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文明与野蛮”：激起晚清外交官危机感的博物馆

不同时代，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也不一致。作为一种舶来的事物和观念，西方近代公共博物馆和博物展示的兴起，与博物学及国民教育普及化密切相关。同时代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作为准备，所以第一批走出国门，受邀参观西人博物馆的中国读书人，也就以各自的经验与理解，来感受这一新兴事物。

鼎与博物馆：传统与现代的初会

王韬作为口岸知识分子的典型，与西来传教士有密切接触。不过甫至泰西，他似乎还未能弄清“博物院”和“穆西黎”，只是museum这一物的两种翻译方法，就已经发现巴黎的众多博物馆中最有名的是“鲁哇博物院”（即卢浮宫）。

王韬在参观中已经体会到了近代博物馆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不仅无物不备，务求齐全，而且馆中陈列安排“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

由法至英，王韬对于博物馆服务大众教育的功能已了然于胸，他认为西方各国有此设施，其目的并非仅仅是“炫奇好异，悦目怡情”，而是因为：

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

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在中国史籍中并无先例，不过王氏所谓“遇之于目”而不知名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却是传统中已有之物。《左传》记载，大禹之时，曾铸造大鼎，上有百物之形象，公之于众，供人观摩。故而刚刚踏上西国土地的国人，就有将博物馆和鼎联系在一起的。出使美、西、秘三国的崔国因认为“博物院如禹之铸鼎象物”，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广人之识见耳目也”。

关于博物馆，王韬所发议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终究只把博物展示作为“佐读书之不逮”的手段之一，可见最为看重“读书”二字，此观念深植于心。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晚清首次正式的驻外使臣郭嵩焘，他在日记中误将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称作“布利来斯妙西阿姆书馆”，他用了几千字的篇幅描绘了其中各类馆藏，并说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尔雅》所未载的。在博物馆中，“博闻稽古之士”，可于所藏各种古器物，“考知其年代远近，与其物流传本末，以知其所出之地”。

与之相仿，刘锡鸿也将大英博物馆视作“大书院”。参观之后，他才发现除了书籍之外，馆中还有“凡天地间所有之鸟兽、鳞介、草木、谷果，山川之精英，渊丛之怪异”，这些陈列在以前所见的《博物志》之类的著作中全无记载。

龙凤未必虚构：博物馆打开的脑洞

正如郭、刘二使之言，初观博物馆，带来的最大冲击，其实是对于传统博物类书籍所载内容的突破。

相对于草木、谷果，珍禽异兽之陈列则更能吸引中国使臣的目光。当然，围观禽兽的最佳处所，并非博物馆而是动物园，毕竟活灵活现。

不过动物园有两处不及博物馆，其一是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动物未必阵容齐整，尽出而供人观摩。

比如张荫桓曾数次前往动物园参观，有一次园中三狮一虎，估计是百无聊赖，也不给公使面子，“方熟睡”，则观看效果尚不如博物馆的静态标本。又有一次，张荫桓发现园中“禽鸟颇稀”，询问方知因为天气太冷，所以鸟类都被移往别处。

据日记记载，略悻悻的张荫桓，在动物园两次未得偿所愿后，随即前往博物馆参观，作为弥补。

博物馆相比动物园的第二个好处，在于有些已经灭绝的动物，在博物展示中，也能一睹其标本。

晚清在海外参观博物馆的国人，就多次记载了各种古有今无，骨架奇大的禽兽。其中有一则记载颇值得玩味，李圭在大英博物馆中发现有专门收藏鸟兽标本的陈列室。有一鸟名“都都”（即渡渡鸟），乃“六百年前尚有”，而“今无此鸟”者。

李圭竟由此生发出一大段议论，说西人多嘲笑中国古籍记载的龙、凤、麒麟等，皆为向壁虚造，但既然有那么多“古有今无”的生物，何以确定龙凤麟等皆从未存在呢，“都都”鸟说不定就是凤凰啊。

由博物馆所见古生物，而有此类说辞者，并非李圭一人。康有为也根据美国纽约和黄石公园博物院中有长数十丈的“龙骨”保存，得出结论说龙凤等灵物，在三代已经很少，但确实存在。

尴尬：博物馆中的“威烈枪”

参观珍禽异兽，对于远在海外的出使人员来说，既是增广见闻，又有工作之余的放松功能。不过有时候，参观博物馆，非但不轻松，而且其经历让人并不愉快。

张德彝初次出洋时，前往法国一处公开展览的“白骨园”参观，登上“人骨楼”之后，发现陈列着诸多人骨，甚至有胎死腹中的胎儿之骨骼标本。又有各种脏腑毕现的解剖标本，或“脑髓一一外露”，或“无皮无肉”，只有筋脉血管。张德彝咋见之下，“发竖冲冠，肌体生粟”，估计被吓得不轻。

