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教头遭逢野猪林

古典的世界，不管是古典音乐，还是古典律法，与今天的我们都有点隔阂。当年《水浒传》播出，我总算把这四大名著中看不完的一部，就着电视剧囫囵看了一遍。留给我的印象竟然是：作为邪恶代表的高太尉和高衙内，似乎还不像怪兽那么可怕嘛。衙内心心念念想得到貌美如花的林娘子，太尉动用了好多脑细胞，又加上陆虞候好多浮夸的表演，才将林教头骗入白虎堂。林冲被设计陷害后，在关押、审理、打脊棍这诸多环节里，竟然活了下来。倒不是他闯关成功，而是在这几个关节上，大反派高太尉没有吩咐设卡。这里并没有人物从善良到邪恶的心理冲突，要么是古典的反派太单纯，要么是古典的程序还比较严格，连大反派也不能随便破坏。

《水浒传》写宋代的事，但作者毕竟是明代人，所以我们不妨看看明代的律法。《皇明条法事类纂》列“淹禁罪囚”事例两条，都是成化年间的事情。陕西、四川两地，各有地方官提意见说，地方上监狱监禁犯人不规范，导致人横死，这样下去或生民变。刑部将这些呈文讨论后，认为有道理，就定出“禁约久禁罪人例”，即：“大事限十日，户婚田土一切小事限五日，俱要依律问报。仰该吏按月销前件，庶使狱囚不致淹禁，干连死于无辜。若有仍前淹禁者，当该官吏一体治罪。”

这是因为古代监狱条件恶劣，若长期关押，就会有疾病、冻馁等意外死亡的危险。而一些节操有亏的官吏，出于索要钱财的目的，将一些不需要关押的细微触犯法律，也到处搜捕关押，导致有人“死于非命”。

禁约要求除了死罪徒流要监禁外，其他杖罪以下的都听取保，不监禁；大事十天、小事五日，就要有处理意见上报，一个月后，就要结案。这么快速、高效的行政能力，与我们“黑暗中世纪”的想象完全不符，只好归因于古典的犯罪比较单纯，杀人原因逃不出复仇、劫财、情杀这三样，“报复社会”这类的，古典犯罪里都不太有。

古代的行政机构较简单，基层官员无非催缴赋税与审理狱讼两件大事，容易做到责任到人。所以律例又有规定：“无罪之人在监死者，以故禁故勘律条坐罪。有司照依刑部月报囚数事例，每月将在监囚犯分豁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犯名的数，申报巡按、巡守官查考。”无罪之人被收押而死亡，主事官员要被治罪。首先，各地方有巡按、巡抚官员，监察这些专项事务并上报。并且，也规定死者家属可以告状：“凌虐囚犯于非命者，许囚人家属赴官陈告，一体依律治罪。”（《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十六，《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古典时代还是以人为本的时代，每月首先要报的不是GDP数字，而是狱囚数字，看看这官员是“循吏”，还是“酷吏”？皇帝在约定的租赋外再多收三五斗，也是要被骂的，正经的少死几个人，才是德政的体现。

林教头被定罪，是中了圈套。但圈套之外，有了这些条例，想让林教头在被捕途中突然心脏病发，或在关押期间染上伤寒不治之症等，都比较困难。高太尉肯定也做过算计：这些受儒家教育的官员，有很大的概率，要坚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教导，跟他们通气，等于自行招供；还有一部分，即使不是出于崇高的儒家理想，也会有“要忠君当循吏，不能叛君作奸臣”的现实主义考量。总之，古典的程序不复杂，也不含糊，“死于非命”的事，不能随便就有。

古人相信“天命”，顺应天命，在言行举动上有一套规范，当你遵守了这套规范时，却由于不可抗因素，竟然“天命不终”，那就是“死于非命”，在古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大事。《道藏·上清灵宝大法》里，专有为“死于非命”而作的符咒、符箓。当然，这已经属于灵魂界的事务了。死于非命的原因，除了刀兵水火外，还有“遭刑”一种，即触犯法律。

对触犯法律，古人倒也抱持“或许大概也是难免的吧”这样的宽容，而并不是我们想像的：“犯罪就是十恶不赦。”元代的《南台备要》一书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不使人淹囹圄，死于非命，有伤和气。”可见，对人命的重视，是历朝统治的一种共识。这里的“有伤和气”，大概已经将之升华到“天地人”、“致中和”这样的高度了。

由于对“人命”有着神圣与敬畏的理解，所以古典时代的刑狱，除了将“杀人偿命”作为第一准则外，对罪不致死之人，“保全人命”是另一条重要准则。当然，古典时代律法的简单、透明之外，也必有它的黑暗和漏洞，所以，林教头也在所不免地被押解到了野猪林。

剧中野猪林一段，差人薛霸一边说着“我这水火棍一向打得沉猛，一下子叫你脑浆迸裂，叫你痛快地投奔来世少吃苦”，一边将棍子高高举起，向被捆绑着的林冲脑门中心打将过去。看得我浑身发抖，为林教头这临死前的绝望、愤怒、恐惧，不自禁地入戏痛苦。陆虞候将此处设计为谋害林冲之所，也是出于精确的计算。首先，此处为荒芜僻静所在，逃脱了律法的监管、人群的监视，只剩下执法人与被执法人。执法人具有被赋予的“正义合法”身份，他的所作所为，在失去第三方监控的情况下，具有了想当然的正义性，与独一无二的解释权。此时林冲被谋害，只需一个随意的借口便可以搪塞过去。而行凶者选为差人，也最为妥当。作为最底层的“吏”，他们的上升之途是被阻断的，“圣人教诲”，抑或“皇帝褒谕”，都与他们无关，社会留给他们的空间，吃饱饭就是最高的理想了。所以董超、薛霸为了五两金子，就可以抡起水火棍。社会之于他们，就像反向的萨特的命题：“他人就是地狱”，对陌生化、异己化的“他者”，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呢？

林冲能活着走出野猪林，全靠天上降了个花和尚鲁智深，纯属意外的侥幸。野猪林是个黑暗的隐喻：就算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走进去，他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野猪林这样一处无监管、无监控的所在，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如果自己走进去，会发生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恐惧所在。

不过我还是要倒行逆施，羡慕一下古典社会，至少那时人还单纯地认为“人命关天”。经历某个代际之后的人们，抛弃了古代律法最单纯的部分，却对“道德纯洁主义”念念不忘起来。官员得先问你有没有贪污，医生得先问你有没有收红包，学者得先问你有没有嫖娼，妓女得先问你有没有爱情，不然，死在野猪林都是便宜你了啊！想想都不敢死，还是有朝一日先去考证所在，在外面立个警示牌：“擅入者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