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急转弯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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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好像跑进了扑朔迷离的大雾之中，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经济政策的走向是变了还是没有变。

4月中旬，战略新兴板的叫停，是第一个比较让人意外的信号，就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下，新公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删除了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的内容，这使得一批正手忙脚乱地拆VIE结构的中概股及互联网公司措手不及；

5月初，有媒体报道称，证监会正考虑限制中概股借壳回归，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中概股及A股壳资源概念股持续暴跌。5月10日，又有消息传言，证监会叫停上市公司跨界定增，涉及互联网金融、网络游戏、影视、VR四个行业，同日股市惨跌，到了周五，证监会发言人又出来否认了相关传言。

如果说，上述的几则新闻都只与资本市场有关，那么，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政论《开局首季问大势》更引发广泛的猜测，文中提出的诸多观点掀起轩然大波，有人甚至从字里行间猜想，宏观经济政策将出现重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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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历程上，宏观经济政策只发生过两次急转弯式的大突变。

第一次是1978年，从命令型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大转型，内因是执政路线的彻底改变，外因是石油危机下的全球制造业大转移；

第二次是1998年，从轻型化产业结构及内需模式向重型化及外向型经济的大转型，内因是轻工业的饱和，为能源及重工业的投资和城市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外因是东亚经济危机为“中国制造”打开一个突破口。

放置于长期的观察视角之下，当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急转弯式的变化。

第一是没有这个条件，第二是没有这个必要。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变革从来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共谋协同的结果，中央在信贷和货币政策上掌握了绝对的主导权，地方及民间资本在产业创新上担当主力角色。这种特殊的集权-分权模式，使得任何急转弯式的变化都不太容易发生。在客观条件上，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新技术革命都没有出现发生突变的“时间窗口”。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另外一条可供中国经济“急转弯”的新跑道，不但中国没有，恐怕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所有新兴国家也都没有。所以，当前全球经济都处在一个通货紧缩的苦闷期。

在必要性上，“十三五”刚刚开局，规划出台不足两月，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对于具体的某些政策，争论分歧自然难免，可是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倒重来，却似乎毫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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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于今日，中国经济自己与自己比，进入到了6%的新常态，所谓的L型曲线，是一种长期描述，而非中短期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则在通货紧缩的共同特征下，具备了供需错配的新条件。

供需错配是中国产业经济的痼疾，却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新的势能，因为有错配，所以才有适配的升级机会。去年底，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针对这一基本态势的战略判断。

不久前，我带了150位传统制造业的企业家去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展，在这个全球制造业的舞台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信息革命及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的冲击已进入到实用领域，中国企业的应用创新空间非常之大，中国企业家成为汉诺威最活跃和最受欢迎的一股势力。

在最近的一些言论中，有人把供给侧改革与创业创新热浪对立而论，实在是闷在家里幻想出来的“路线斗争”。在我看来，对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政商两界、中央地方，均没有太大的分歧。在整个“十三五”期间，中产消费群体的崛起与落后制造能力的淘汰将构成为最核心的命题，企业的成败、产业的颠覆乃至城市的兴衰，无一不与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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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主旋律之下，最大的分歧其实是对泡沫的理解和治理方式的争议。

中国经济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泡沫”，恐怕也是二战之后最绚丽和轰轰烈烈的泡沫。有两个景象，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担忧的：

其一，人民币的泡沫化。从2002年至今，中国的M2（广义货币总量）从不足20万亿猛增到140多万亿，人民币的发行量已超过美元，而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M2的年均增速仍可能是GDP的一倍左右。

其二，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雄冠全球，在深沪及新三板上，一家质量稍好的公司的市盈率动辄数十倍乃至百倍，而土地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形成了新的预期恐惧。

这一巨量泡沫会不会破灭，何时破灭，以何种方式破灭，人云亦云，今天恐怕没有答案。相比，另外一个更让人焦虑的现实问题是，在泡沫的持续生成过程中，它能否成为产业良性转型的“润滑剂”，以及哪些利益集团将成为实际受益者。中国经济的难题是内生性的和长期性的，就中长期挑战而言，从来不是能否发展，而是如何良性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