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韩建业：早期中西文明双向互动，“西来说”站不住脚

“丝绸之路”是近年在学界、媒体等领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历史上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节点，西域（新疆）考古很早就成为中西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新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至今仍然相对滞后，还有些空白尚待填补。

在“丝绸之路”以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是如何交流的？新疆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又有怎样的表现？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韩建业教授。韩教授早年师从严文明先生研究中原考古，近年他又将研究触角从中原、北方深入到了新疆地区。他认为，在“丝绸之路”以前早就存在中西文化交流，虽然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总体是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中国文化西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澎湃新闻：您师从严文明先生，研究的关注点从中原史前考古到北方考古，而后又转向西北、新疆地区的考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韩建业：我早年的研究与我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相关。1989年我本科三年级时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实习，首次接触到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硕士研究生时做豫东南龙山时代考古，1992年参与主持驻马店杨庄等遗址的发掘，藉此提出龙山前后期之交豫南江汉的重大文化变迁可能是古史传说中“禹征三苗”事件的反映，并完成《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后来做北方地区研究是自1996年师从严文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受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田广金和郭素新老师邀请，严先生派我去内蒙古复核整理凉城岱海地区多年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编写出版了《岱海考古》系列考古发掘报告，对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整个北方地区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毕业论文《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获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提名，这在中国考古界还是首次。

2000年的时候，严文明先生推荐我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的一个国家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与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我是在刘东生院士主持的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课题组里。参加这个课题虽然收获大，但做得匆忙，感觉对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梳理还不够深入，于是2004年我就申请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做这个题目，先要把文化发展脉络梳理清楚，但当做到新疆那边我就看不太清楚了，于是我就先对已经发表的新疆史前考古材料全面梳理，向社科院考古所的陈戈老师请教，并于当年暑期在新疆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调查，研究成果发表在2005年的《新疆文物》上。由于《新疆文物》是内部刊物，严文明先生建议将这篇论文修改成书，于是就有了《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这本书被严先生称为“第一部研究汉代以前新疆历史的考古学著作”。

澎湃新闻：您认为边疆地区考古与中原有何不同？是否有共通之处？

韩建业：中国地理环境相对独立，而又广大多样，这造成中国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点，或者有中心的多元一体。严文明先生将史前中国文化格局形象地比喻成一朵盛开的重瓣花。我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中对这一特点进行了细致解读。边疆考古与中原考古的异同，正如同重瓣花中花心与花瓣的区别，大同小异，有主有次，构成整体。具体到西域新疆与中原考古的不同，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是新疆为欧亚大陆三大文化圈交汇之地，而中原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按照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异同，可以将欧亚大陆史前时期大致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原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西亚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圈，和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新疆恰好处于三大文化圈交汇之地，不同文化、不同血缘的人群在这里碰撞融合，使得新疆的考古学文化复杂多变，充满戏剧性，历来都受世界考古界密切关注。世界眼光，开放协作，国家意识，是做好新疆考古的前提。

二是新疆大部地区气候干燥，为有机质长久保存提供了条件，考古遗存埋藏状况不同于中原。比如著名的小河墓地，4000年前的棺木、干尸、衣物、皮毛、草木、粮食等鲜亮如新，为我们复原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极为细致难得的物质资料。如果是在中原地区，这样绝大多数都为有机质物品、没有一件陶器随葬的墓地，或许就只剩几块人骨能够保存下来，绝大部分信息都会荡然无存。所以新疆考古的成果，会对中原等地的考古学解释提供重要启示。

三是新疆考古工作相对滞后于中原，研究潜力巨大。新疆考古开始的时期并不晚，但地域广大，环境艰苦，考古人员相对很少，考古发现还存在不少空白，考古研究也远滞后于中原等地。比如中亚和中国甘青地区距今5500年以来在彩陶、符号等方面有某些共性，可能存在交流，驯化的绵羊、黄牛、小麦等可能也是通过中亚传播到中国，可必由之路新疆南部地区却缺少相关发现。但另一方面，新疆在欧亚大陆三大文化圈交流、中西文明起源发展、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等方面的研究中，又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相信新疆考古会在近些年形成研究热潮。

澎湃新闻：新疆内部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关联性更强还是独立性更明显？

韩建业：新疆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部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更为密切的交流，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考古学者已经在南北疆很多遗址采集到细石器、石核等遗物，不少当属于几万年以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但由于缺乏正式考古发掘，地层关系和年代都难以确定，更谈不上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1万多年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和西亚等地进入新石器时代，但新疆至今都没有能够确认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推测既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够发达有关，但也与考古工作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新疆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清楚的是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距今4000年左右新疆进入青铜时代，在东疆哈密地区是天山北路文化，绝大部分彩陶等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近同，根基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而部分圜底彩陶器和青铜器则更多体现与阿尔泰、西西伯利亚等地的联系；在阿勒泰及其附近地区是切木尔切克文化，与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等地的奥库涅夫文化接近；在罗布泊及以西地区是古墓沟—小河文化，其圜底草编篓等似乎与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等存在联系；在新疆西部地区则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分布区，面貌和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等地大同小异，而又有当地特点。新疆这些青铜时代文化主体来源不同，但都应当存在和当地土著文化融合问题，而且这些文化相互之间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交流，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但交流的程度不高，地方性特点更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距今3500年以后，在新疆大部地区文化、中亚楚斯特文化，在阿尔泰、俄罗斯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甚至甘青的齐家文化晚期等当中，普遍开始出现圜底陶罐，应当与相互的交流有关，阿勒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距今3000年左右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被焉不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大同小异的彩陶文化所占据，表明区域内部的文化整合比之前显著提高，文化统一性加强，这当与来自东疆—甘青地区彩陶文化的西渐有关，而阿尔泰、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斯基泰游牧文化也对新疆文化产生较大影响。距今2500年以后，新疆天山一线的陶壶类器物被阿尔泰、西西伯利亚地区游牧文化普遍采用，而来自黄河长江流域的丝织品、铜镜、漆器等也开始见于新疆、阿尔泰等地，而阿尔泰等地的格里芬、翻转动物纹等广泛见于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北方。可见文化间的互相交流更加频繁，为之后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澎湃新闻：作为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通道，新疆地区实现了许多物质文化的交流，比如丝绸之路、羊马之路等，您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彩陶之路、铜铁之路，想请您从考古的角度来谈谈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产生的碰撞。

