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情深︱陈毓贤：中学历史老师改变了我一生

我家搬到郊外，离广东人办的中山学校和爱国学校都太远了，只好上闽南人办的晨光小学。后来菲律宾政府1973年开始“菲化”华校，中文只能当外语教 ；接着又开放华人入菲律宾国籍，鼓励华人落地生根，菲律宾也就没有我小时候上的那种“华侨”学校了。

当时的华侨学校都实施“双重学制”。晨光小学上午用中文书，以普通话朗读，老师用闽南话解释；下午用英文书，由菲律宾人老师用菲律宾话解释；政府规定每天须上一堂菲律宾文，中学又学西班牙文。这对有语言天分的学生来说，可学多种语言，但一般学生很吃力，吃不消读几年就放弃了，转入只用英文书的学校。

记得我上课第一天闽南话听不懂相当惶恐，只听到老师一再嘱咐我们带“纸”来，回家告诉母亲说老师要“纸”，什么纸不知道。母亲第二天到学校去问，才弄清不是纸而是钱——闽南话的“钱”和广东话的“纸”同音。后来我闽南话会讲了，每逢母亲到学校来就羞愧得不得了，因她的闽南话太不像样了。

我本人当然觉得广东话最亲切，但止于能道家常，没法用广东话进行商务或学术的讨论。闽南话是我老师同学们的语言，能用以寒暄，不能谈抽象的概念，然而我加减乘除非用闽南话不可，因是闽南话学的。我到台湾上大学才把普通话学好；半个世纪来在美国居住、读书、就业，许多情况下用英语才能说得清楚了。菲律宾话小时只跟佣人讲，上课也没好好地学，差不多已忘光；倒是西班牙文学得认真些。

菲律宾华人不但语言很杂，名字也很杂，许多华人的中英文名字完全不符。譬如我阿爷陈炳珍是偷渡到菲律宾的，买了一个菲律宾人的出生证为身份证，所以英文名字是Francisco Liwanag。阿嬷认了黎姓的广东人做丈夫到菲律宾和他结婚，我父亲出生便姓黎，登记为Mariano Sui-ming Chan Lai。他后来逐渐把黎姓丢了，反正西班牙姓名可以很长，父姓不一定摆到最后。到我们那一代，就名正言顺姓Chan了。我外曾祖姓郭名康，处理他手续的移民局官员，必定是个懂汉字而会写西班牙文的闽南人，他的名字拼音为Que Jong。因西班牙文“que”是“什么”的意思，当姓很别扭，郭家就把Quejong当姓。我外公郭浩泰又叫Fermin Quejong,母亲郭礼婵又叫Rita Patricia Quejong。

我出生离西班牙统治时期已快半个世纪，但出生证仍是西班牙文写的，姓Chan名Susan。Susan是英美名字，然而菲律宾老师们用西班牙读法，叫我时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他们不知道我的中文姓名，也不会明白Tan（陈的闽南音）和Chan是同姓。

晨光小学设在一座很漂亮、有大花园的楼房里，有些老师就住在后楼，还有地方供外地来的学生寄宿，进楼处挂了蒋中正题字的大匾，写道：“礼义廉耻。”校长是福州人，叫何祖炘，二战后才到菲律宾去，向华商募捐了钱办校，让马尼拉东郊的华人子弟有机会读中文书。

我上五年级时班上来了个住校的男生，发生一件我现在想起仍很内疚的事。那年龄女生一般比男生高，但他比我们都高，皮肤黑黑的，一小撮头发跌到额上，很帅气。闽南同学把马尼拉以外的地方一律称“山顶”，我们笑他为山猴。这山猴不简单，中英文都好，我自认中文不错，他一点都不比我差。他喜欢逗我，坐在我旁边，偶尔拉一拉我束成马尾巴的头发，我装着生气，其实心里是蛮高兴的。然而我们文质彬彬的班导师王先生就是看他不顺眼。

