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政治家：庚子之变中的荣禄

菊儿胡同与北京著名景点南锣鼓巷毗邻，现在已是北京旧城改造的新典范。菊儿胡同的3、5、7号原为晚清重要政治家荣禄的府邸。在庚子之变中，荣禄府被日军以特别的理由付之一炬：日军认为“荣相不能死，不能守，又不能扈跸以出”——没本事守城，还不剖腹自尽，两宫帝后外逃西安也没带他，这让皇军相当瞧不起，遂一把火烧了荣禄心爱的“略园”。随兵火化为烟尘的，还有荣禄的信件、私人笔记等文献材料，这给后来的历史学家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在后来的《辛丑条约》谈判中，日方点名要求清廷派荣禄当谈判代表，这又与英美法德等列强意趣相左。或许日方认为荣禄是清廷代表性的软柿子，抑或视其为“败犬”而欲羞辱之。而由于荣禄是攻击使馆区的直接领导者，其他列强按照一般的外交心理，一度排斥与荣禄在战后正式接触。

危局中的替补裱糊匠

庚子年农历五月，拳民组织从山东蔓延到京城，用烧教堂、拆铁路的方式来表达对洋人和教民的愤怒，事态仿佛要演变成一场内乱，并引起了列强的高度关注。

因痛风而正在休假的荣禄，在五月初二上奏表达了他的治安之策：“遇有拳会，分别良莠，禁谕兼施……歼除首要，解散胁从……则匪徒之技穷，洋人之口塞，我办我匪，彼兵亦可不来。”想把义和团运动从内乱与外交事件化为治安事件。

对朝中新派人物来说，“剿”似乎是共识，拳民毁铁路催化了共识的形成。张之洞在五月初四说，“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后来因主和而被处决的外交大臣徐景澄担忧财政的进一步恶化，“惟京津一路，所有关外新路借款，月息六七万两，全仰给于此”；李鸿章则以旁观者的口吻评论说：“拆路百二十余里，修费何出？将来各处效尤，路恐不保。”

而此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仍难忘戊戌政变中列强针对自己的粗暴干涉，她从义和团中仿佛看到了一些政治资本。五月初七，在一片混乱中，慈禧指示手握重兵的荣禄：“万不可剿。”这和荣禄“歼除首要、解散胁同”的路线相背，而一贯仰太后鼻息的荣禄选择了闭嘴，在满朝八旗贵族冲洋人喊打喊杀的气氛中，再坚持对列强主和者难免被视为“大汉奸”。

“当庭面折非所长”，荣禄连上七次奏折碰了钉子，就再也不愿招晦气。转而在不危害自身政治地位的基础上，尝试闪转腾挪做以补救措施，免得将来“求城下之盟而不可得”。五月十五日，以日本使馆书记官在城南被杀为契机，荣禄向慈禧建议调在外督办河工的李鸿章回京负责外交，并派武卫军保护使馆，建议被采纳了。

然而半月之内事态百转千回，彻底的失控始于五月十七日，京津铁路中断，电报线路被毁，谣言四起。在荣禄的政敌徐桐、端王、刚毅一派支持下，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刚毅前往南郊视察拳民武装，并予以“宣慰”。消息一出，“各国哗然”，军舰开始攻击大沽。

而此时的京城内，大栅栏商业区燃起不祥的大火，火势殃及前门。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内，“贝勒、贝子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师，乃哭昨日上谕之欲拿团也”，哭声汇聚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使朝廷继续坐视京城形势进一步失控。荣禄私下骂道：“这些王八蛋，要把义和延入京，谓其能打洋人，闹得如许烂。”

五月二十日，受前门大火的刺激，慈禧太后召集七十多名高级官员，表达战斗到底的思想。此时荣禄得到宝贝情报，来自江苏粮道方面的消息称，洋人开出四条议和条件，包括“天下兵马钱粮归其掌管、佛爷用洋兵保护”等四条。荣禄不顾幕僚反对，将情报送达天听，本想用这个后果刺激慈禧，使其转向缓和措施。没成想刺激过猛，反让慈禧坚定了开战的决心。据庭臣日记的描述，慈禧情绪激动地指示说：“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而八旗贵族“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此时的荣禄，“若再分辨，视为叛逆矣”，遂与盟友“洒泪而散”，去准备进攻使馆的工作了。

随后大沽陷落，开战已成定局。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清廷向各国公使发布最后通牒，命其二十四小时内离京。各国使节料想安全决难保证，没有行动。事实也证明如此，德国公使“可怜的克林德”二十四日早晨外出，在东单牌楼被枪杀。下午三点时间到，清国官民展开对使馆的进攻，“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五月二十五日，朝廷发布向十一国的宣战诏书，要“一决雌雄”。

有论者认为猛攻使馆五十六天而不下，与荣禄故意放水、对太后阳奉阴违有关，在停火间隙，荣禄还派人给洋人送去水果、蔬菜、鸡蛋和冰块。不过更进一步的考证表明，战斗不可谓不激烈，给使馆人员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以致“逃离德黑兰”的紧张日子甫一结束，将董福祥作为战犯处理就成为了列强的核心施压点之一。