韩建业：“丝绸之路”指的是汉代伊始以丝绸为代表的中西方贸易通道，当然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方在思想、文化、语言、人群等方面也有广泛交流，对中西方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实际上中西文化交流并非以丝绸之路为开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至少始自晚更新世末期，并大致可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0000-11000年）、新石器时代（距今11000-5500年）、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距今5500-4000年）、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距今4000-2200年）四个阶段，分别以狩猎采集人群间、半农半狩猎采集人群间、农人间、牧人间的文化交流为代表。约距今4000年后交流程度的极度加深和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重要变革，当与气候的干旱化趋势有关。

实际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并无十分确定的“道路”，但从北到南大致有草原之路、草原—绿洲之路、绿洲之路、高原之路四条通道，以前三条通道最为重要。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当为人群的移动和交融，贸易在其中所占比重可能很小，与丝绸之路有别。交流涉及物质文化（技术、精神也只有通过物质载体体现）、语言和人种。物质文化遗存方面包括器物（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石器、纺织品等，以及车、岩画）、建筑（土坯等）、墓葬、农作物家畜（粟、小麦、大麦、绵羊、山羊、马、牛）等，或可称这样的中西交流之路为彩陶之路、铜铁之路（青铜之路）、羊马之路等。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多数时候都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外来人群及其文化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与当地人群及其文化碰撞与融合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其主要的根基都在当地的石器时代文化，中西文化各有特色，难分优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虽然对早期欧亚大陆历史进程大体同步的发展、对早期中西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西方文化的基础。极端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或者区域文化优越论、种族优越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澎湃新闻：所谓中西交流的通道，物质的交流之外，一定存在人的流动，您怎么看西来人群和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

韩建业：中西交流当然既有物质文化交流，也有人群的交流，但由于这些交流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自然渐进发生的，因此从西亚到中原这样远距离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并不存在直接的文化交流，更不用说人群的进入。事实上，在汉代以前，从未发现欧洲人种进入哈密以东河西走廊的任何证据，欧洲人种与蒙古人种的交流主要在新疆和阿尔泰地区展开。

但即便是远距离的和间接的，西方文化因素的渗入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看得见的影响。距今5500年以来家养绵羊、黄牛、小麦、锯齿纹彩陶、尖顶冠形符号、权杖头等西方因素从中亚进入中国，使得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生业经济更加多样化、文化更加多样化，增强了北方和中原地区人群对渐趋干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加强了在那个战乱动荡年代的社会组织能力，刺激了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中东部向古国文明或者初级文明社会的迈进，为距今4000多年北方文化大规模南下，以及中原地区最终成为早期中国的坚强核心做出了贡献。

距今4000年左右发源于西西伯利亚的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人群乘着马拉战车、举着青铜武器四处扩张，深刻影响到新疆地区，间接影响到甘青和内蒙古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并对中原地区二里头青铜文明——晚期夏文明的兴起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中国从此由古国阶段进入王国阶段，也就是有名义上天下共主“王”的成熟文明阶段。

然而，我并不赞成“中国文明西来”说，我更强调中西方文明一直有交流且互相有影响，中国文明物质和精神的绝大多数方面，都有着中国当地的文化基础，西方文化因素的进入只起到多样化和促进刺激的作用。另外，从整体来说，距今4000年以前，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影响更大些；距今2500年以后，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更大一些，总体是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澎湃新闻：2007年、2008年，您先后出版了关于新疆地区、西北地区考古的研究专著；而您最近的研究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早期中国：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两个研究之间是否有关联？边疆考古的研究对于您思考早期文明问题有什么影响吗？

韩建业：2000年前后我就开始研究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但对西北地区还关注不够。我的主要观点继承严文明和张光直先生而来，强调早期中国的“多元一体”。如何证明“多元一体”，就需要对全国范围所有史前文化做一细致梳理，弄清楚文化谱系、文化格局。2004年以后介入新疆以及整个西北地区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使得我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早期中国有了可能。

具体来说，我提出距今6000年左右正式形成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而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文化，无非是中原关中文化的拓展和变体，当然可以纳入早期中国文化圈当中。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新疆东部的彩陶文化来自甘青，而甘青彩陶文化的根基又在中原，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将新疆东部纳入二里头—二里岗时代圈层结构早期中国的第四圈，也就是最外的一圈。至于新疆大部地区，在晚商之前还不能纳入中国文化圈，从西周以后才逐渐纳入，汉代以后已经成了中国文化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我这里谈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统一时维护统一、分裂时向往统一的重要基础。早期中国“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特点，深刻影响到政治意义上中国的有中心多元一体特点，影响到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那种用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模式来解释、看待中国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