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污染困扰新疆：近六千万亩农田年使用地膜25.5万吨

新疆是棉花大省，这里的农民因棉花而增收，却也因棉花的生产方式而受伤。

上世纪80年代，新疆棉花单产低于全国18%—20%。到了2015年，新疆棉花单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6%。这一指标的迅速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膜的使用。但农田地膜经过30多年大范围、大面积使用，残膜逐年增多，地膜效益和污染加剧的矛盾渐趋尖锐。

开展废旧地膜综合治理，拒绝超薄地膜生产销售使用，规定残膜100%回收

新疆的棉花，大约有2/3的种植面积使用地膜。据统计，覆膜平均使棉花增产16%，而覆膜20年的棉田残膜却会使棉花减产12%，增产部分几乎被残膜危害和地膜成本抵消。

“目前使用的地膜主要成分是聚乙烯，它在土壤中极难分解。大量残留在土壤中的地膜不仅会破坏土壤结构，也会阻碍土壤中水分和养分的运输，导致土壤环境恶化，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导致减产。”新疆农科院土肥所所长王新勇说，据调研报告显示，当土壤中残膜量达到每亩3.5公斤后，棉花会减产11.8%—22%。而且种子若播在残膜上，烂种率和烂芽率也会大大增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新光表示，残膜的危害现在能被观察到的只是农作物减产，但会不会对地下水和土壤产生其它形式的污染，眼下尚缺乏长期和系统的跟踪研究。

“2013年我们测算新疆地膜覆盖农田中每亩的地膜残留量是16.88公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到5倍。经过两年多治理，现在残留量应该有所下降，但新疆依然是我国土壤‘白色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董新光告诉记者。

据初步统计，新疆地膜覆盖面积大约保持在5900万亩（含兵团），年使用地膜约25.5万吨左右，但年回收使用率不足10%。董新光说，残膜污染已成为制约新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隐患之一。

为破解这一难题，从2012年开始，国家在新疆实施了农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先后在新疆46个县市开展了农田废旧地膜污染综合治理。到目前为止，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3.49亿元，重点用于支持企业进行厂房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加工设备购置以及残膜回收站点建设等，以提高新疆废旧地膜回收和再利用能力。

从今年5月1日起，新疆正式实施农田地膜管理条例，不但拒绝超薄地膜生产销售使用，并规定废旧地膜要做到100%回收。

两大难题制约残膜回收：高效机械回收技术难突破，回收后二次利用成本高、收益低

专家分析，残膜回收目前面临两大难题。“首先面对的瓶颈是高效机械回收技术难以突破。”王新勇说，新疆使用地膜的种植作物有玉米、土豆、棉花、瓜类等，覆膜方式既有一膜四行，也有一膜两行，品种和模式复杂，单一型号的回收机械无法适应，复合型号的机械因研发难度大、使用率低等原因又难以进入市场。

回收后二次利用成本高、收益低也是残膜治理之痛。董新光说，再生利用一般用于生产滴灌带，但回收残膜生产滴灌带的成本大概是0.15元/米，而直接用原材料生产的成本只有0.09元/米，残膜处理加工后价格上没有竞争优势，过程中还会产生二次污染，生产企业无法靠市场效益支撑发展，只能依赖政府资金扶持。“但企业自身难以盈利，仅靠这些资金支持，难以实现可持续经营，生产积极性不高。”王新勇说。

为了促进残膜回收，新疆在聚乙烯地膜的厚度上制定了地方标准，要求达到0.01毫米以上，“聚乙烯地膜国家标准是0.008毫米±0.003毫米，为降低价格，目前使用的都是比较薄的，回收难度大。”董新光说，厚度增加，回收机械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会大大增加回收率，回收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充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

可降解地膜能使部分作物实现增产，但也存在价格较高、增温保墒效果不够好等问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2013年启动可降解地膜的试验示范，2014年、2015年在84个团设12个示范点，示范面积达10.6万亩。

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林介绍，经过试验示范，发现在棉花之外的作物种植上，可降解地膜效果比较理想。比如土豆种植，与聚乙烯地膜相比实现了5%—6%的增产。但在棉花种植上，却减产10%左右，“试验证明目前的材料是可以被降解的，其性能可以被农业利用，但是与聚乙烯地膜相比，其增温保墒作用还存在缺陷，需要继续研究。2016年要进行1万亩左右的试验，主要采用不同材料之间‘多层共挤’技术，实现性能叠加，以提升强度和增温保墒作用。”

但真正大面积推广可降解地膜，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其它难题。新疆润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两年一直在做可降解地膜推广，总经理汪来顺有点犯愁：“只靠企业来推广太难了，农民不考虑污染问题，只会考虑价格，目前喀什0.005毫米的聚乙烯地膜销量最好。”

喀什地区疏勒县巴和齐乡6村农民穆泰力普•亚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聚乙烯地膜一公斤10元钱左右，厚度0.008毫米的地膜，每亩地用量大概是3公斤；厚度0.005毫米的，每亩地只要2.5公斤，生产成本25元。但可降解地膜要比聚乙烯地膜贵1倍，而且可降解膜的强度低，容易断裂，需要通过增加厚度来解决，厚度增加自然要增加用量。“对我们农民来说，这是不小的负担。”

另外，正因为“可降解”，必须以销定产。“当年销售不出去，第二年就无法使用了，对企业而言，又是一重压力。”汪来顺说。

但在王林看来，价格并不是问题，“目前的价格是试验阶段的，并不是经过市场竞争后的价格，在大规模推广开之后，市场会将其调节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我们所说的可降解地膜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氧化生物降解地膜，另一种是全生物降解地膜，目前新疆使用的基本还是氧化生物降解地膜。”王新勇说，这种地膜在降解过程中会产生5%的聚合物，“关于这5%的聚合物，现在学界尚有争论，不确定它最终能不能完全降解。”全生物降解地膜大概会在50天之后开始降解，但对于新疆使用地膜面积最大的作物——棉花来说，至少需要70天覆膜完整期，这一技术难题目前也依然有待破解。

使用可降解地膜是大势所趋，既要加大开发力度，也要加快改进残膜回收技术

董新光告诉记者，在花生、玉米等多根系作物种植中，因为残膜回收难度更大，应鼓励使用可降解膜。但由于不同环境下降解速度不同，不同作物对可降解的时间要求也不一样，整体大面积推广尚需时日。“一区一种一配方是最终的目标。”

他认为，企业和科研单位应加强实验，“技术上有进一步提升和创新的空间。”他建议培育龙头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综合实验和应用推广；设立生物降解地膜专项发展基金，扶持生物降解地膜企业、行业发展，从研发、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对生物降解地膜的生产企业实行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对此持相同态度，他认为可降解地膜将来应该达到这样的要求：2年之内完全降解，不留下任何有害物质，增产效果达到或接近聚乙烯地膜，通过改进工艺或规模化生产，降低价格。

“使用可降解地膜是大势所趋，要加快开发力度。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残膜回收的前景依然广阔。”作为农业机械设计制造专家，陈学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残膜回收机械研究。“对机械的要求是操作不能太复杂，回收效率要上得去，回收的残膜达到综合再利用的标准。”

除此之外，陈学庚认为还要加强全民的农田保护意识，“欧洲的地膜覆盖面积有700万—800万亩，但他们不存在残膜污染问题，就是因为农田保护意识比较强。应当建立适当的政策、法规，通过政策引导和法律约束，来实现谁使用、谁增产、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