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郜元宝：学习鲁迅，坚持文化自信

为纪念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9月28日上午，上海作协在文艺会堂召开座谈会，上海各界学者、鲁迅研究专家代表、作家代表、评论家代表齐聚一堂，探讨鲁迅的作品和精神对当下的启示。鲁迅研究专家代表杨扬、郜元宝，作家评论家代表滕肖澜、黄平以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

人民视觉 资料图

1930年代中期流行一句话，“人谁不爱先生？”鲁迅的学生、朋友和读者崇敬爱戴鲁迅，这很好理解。有趣的是鲁迅的对手和敌人往往也会转变态度。大量纪念鲁迅的文章，许多就是被鲁迅骂过的人写的。四十年代初，当有人对鲁迅小说进行不甚妥当的分析时，站出来为鲁迅说话的，居然就有鲁迅的论敌之一陈西滢。

不排除某些投机者，迫于鲁迅的盛名，跑过来恭维鲁迅。但更多的还是真心折服于鲁迅的道德文章。日本鲁迅研究者竹内好说，1936年因鲁迅逝世，基本消弭了中国文坛的分裂；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鲁迅能赢得中国文化界长久而一致的崇敬，不愧为现代圣人。毛泽东主席给予鲁迅的评价，至今仍是经典之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有鲁迅而自豪，世界各国文化界也因为鲁迅而向中国投来赞许钦佩的目光。

疫情以前，“国际鲁迅研究会”每年都开会记念和研究鲁迅。疫情以后，我在线上也参加过好几场以鲁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许多国际友人的观点可以商榷，但他们崇敬爱戴鲁迅的心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谈起鲁迅，那种兴奋和喜悦，常常令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五四”以来，真正讲好中国故事，赢得海内外一直认可，鲁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现代中国人拥有文化自信，不仅因为历史上我们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也因为“五四”以后我们有鲁迅。鲁迅既是传统文化杰出的继承者与整理者，更是新文化伟大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我们讲文化自信，不仅要讲伟大的古典文化，也要讲以鲁迅所代表的这一百年来始终伴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同样伟大的中国新文化。

众所周知，鲁迅的谦虚是出了名的。我在《鲁迅全集》中找不到他有什么自吹自擂的话。经常被人引用的“肩起黑暗的闸门”那句话，其实是鲁迅向他那一代人发出的倡导，并非说他自己就做到了。鲁迅更多的是自我解剖与自我反省。实在必须从正面肯定自己的工作时，他宁可使用虚拟语态。比如说“要让中国好起来”，应该如何如何。这种虚拟语态在《全集》中也只用过两次。只有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充实的人，才会有如此彻底的谦虚。谦虚，其实就是文化上的自信。

但也有两次破例。一次是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说“五四”前后“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就是他本人。

另一次是1936年7月，冯雪峰在给捷克友人撰写的文章中认为，鲁迅和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一样，都“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鲁迅担心捷克人可能不知道屈原和杜甫，也担心自己因此会被某些人嘲笑，但他并没有把冯雪峰这句话给删掉。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是文学史叙述，鲁迅必须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五四”前后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确实是鲁迅。鲁迅不可能虚构一个谁来代替自己。这是第一次破例。第二次破例是面对国际友人，鲁迅不可能说中国新文学中断了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事实上，中国新文学在许多积极方面都跟古典文学一脉相承。鲁迅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述两个场合，都是客观情势让鲁迅不得不如实道来。这叫该出手时便出手。谦虚是自信，如实道来也是自信。这是自信的两种表现方式。但毫无疑问，鲁迅更多还是喜欢第一种方式，也就是用足够的谦虚来显示足够的自信。

鲁迅晚年的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认为，中国人有充分理由自信，但这绝不是像阿Q那样躺在土谷寺里浮想联翩的盲目可笑的自信，而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由此培养起来的切实的自信。

鲁迅晚年还有一篇文章《立此存照（三）》，讲中国人应该怎样对待外国人的评价。他认为如果外国人说对了，那就引以为戒；如果说错了，一笑了之足矣。关键要“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意思很清楚：第一要“自做工夫”，办好自己的事；第二我们心里要明白，“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而不必看别人的脸色。说的还是自信，即什么是切实的自信，怎样才能做到切实的自信。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一生的奋斗，就是从批判没有脊梁的阿Q式的盲目自信开始，最终落实到“中国的脊梁”真正切实的自信。

记念鲁迅，学习鲁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的自信。

我们不是鲁迅，不必强求像鲁迅那样自信。但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培养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自信。如果人人都有这一份自信，汇聚起来，就将是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