这个关头，朝廷的红黑脸都由荣禄一个人来唱，角色尴尬。荣禄既要指挥难以节制的武卫军和无法节制的拳民武装攻打使馆，还要找一切缝隙释放善意，毕竟天津方面的联军节节胜利，拳民一触即溃，荣禄的嫡系部将也兵败自杀。

五月下旬，各地督抚疯狂致电荣禄询问京城形势，而直到五月底天津失陷前后，朝中主和派地位略有提高，荣禄终于可以说话而不被杀头了。六月初，东南大员终于收到了来自荣禄的回信，透露了事变前后荣禄在朝中孤立无援的状态：“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拳民追逐着贵族，贵族拥重着拳会，政治空气已经相当不正常也难以正常。

国运最低谷和个人最高峰

六月以来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使得荣禄显得有了先见之名，亲王贝勒开始恭维这位军机大臣：“汝可不可死，汝欲死是不如我死，全仗汝救国救民。”在给叔父的信中，荣禄透露了之前度过的艰难时期：“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通消息的效果非常好：“各使馆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着侄信，感激万分……昨又活捉一鬼，赶紧送回。”

好不容易拿住的“汉奸”，是教民金四喜，过程非常有戏剧性。本来金四喜被武卫军董福祥部抓获，即将处决，临刑前其头发中掉落一纸片，泄露了其使馆情报员的身份，董立即上报给荣禄，荣如获至宝。通过这些偶然的收获，荣禄让洋人感受到了清国官方的一丝残存的善意，为日后乞和与个人的保全留下了后路。

然而无可奈何，联军离北京近一寸，公使的腰杆就硬一分。七月初八荣禄最后尝试与列强提前议款，遭到拒绝，清方派出的谈判代表也开了小差，城下之盟在所难免。

七月二十一日，在联军准备进攻紫禁城的当口，两宫出逃西安。荣禄在兵荒马乱中如约来到紫禁城开会，发现太后同僚都不在场，慈禧出逃匆忙未来得及通知荣禄。不明真相的荣禄与崇绮“在紫禁城内相见大哭”。

随后荣禄奏报称“本拟收拾残卒，竭力巷战”，但是“见城中四处火起，喊杀之声大振，居民拥挤奔逃”，才放弃了抵抗计划，逃到了保定，开启了几个月的流浪大员生涯。最终靠东南督抚的极力拥护，才得以与两宫帝后汇合，重返中枢。

随着刚毅、李鸿章等人的病死，主战贵族的圈禁，荣禄最终得以位极人臣，执掌了行将就木的清帝国大权，在国运最低谷时站到了个人政治生涯最高峰。一年之后，慈禧移驾回京，彬彬有礼地向城楼上各国代表微笑致意，荣禄骑马随侍左右。

此时的荣禄也处于身心健康的最低点，妻儿病死，略园被烧，虽然有才干，懂权变，但在经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庚子之变后，荣禄再无超越慈禧视野范围的政治主张，他的历史形象也定格在了这一时期。当年鲜衣怒马笑看政敌问斩、俟后痛饮于酒肆的少年主事，终于变成了躺在炕上抽烟袋锅子听汇报然后不置一词的老油条。

后世视其为戊戌变法的扼杀者、庚子之变的罪魁、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刽子手，似乎并不冤枉？

“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

至1903年去世，荣禄“日奔鬼境取媚求容”，拜访外国使馆修复关系，邀请外国使节彻夜观赏京剧，“中外大联欢”。列强方面心知肚明：“对荣禄或对义和团骚乱负有重大责任的其他官员表示公开敌视态度，那是不策略的。”荣禄也心知肚明朝廷再无矜持的资本。

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庚子之变的荣禄，对教民案件极为重视，深知“教堂赔款无非摊派地方，疆吏责诸有司，有司敛诸百姓。闹教之罚愈重，仇教之怨愈深，故一案未结，一案又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谓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了不亚于革命家的深刻认知。

庚子事变之后，舆论对荣禄的评价进一步两极分化。诗人易顺鼎吹捧说：“斡旋补救，皆全仗吾师一人……试问使馆之保护，谁保护之？”严复向戊戌变法参与者张元济分析说：“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卒以保全其首领。然平心而论……则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

而维新党人夏曾佑在《申报》发表的最具影响的评论则完全是负面的，认为荣禄在庚子间用“首鼠两端之术”为“长保富贵之谋”，实在是王莽一类的大奸臣。

荣禄与维新一派的世仇始于戊戌政变。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康梁党人都相信是袁世凯和荣禄的告密导致了政变。而近二十年来的史料重建，证明了慈禧训政早有计划。而荣禄在政变后“尽一切力量”挽救新政成果也是事实。当时新旧大臣的分野并不明显，荣禄可算“体制内维新派”，甚至事后李鸿章也以“康党”自居，被革命家章太炎引为奇观。

华裔学者房兆楹评价道：“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作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通过观察庚子之变中荣禄的作为，可归入政治家之列无疑，并与其他朝臣有所区别。

同时扮演好奴才和政治家的角色看来并非易事。

参考资料：

《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忠文，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