚文化确实与历史上的虞代地位相当，但要说明二者有直接的联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中原中心说”还是“东南中心说”，都不免失之偏颇。片面强调中原的地位，或者片面强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地位，都难免于一叶障目。中国文明的起源进程，需要在互动与交融中认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需要在更广的时空范围内予以动态的观照。我们可以看到，早在中国文明从酝酿到发生的阶段，这片土地上的人群便已经开始密切接触并不断融合，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从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的文明曙光，到“良渚时代”的文明实证，再到“龙山时代”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城池的林立，再到二里头、殷墟、周原，中国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有了清晰的、切实的线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