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良诞辰100周年：蒋家最神秘的“第一夫人”

在近代中国，蒋氏家族出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家族显赫、学识卓越、能力非凡，在政治、外交活动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而另一位则孤儿出身、心地善良、低调平凡，在家庭中成为贤妻良母。前者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后者则是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蒋方良终其一生，远离政治，甘愿在家相夫教子，做一位低调的“家庭主妇”。她的低调，反而给外界增添了“神秘感”。

爱上尼古拉

蒋方良的原名叫芬娜•伊芭提娃•瓦哈瑞娃，是一位白俄罗斯人。她自幼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长大。1933年，17岁的芬娜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乌拉重型机械制造厂工作。也就是在乌拉重型机械制造厂，她爱上了一位名叫尼古拉的小伙子，他就是蒋经国。

其实，蒋经国与芬娜相爱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蒋经国认识了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然而，他们的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冯弗能就回国了。之后，蒋经国遭遇各种打击，甚至流放，吃尽了苦头。直到1933年10月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制造厂后，他的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

对于蒋经国与芬娜的相识，外界有着多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芬娜在晚上回家路上遭遇了歹徒，恰好被蒋经国遇见，于是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也有人说蒋经国在艾尔它金矿生病昏迷，恰好被芬娜遇见，于是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故事。不过，根据蒋经国的回忆，他们并没有这样一段浪漫的经历。芬娜分配到乌拉重型机械制造厂当工人时，恰好和蒋经国在同一个车间，成为蒋经国的下属。他们两人，一个远离家乡，和父母完全断绝联系，一个是父母双亡，孤儿出身，可谓同病相怜。当时的芬娜是位漂亮而又平常的女孩，与其他热情开朗的俄罗斯女孩相比，她身材瘦长，娴静、温柔，不乏中国江南女子的甜美。刚开始，蒋经国由于身在异国他乡，加上特殊的家庭背景，对芬娜并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觉得和芬娜在一起精神上没有压抑，非常轻松愉快。而芬娜被也蒋经国那种身处逆境仍能刻苦努力、奋发向上的精神所感动，也乐意和蒋经国在一起。蒋经国说：“在工厂内，她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我每逢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然而，他们的恋爱并非一帆风顺。1934年8月至11月，蒋经国再次遭到苏联内政部的监视。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蒋经国除了工厂与宿舍，不能会见任何人，包括芬娜。这种漫长的煎熬，反而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当监视解除后，芬娜决定嫁给他。她对蒋经国说：“尼古拉，不管以后你在哪里，我都会等待你。无论什么磨难都不会把我们拆散。” 1935年3月，蒋经国与芬娜在苏联当局的批准下正式结为夫妻。

结婚后，他们生活贫穷，但很充实。蒋经国后来说：“我们居住的房间只能容一床一桌，每每为臭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一月难有一小块牛肉吃。我夫妻皆自食其力，虽困难而值得回忆。”1935年底，芬娜为蒋经国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爱伦，即蒋孝文。孩子的出生，为他们这对患难异国情侣，增添了快乐与幸福。

贤良慈孝

1937年3月，在斯大林的批准下，蒋经国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结束了他长达12年的苏联生活。他说：“这12年给我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不会淡忘。”作为蒋经国的妻子，芬娜带着儿子爱伦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起初，蒋介石对这位儿媳妇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念她在苏联对蒋经国的照顾，另一方面又对她的出身与学识略感遗憾。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给这位异国儿媳妇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芳娘”。回到溪口后，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认为“娘”字不合辈分，又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那时的蒋方良还是一个率直、羞涩、单纯的女子，身处异国他乡，语言又不通，除了相依为命的丈夫和孩子外，她和自己的祖国苏联以及亲友完全断绝了关系。为了让自己能融入中国，蒋方良不得不入乡随俗，穿上中国的旗袍，开始接受中国的习俗，学习中文和宁波话。在溪口，蒋方良甚至帮衬婆婆毛福梅下厨做饭，学做宁波菜。

在传统中国，婆媳之间往往最难相处，而蒋方良却要面对两位性格、学识、能力悬殊的婆婆。好在她来自异国他乡，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两位婆婆对她反而颇为体谅与爱怜，双方关系也比较融洽。毛福梅去世后，蒋方良与宋美龄相处的时间逐渐增多，双方的亲情日渐加深。1943年，蒋方良和蒋经国一起接受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自此，她与宋美龄的关系更加和谐。到了台湾后，凡是过年过节，以及蒋介石或宋美龄的生日，蒋经国和蒋方良一家大小都会到士林官邸，举行家庭宴会，共享天伦之乐。