有一天王先生上课讲一篇比较难懂的国文，愈讲愈离题，说什么若一辈子“看菜仔店”（华人在乡下开的小杂货店）， 读这些书有什么用？我意识到右边的山猴整身绑紧起来，心想也许他家就是开“菜仔店”的，王先生怎可以这样说话？我左手托住下巴，右手提着一支铅笔，愈听愈不耐烦，不妨山猴突然用肘子碰我一下，我铅笔尖便插到腮上，其实没事，却不假思索大声叫，“老师，你看，他让我受伤了！”王先生迈步走过来，把与他等高的山猴从椅子拉起，硬把他拖到教室外，门砰地一响，久久不回教室，我们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下课后王先生走来对我说，这男生以后不会再打扰我了，学校开除了他，我差点哭了出来。

华侨学校那时中文作文仍须用毛笔，我字从来没练好，墨倒溅得没有一套校服不是斑斑点点的，毕业前跟同学们一起拿了纪念册请何校长题字。何校长不拘言笑，我很少和他接触，他题的字却让我非常鼓舞，只记得前半句：“书法如衣冠，衣冠不整，纵使满腹经论……”首先，他居然注意到我这学生；再来，“满腹经论”难道也能用以形容像我这样的女孩吗？哦，真不能妄自菲薄！

中学我家搬回城里，我就上隔壁的基督教灵惠中学，是来自厦门鼓浪屿的李锦英创办的。李锦英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战后做医师的丈夫去世后，带了五个年幼儿女办起学校来，还说服一群美国传教士参与。那时候不少中国知识份子因战乱流落到南洋，乐得有份教职；美国主流社会仍笃信基督教，许多年轻人愿意低薪为教会到亚洲教几年书；而菲律宾政府对私立学校仍没什么管制，灵惠中文全用台湾教科书，英文全用美国教科书；学生若肯用功，实在可享受到一流的教育。

我中学有幸遇到三位良师。一位是南京长大、西南联大毕业的陈锡荣。她有个女儿在我们班上，高中每年跟我们一起“升级”，教国文和历史并做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她身体微胖，穿旗袍，开部小轿车，除教书外也用“北原”的笔名写作；讲课不慌不忙，我从她那里嗅到了些五四的气息。九十年代我与几位住加州的同学曾和她相聚数次，发现她愈老愈甜美妩媚了。她有一回跟我们说：“我现在不是怕死，而是怕不死。”后来听说她肾衰弱，多年卧榻，难过极了，但儿女坚持继续医治，很恼悔没跟她家人传达这句话。

第二位，Earl Bittenbender，身体魁梧，擅弹手风琴，称自己为“大鼻子”，本来是宾州汽车修理工人，二战时成了飞行员，相信是获政府G. I. Bill免费读大学的。他曾击落了两架日本飞机，向上帝许诺：“如果我得以生还，将要到亚洲做传教士。”他教的是物理，上课却先领我们唱些老歌放松放松；任何原理经他一讲就很有意思，而且跟日常生活有关，让学生忘不了。

还有教世界历史的Roland Kincher，人长得瘦小，有点娘娘腔，并不是个特别讨喜的人，然而他在知识领域给我开了个天窗——原来外面的天地那么广阔！他告诉我们：“你们别瞧十七八世纪欧洲油画里的贵族穿得那么华丽，可不知道他们几个月或几年才洗一次澡，所以要喷香水，摆鲜花。其实世界上真正的贵族只有一种，就是有思想的人组构的族群。”我多年后梦见在街上遇到他，趋前问候，他却一脸茫然，让我非常难过。可是2000年灵惠中学建校五十年周年我在北美校友会上又见到他，马上自我介绍，他说记得我。我把哈佛出版的《洪业传》寄了一本给他，告诉他上他的课改变了我一生，这些年来仍和他与他妻子互通音讯。

父亲童年在香山石岐读了启发和广智两所学校，后者是基督新教办的，但他没信教；他回马尼拉先是读爱国学校，为学好英语转入天主教办的学校，疼爱他的校长促他入教他便受了洗，母亲和他结婚时也受了洗，然而两人从不去望弥撒。阿嬷后来入了天主教，项链上挂了个镶有钻石的十字架坠子，还配了一对钻石耳环，每星期三搭吉普尼车老远去望弥撒，却不妨碍她祭拜祖先，也不妨碍她跟朋友结队到佛堂吃斋问卦。我家一向在放米缸的木柜上设了祖先台，中间的玻璃相框里有张红纸黑墨写着“众祖先牌位”，左右是阿爷和星叔的半人照，每逢生辰忌日必供上菜肴烧香敬拜。我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冤魂会回来报复，也相信祖先会保佑我们。若有人提起他近来连连遭遇不好，别人就会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做了亏心事？”那人说不定就点柱香向祖先认罪，甚至买花果上坟祭拜。

