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为何国人看不懂艺术片还理直气壮？

戴锦华：拿“看不懂”作为理由，理直气壮地否认艺术、否认思想，这个历史太悠久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观众而言，前苏联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究竟意味着什么？

据说，2016年春天的北京电影节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套票一票难求，成为被哄抢的“爆款”。而在电影上映的影院里，人们却又在开场前刷剧评、在放映过程中睡着、在散场之后抱怨“看不懂”。

“看不懂就回去惭愧、回去学习，有什么脸在这儿喊‘看不懂’？你在告诉你全世界你的低能、弱智和愚蠢吗？为什么你要坐在影院里刷影评，让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看懂？拿‘看不懂’作为理由，理直气壮地否认艺术、否认思想，这个历史太悠久了。我年轻的时候，这在中国是非常强有力的声音——号称我们应该朝向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让他们看懂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社会不再是这样了，为什么高级、优雅的人还能理直气壮地说‘看不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上周在《雕刻时光》（俄语直译版）新书发布会现场这段高声发问，以其一贯的尖锐、直接、富有争议，在网络上广受转载。

现代艺术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著的《雕刻时光》堪称电影爱好者的“圣经”。相比13年前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的旧版，此次《雕刻时光》由俄语直译，译者张晓东是北京师范大学俄语文化研究者。他说“雕刻时光”是一个诗意化、浪漫化的译法，老塔所取的俄语书名，其本意更接近于“保存/封存时光”。

众所周知，上一版《雕刻时光》有着非常诗意的表达。但据凤凰网报道，张晓东在现场介绍，“实际上，塔可夫斯基在六岁的时候，他妈妈每天给他读托尔斯泰，他的文字的感觉非常托尔斯泰，他的俄文非常朴实、朴素、自然、平实，文字没有特别的修辞，没有缥缈、飘忽的感觉。”不过张晓东不否认塔可夫斯基有自己独特的诗意，因为“他的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极为相似的，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他的诗意是和高晓松他们的‘诗和远方’是截然相反的。”

而我们在怀念电影大师层出不穷的黄金时代，或许更应怀念那个年代的观众。新京报书评周刊在报道中提及，在北京电影节上被不少影迷归为“看不懂”一类的《镜子》，在1975年曾让整个莫斯科为之沸腾。一位高尔基市的女士致信塔可夫斯基说：“您知道吗，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凝视着被您的天才所照耀的那块屏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列宁格勒的一位工人在来信中写道：“关于这部电影我没什么好说的，我靠它活着。”为什么一部在40年前连苏联工人和主妇都可以看懂并赞美的电影，在40年后的北京造成了许多困惑？并且，什么叫做“看懂”呢？戴锦华说，对于塔可夫斯基想要表达的东西来说，能看懂的观众的确不多。更为重要的是，“当你面对一部电影，要先用你的心去体会，而不是要即刻就翻译成一种所谓理性的逻辑。”

她还提到，在塔可夫斯基、伯格曼、费里尼、安东里奥尼的时代，所有电影都是在四五百人的大影院放映的。“每一部新片的放映都是节日，一票难求。在六七十年代，全球票房TOP50一半以上是这些大师的电影。”在戴锦华看来，彼时的观众是弥足珍贵的，“那帮观众知道自己不光是花钱买乐的，而是去学习的、去跟艺术相遇的，跟进入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是一样的状态和心情。另外，那个时候人们相信电影，相信电影不光是艺术，也塑造着我们的社会和未来。”

而今天的我们不仅失去了在影院与艺术相遇的机会和情绪，更对艺术电影展开拒绝与诋毁，这让戴锦华感慨不已，“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变得更愚蠢了，不光更愚蠢，同时我们更自以为是了。误读永远存在，看不懂永远存在，批评永远存在，但是要去观看电影本身。我们今天就是根本拒绝艺术电影。拒绝也就罢了，你有你选择的权力，可怕的是，转回头来，那些从来没有看过艺术电影的人说，艺术电影是在装*，或者精神手淫和精神俯卧撑。我觉得这是时代的悲哀。”

