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素质教育对教育公平有冲击吗？

中国教育的忧患

临近高考，教育话题再次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文化纵横》公号上周发布了两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章，一篇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的“中国教育的隐忧：从助力流动到维系封闭”；另一篇是原载于《同舟共济》杂志2015年第3期的访谈“郑也夫：教育现状是怎样炼成的”，旧文重刊仍受到广泛关注。

熊易寒在文章开头指出，教育质量体现在“高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前者指培养的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后者指对不同阶层的吸纳，而当前的中国教育在两方面的表现都不理想，既未培养出大师，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也越来越乏力。

他首先分析了素质教育对教育公平的冲击。由于素质教育要求家庭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往往无力承担，城乡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且，所谓的素质教育中充斥着功利性，也未能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熊易寒因此呼吁避免“假素质教育”，同时采取诸如加大对贫困学生资助、合理分配高考录取名额等措施避免不同阶层、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差距扩大。

在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方面，熊易寒提出看似普惠的大学扩招政策实际上更有利于中上层阶层，过去由于大学录取率低一部分精英的子女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进入普通的岗位工作，扩招后精英子弟都能取得大学文凭从而获得好工作。而来自贫困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实际上是扩招和精英再生产的牺牲品，这个低收入群体正在形成一个“新底层”，他们的人生轨迹成为阶层固化的方式之一。

作者指出，社会健康运行需要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之间达到平衡。在美国，精英子弟更容易进入名牌大学，工人子弟更多进入社区大学和职业学校，但技术蓝领的收入高于普通白领这一事实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阶级再生产的补偿。而我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受到体制和观念双重束缚，亟需改革和扶持。

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在共识网采访部主任蒋保信对他的访谈中，同样谈到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问题。他认为社会讲求分工，并不是越多青少年读大学这个国家就越好，教育应该呈现多样性，不应让高等教育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裹挟进来，并表示如果由他来主导中国的教育改革，会从职业教育入手，一是为了分流，而是努力把职业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一部分人不参加高考，打破对上大学的迷信。

在郑也夫看来，中国的教育现状是全社会的共谋。首先是制度有问题，他认为中学阶段高强度的复习会摧毁人的创造力；而在填报志愿时要选择院系是很荒诞的，因为多数青少年在初期认识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应该有一段时间大面积接触各种学科，然后在确定符合自己兴趣的方向；现在的保研等教育制度强调总分和综合分，对于学生能力发育是错误的，学生应该加强对个人发展有用的长板，而不是为了迎合制度总是补短板；高校也早已不是净土，应该取消课题制度，让老师们不受其诱惑，只受研究兴趣牵引。

郑也夫认为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而很多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很功利，认为上大学就是一切，从幼儿园开始充当共谋逼迫孩子，而失去了学习动力的学生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政府、学校、家长的共谋之下，最后导致我们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才。

科学与人文如何对话

最近，上海先后展开了两场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大讨论。《知识分子》公号近日发布的“八学者激辩：我们时代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一文，记录了“文汇讲堂”第100期“科学精神对话人文精神”跨界论坛上来自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八位学者的激情论辩；《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则刊发了上海交大与欧洲科学院共同举办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国际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精彩发言。

“八学者激辩”一文的前言部分指出，我们处在一个科学昌明带来物质极大丰盛，但科学精神的演进未能同步的时代。尤其在中国，“伪大师”的风行、转基因争论的无序、“诺贝尔哥”的热炒等社会问题都彰显出科学精神的缺失，这就是这场讨论策划、举办的背景。参与的八位学者分别是《知识分子》主编、神经生物学家鲁白，黑洞、宇宙学专家张双南，人工智能专家张峥，数论专家、诗人蔡天新，法学家季卫东，音乐学家杨燕迪，认识论专家郁振华，元史专家姚大力，由鲁白担任主持人。

在对话中，学者们一致认为，“科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而人文精神则是在追求人的本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的追寻。”

科学与人文既有一致性，有存在冲突。鲁白将科学研究视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它是创造、想象、观察、分析、推理、演绎、归纳等等智识生活要素的综合体现，代表了更高阶段的生活追求。”他认为科学与人文有两大共同点：批判精神和民主精神。身兼数论专家和诗人双重身份的蔡天新认为，人文与科学很多时候是相互融合的，例如古希腊代数和音乐水乳交融，绘画中的透视学与几何学密不可分。

人工智能专家张峥有着作诗、摄影、弹琴、对弈等人文才艺，他认为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提供了解人类大脑的途径，艺术是科学了解自身的工具。但是，张峥并不认为科学与人文能够齐头并进，他认为“科学哲学对真相的铁血追求和人文精神要保证的自由”两者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科学精神这个问题，鲁白认为，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学精神应运兴盛，而中国虽然经过“五四”运动，但仍在借鉴舶来品而没有产生出自己的科学土壤。蔡天新则指出，先秦时代中国本土也出现过数学与科学的萌芽，只是在汉代独尊儒术后逐渐式微。

法学家季卫东强调，当今时代的经济创新和文艺复兴是讨论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重要背景。他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的扩大，新启蒙运动要在五四提出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之外加上“马先生（Market市场）”“罗先生（Law法律）”。

对于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张峥和季卫东都谈到人工智能颠覆人类秩序的可能前景。宇宙学专家张双南也曾悲观地表示，人类在技术创新上的能力过强而没有约束，可能导致人类文明在500年内终结。认识论专家郁振华认为，在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反思不只是学者的任务，更需要大众的参与。

音乐学家杨燕迪谈到科学创新与艺术创新存在不同，前者致力于发现新知超越前人，后者则在不断改变目标发现人性不同侧面。历史学家姚大力也认为，人文领域的创新经常要回到传统，以科学创新的标准衡量和要求人文学科可能导致人文精神的衰微。郁振华指出，“撇开价值导向”和“割断与传统的联系”是创新的两种迷思。

讨论的最后，郁振华提到了著名的“斯诺问题”,即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他总结道，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人类拥有的两套不同的探究方式，由此发展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固然要大力发扬，但对从中衍生出的科学万能论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偏差都需要警惕和克服。

在上海交大与欧洲科学院主办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对话”国际研讨会上，欧洲科学院副院长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在主旨发言中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长江学者王宁指出，近十多年来“后人文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期走向终结，人类进入“后人类”阶段。面对后人文主义的崛起，他呼吁大家加强关于数字人文的交叉研究，以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良性关系。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查尔斯·阿尔提埃指出，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仍然需要人类的艺术想象力。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认为在全球技术革新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政府对大学的经费资助大量投放在自然科学领域，大量削减或撤销人文学科经费是严重的决策失误。因为人文学科在技术革新可能带来的伦理边界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唯有人文学科可以提供一种回顾性或前瞻性的‘描述’，便于人们理解过去与未来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未来人类社会将面临“人与自然的冲突”和“文明的冲突”，创新型大学应该成为多种创新主体的组织者、联系者和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