另一种不愉快则来自于在海外博物馆，瞧见中华之物时的尴尬。照理说，他乡遇故物虽不及他乡遇故知的喜悦程度，但也应该是颇为欣喜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黎庶昌曾随郭嵩焘前往参观拿破仑墓园中的“军器库”，馆中就有数件中国枪炮。首先是进门处放置着僧格林沁督造的万斤大炮两尊，入内参观后，发现还有本属清廷大内所藏的乾隆朝“御用虎神枪”和嘉庆所用的“威烈枪”等等。

对于这些物件的来历，黎庶昌虽未明言，但想必心知肚明，乃是庚申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圆明园之劫中，法国的“战利品”。

“文明与野蛮”：博物馆带来的危机感

与他乡遇见“战利品”的尴尬不同，同行的郭嵩焘所感叹的，并非与馆藏具体器物相关，而是着眼与博物馆的布置，他注意到馆内各国士兵装束的模型展示，“中国五人”竟然杂厕于非、美“土番”之间，不由“对之浩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博物馆，在包罗万象之外，还有时间线索以及分门别类的考虑，以此强调进化之线索以及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区隔。

王韬也是在参观了拿破仑墓附近的兵器博物馆之后，意识到“阅其所陈战具，亦可悉古今沿革之源流，而行兵强弱之殊矣”。 这里他点出了博物展示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作为时间上的标示。

这种标示在王韬心目中可能还是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沿革或者考源之学，而在西方线性历史和进步史观的视野之中则非常明显地带有将各国、各民族及各文明放置于历史前进的线条上加以排列前后和区别文野的意味。

在整个晚清的历史中，西方列强不断地以精利的战具、发达的物质和学问，“逼使”中国人承认他们所划定的这种文野先后。这些关于先进和落后的观念，一旦进入内心深处，便会生发出我不如人的感慨。

戴鸿慈总论各国博物院，“大都以搜罗古物为最多，固凡历史上有关系之器物、文字，与夫野蛮时代饮食日用之具，皆宝贵庋藏之”。同时他也意识到了收集展出的目的，就在于可以知“工艺进步之迹”，考察各地、各时代人民的“生活之程度”，正是为了“觇人民进化之程度”。博物馆所体现的将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阶段论，配以陈设中某地、某族仍停留在某阶段的展示，自然震撼人心。

而此类满篇“进步”、“进化”的文字，从清廷高官笔下写出，实在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其心中的危机意识，因为就他看来，中国人无疑已经在这样一场时间的长跑中落后了一大截。

进化线条上的先后，又引出文野区隔上的门类，当自认为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人，发现西方博物展示中，突出了中国鄙陋的一面，又或者将中华的位置，列于一班“蛮夷”之中，则首先是心有不甘的震怒。

张荫桓在美国参观博物院，赞叹各国人的雕像“眉目如生”，但看到所陈华人男女各像则甚为不悦，直斥其“冠服失度”，比送殡用的纸人还不如。雕像“鄙陋”，馆藏的中国器物也“绝无佳品”，其中竟然还有鸦片烟具，可谓“琐屑之极”。

如郭嵩焘一样，康有为参观英、德殖民地博物馆，见到赫然陈列的中国物品，不禁大怒，认为是“轻贱我”与“诸野蛮相等”。不甘之余，回望祖国，贫弱之势，班班在目，则又由怒而惧。正如梁启超所谓：君子目睹如此“酷烈”的优胜劣汰，怎能不生“肤粟股栗”之感。

光绪初年，郭嵩焘在海外已经提出希望，要筹建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忙于练兵制器的李鸿章，显然不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回复称虽是“好事”，但“非绵力所能独断”。《格致汇编》上也有人建言可在上海格致书院设立博物馆。

至甲午战争以后，人心思变，建立博物馆一事成为了变法议论中的命题。张之洞虽仍用《周礼》“观新物”来解说博物馆之义，但显然认为其乃新法新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言论先行，而国人自己的博物馆建设则要待到20世纪以后了。但是，要使博物馆的陈设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使得藏品灵动而有联系，条理分明，重现场景，讲述变迁，则又是一件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事了。

尽管如此，国人有一项大概是绝不落人后的，那就是“吃”，今年的世界博物馆日，似乎各处都在推荐“舌尖上的博物馆”。动眼和动耳之余，或许还需动口，眼耳口福俱备，岂不快哉。

于此，前人也不遑多让，张德彝在伦敦时，听说有一大鲸鱼，运至“阿奎良木”（即水族馆，Aquarium），但是不久后死去，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究不知其肉可食否”。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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