发布会现场还展开了一系列关于电影本质与电影教育的讨论。看不懂电影还理直气壮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缺失。“电影教育是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作为一般的艺术教养和艺术修养，在中国还远远不够，甚至很差。”所谓电影教育，并非高校电影系培养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而是一个丰富而多元的电影生态、一个让观众通过观影形成自己对于电影美学认识的文化环境。当代城市的多厅影院已经失去了其原本该有的职能，为了院线盈利，常常是四五个厅几乎同时放映同一部电影，我们观看“单一的、娱乐性的、消费型的”电影，而不是“多元的、丰富的、世界各国的”的影片。

公平的高考招生何以可能？

无论“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是“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其实已成为多数国人的价值共识，但为何具体政策落实会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应呢？

首 先，政府部门在公布决策时缺少配套的详细解释。正如微信公号“人民日报评论”发表的文章所言，这一现象提醒决策机构，在出台关乎千家万户的公共政策前，应 做足文章，多做调研，把工作做在前面；缺少谋篇布局，一旦成文就可能被误读。“比如，调整高考招生指标，依据何来？同是教育发达省份，指标为何悬殊？如果 打开窗户说亮话，事先拿出精准的数据研判，遵循公平合理的程序正义，也许就能平息舆论，疏导民意。”

这篇名为《高招指标调整：以程序正义协调好各方利益》文章还提及，当前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勃兴。这也提醒决策者，公共政策越是初衷良善，越需要在与民意互动中找到最佳切入点，在多元利益主体的纷纭表达中找准平衡点，以及把握中最佳发布时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也认为，这件事会给政府教育部门教训，“政府部门不能只公布总体数据，不对数据做进一步解释”。在政府部门看来，既然是推进高考公平的好事，因此，公布的调整计划数量越多，越能展现政绩，而忽视了本省考生和家长的感受。

其 次，政策制定过程缺少公众参与。“涉及那么多家长和考生的切实利益，为什么不听取公众意见？对决策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评估了吗？”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 教授陈越峰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分析，公众参与难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认识错误，行政机关认为调整计划是一个内部的行政行为，因此不需要公众参 与，实际上计划的调整有直接的外部影响，涉及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 第二，观念陈旧，认为政策制定中的信息，是过程性信息，不应公开，担心政策制定过程中即听取公众意见，可能导致政策无法顺利出台，从而进行“政策突袭”或 “政策闯关”。

也许，公众参与并不能彻底解决公众对政策本身的质疑，但是，至少可以听取不同意见。陈越峰认为，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论证，听取公众、专家、地方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才可能使政策的接受度、可行性更高，政策执行后的效果才能更好。

那 么，应该如何改进现有高考招生制度呢？熊丙奇强调，必须打破现在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全国统一高考+高校自主招生”架构。改变目前高校招生指 标分到各省、各省按户籍报考的做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生在任何地方可自由报考，再以统一考试成绩去自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

法 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陈振铎显然对这类解决方案心存疑虑。他在发表于FT中文网的《高考招生：资源稀缺下如何尽量公平？》一文中指出，目前中 国教育资源稀缺且分配严重不均，高校学术自由、声誉和信任尚未建立起来，社会本身对腐败监督无力（如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腐败丑闻）。在这种 情况下，参照美国模式完全由高校自主招生，并不现实。

事实上，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早就对大学招生制度进行过深入考察。他首刊于《中外法学》 2011年第2期的《中国大学招生指标制度的合宪性分析》一文由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新近刊发，获得二次传播。他在文中建议，从行政成本的角度考虑，高考 还是应该采取全国统一命题，但是录取方式可以借鉴研究生考试——名副其实的各校“自主命题”，但由于录取线在原则上对各地考生统一，因而研究生录取并不存 在本科招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保证符合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成本效益和多元化的最佳结合。

张千帆认为高等教育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个堡垒”，只不过权力下放使之从中央计划转变为地方计划。高等教育的地方化虽然也一时促进了教育模式多元化，但是这种有限的进步是建立在地域歧视基础上的。要扭转这种趋势，仅依靠高等教育改革是不够的。

“归根结底，要缩小乃至消除全国教育资源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最终必须从基础教育入手，取消城乡二元制度，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并通过中央财政为各地义务教育保证一个基本底线。然而，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