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税⑨｜为什么说数字经济下税制亟需调整

近年，以法、英等欧洲国家为代表，兴起单边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浪潮，也将征收数字税这一议题引入公众视野。目前，美国新的全球税改方案改变了OECD（经合组织）双支柱方案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初衷，全球数字服务税热潮有回落趋势。但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冲击传统的经济模式，带来税基侵蚀等挑战仍客观存在，并随着数字经济深入推进，对传统经济范式改造变革将更加深刻，现行税制体系与之适配性矛盾也将日益突出。从税收基本职能入手，阐述数字经济背景下税制调整的必要性。

评估数字经济红利的政府分享程度，保障税收的筹集资金职能。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是税收的基本职能，数字经济冲击传统经济模式，必然带来税基的新变化。以电子商务为例，数字经济“生产-平台-消费者”新模式变革了传统商贸的“生产-分销-零售-消费者”模式，对线下经销网络造成严重冲击，这也就意味着相应经销、零售等环节的税基被侵蚀。由于平台企业通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税收政策，政府可能面临传统经销环节税基侵蚀，而数字红利分享过程中又过度让利企业的局面。衡量评估数字经济企业税收负担合理水平，不应仅观察企业在现行税制下缴纳的税收规模，更应结合企业业务对传统业务的冲击替代，从行业范畴评估数字经济下行业整体税收情况，进而判断数字经济企业对税收的贡献情况。

构建数字经济区域、个人税费调节机制，保障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颠覆了传统的产业组织方式，对劳动力权益保障、地区产业布局与收入分配等带来新挑战。从个人层面，数字经济企业衍生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如快递、外卖、短视频等，需要警惕该类灵活就业岗位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风险。《劳动保护法》规定“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如延长劳动时间，需要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但灵活就业机制下，难以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权益，平台通过算法还能较大限度地提高从业人员劳动强度。当前税费体系下，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社保费等在该领域缺乏调控能力。从区域层面，当前税制下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收入差异的分化，数字经济企业产品服务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分离，税源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区，而相关企业的数据中心则大量布局在内蒙古、山西、贵州等地，中西部地区承担了数字经济的大量能耗，但难以分享数字经济产生的税收红利。

强化对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引导能力，保障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以电子商务为例，平台企业通过压缩经销等流通销售环节，衍生了巨额的数字红利，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企业与消费者通过价格的形式，共同分享该红利。由于平台企业的新增用户边际服务成本呈递减趋势，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平台企业天然具有垄断的趋势，而平台形成垄断后，在对上游制造企业与下游消费者的价格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攫取大额数字红利。

调研过程中，平台企业普遍强调要保护创新，认为征税会损害数字经济的竞争力。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竞争是在国家保护下的内部竞争，头部企业不能以创新为名，行垄断竞争之实，并规避税收应负之责。

（作者孟凡达、张淑翠来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