我受了老师们的熏陶受洗成基督徒，从此不肯烧香拜祖，也不肯跟阿嬷去望弥撒，让阿嬷很失望。《圣经》有两句话深深感动我。《马太福音》里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另一句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后头这一句很合我的胃口，因我觉得人性本不恶，往往因理解不足做了坏事而不自知。

我现在很少上教堂，觉得信仰好不好，主要看能不能令人心里觉得充实，进而与人为善。人的感受和科学的考察是两回事，比如严格地说，我们看东西是眼球受到光的刺激，把音讯传到脑神经；我们把这些刺激赋予各种意义，却不能说不可成立。根据科学，地球只不过是千万天体中的一个，而人类依附在地球上的时间非常短暂，人的一生更是一瞬即过，这是我们凡人皆难以想通而真正面对的。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也好，前世缘定也好，神的主宰也好，历史巨轮的转动也好，都是人类以有限的理解力试图了解宇宙与人生的思想架构。我认为信仰是我们整日天熙熙攘攘，你争我夺之际，难得静下来对自己能力有限的坦承，对宇宙敬畏的表现。

中学老师最常出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怅惘得很，能做什么呢？我爱看书，爱写作，然而在马尼拉写写东西只能当消遣，其实我想做个新闻记者，能采访国际新闻更好，但当时新闻记者都是男人，而出国对我这样的女孩来说简直是做梦。我们那年代都知道家里只希望我们找个好人家，才算有归宿；婚后也许可能有一番作为，全看婆家了。我能叛逆终身不嫁吗？也许我可以教书，或做个图书馆员。从事这些行业能让我独立吗？万一我失业怎么办？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

我做了一个噩梦：头发一大把一大把地脱落下来，我忍泪伤心地握着跌在手里的头发，瞥见父亲以冷峻的目光看着我。

我读高中时，李校长招募了一批到台湾读大学毕业回菲律宾的年轻教师，给学校带来一股新气象。其中有位戴老师，向我们倾吐他在台湾大学单恋一位学姐，令他伤心欲绝；他又批评李校长顽固落后，背后称她为“老处女”，我们又惊又喜，惊的是他胆大包天，喜的是他居然把我们当同辈。在这同时，一位表姐常把她看完的《现代文学》杂志传给我，这杂志是白先勇和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合编的，专介绍一些新潮流作品，我对台湾更加向往了。有一天表姐告诉我她听说台湾师范大学不但学宿费全免，还给学生发零用钱，条件只是毕业后要教三年书。我简直不能相信：飞出这令我窒息的保守家庭、出国、经济独立，不正是我梦寐所求的吗？便和表姐相约投考师范大学。

菲律宾学制中学只有四年，我中文读完高一，英文已经中学毕业了。父亲说我半天没事，应该学做秘书，东方大学有秘书系，两年可得肄业证书。于是我报了名第一次和菲律宾人一同上课，发现打字、速记、会计、办公室管理等相当好玩，心想这也可能是个出路。

那年头不像今日人人用电脑连带会打字，打字被视为女人的专业。我因会打字很容易找事：在台湾念书时找到暑期工，退学后在台北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回马尼拉几个月等美国签证，居然被一位美国制片家Paul Mason聘为秘书。他受马可仕总统之托，拍摄一部关于马可仕日据时代打游击的英雄片——这片子后来没有上映，因马可仕夫人发现扮演女主角的小明星是总统情妇，打破了醋瓶子。我二妹可遭殃了，她本来学会计学得很好，父亲说你大姐读了秘书系找事容易，不如转到秘书系。二妹最乖，很不甘愿地听话转系了。其实她头脑特别清楚精细，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会计师，真是大材小用，糟蹋了。

新加坡1998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菲律宾大华商：领导层的更换》（Chinese Big Business in the Philippines：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hange，Times Academic Press)，主要探讨菲律宾华侨总商会与当地政府以及中国国民党历年来的纠结，然而对华人学校的演变也有十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