与宋美龄热衷政治不同的是，蒋方良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始终遵循传统中国的妇道。事实上，蒋方良内心也很清楚，蒋经国非常讨厌夫人干政，因而她几乎不参与蒋经国的任何政务。起初，一些不明就里的官太太试图通过蒋方良为她们的丈夫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然而，她们几乎无一不是以失望告终。除了到机场迎送出国访问的蒋经国，或者陪同蒋经国出席必要的政治活动外，蒋方良一般很少公开露面。很长时间，外界对她的情况鲜有了解。蒋经国接任“总统”后，蒋方良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依然极为低调。起初，新闻报纸在报道她时，将她称为“蒋夫人”。她得知后，立即派人通知相关部门，希望不要称她为“蒋夫人”，以示对婆婆宋美龄的尊重。之后，新闻媒体也就改称蒋方良为“经国先生夫人”。宋美龄对蒋方良的孝顺非常满意，她曾多次对蒋家子女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对待你们的母亲。”

可以说，自从进入蒋家，蒋方良就一直努力以贤良淑德的中国妇女标准来塑造自己在蒋家的形象。她善良、孝顺、低调的品格赢得了蒋介石的赞赏。1966年5月15日，蒋方良刚好50岁生日，蒋介石亲笔书写“贤良慈孝”四字赠送与她。蒋方良对公公蒋介石同样也是非常敬爱，称蒋介石为“阿爹”。据蒋孝勇回忆，蒋介石逝世这天，蒋家上下都随侍在侧。蒋方良突然问蒋经国：“我能不能亲阿爹一下？”蒋经国当即说：“可以，当然可以。”蒋方良就上去亲了蒋介石的面颊一下。

面对蒋经国的婚外恋

蒋经国与蒋方良是在患难中相爱的，因而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对此，蒋方智怡曾说：婆婆很聪明，而且是睿智的。公公在世时非常疼爱她。每次在官邸吃饭，公公进了家门，老远地就一路“方！方！方！方！”地叫着过来。而在蒋方良的心目中，也是永远把丈夫摆在第一位。

然而，在赣南时期蒋经国却与章亚若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婚外恋。对蒋经国这段婚外恋，蒋方良到底知道多少内情。蒋孝勇生前曾说，当初在赣南时蒋经国常常带部属和朋友回家，章亚若也去过，所以蒋方良认识她。事实上，章亚若不仅去过蒋经国家，而且教过孝文国文，甚至还教过方良京剧。因此，蒋方良和章亚若的确有过一些时间的接触。

章亚若出生于书香世家，在古文诗词、书写字画、唱歌唱戏方面都有相当的功底，因而在中学时就被称为“才女”。蒋经国在赣南主持“青干班”时，她很快就在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成为蒋经国的兼职秘书和得力助手。多年之后，王升回忆说，章亚若“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当时是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

当时，蒋经国的“太子身份”和建设新赣南的壮举，很快赢得了不少年轻貌美女子的芳心，有两位女大学生甚至给蒋经国写情书。然而，蒋经国对她们毫不动心，却爱上了已经离异的章亚若，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他们分别以“慧风”、“慧云”相称，寓意“风云际会”、“风云不离”，可谓情深意浓。1941年夏，章亚若怀上了蒋经国的孩子，并于1942年农历正月，在广西桂林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蒋介石虽然按照家谱辈分给两个孙子取名为“孝严”和“孝慈”，却让两个孙子跟随母姓。章亚若在医院暴病身亡后，蒋经国将双胞胎交给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抚养。1949年，在蒋经国的安排下，周锦华带领章孝严、章孝慈迁往台湾，落户新竹。之后，蒋经国虽然委托王升定期给他们一些生活补贴，但直至逝世一直未能公开相认。

正常而言，丈夫卷入这么深的婚外情，妻子肯定会有所察觉的。蒋方良虽说是外国人，但也不可能浑然不知。蒋孝勇认为，蒋方良对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恋情是有所耳闻的，但她仍相信蒋经国。蒋方良和蒋经国从来没有将此事说破。即使到了晚年，事情已经久远了，两人对此也绝口不提。然而，蒋方良对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却始终不知，以至蒋经国逝世后台湾电视媒体争相炒作章孝严兄弟“认祖归宗”的新闻时，蒋方良曾十分困惑地指着电视问蒋孝勇：“孝勇，这是怎么回事?”显然蒋方良是不知情的。为了不伤害蒋方良，蒋孝武、蒋孝勇曾对章孝严、章孝慈表示，希望他们能在蒋方良百年之后再“认祖归宗”。

悲凉的晚年

初到台湾时，蒋经国和蒋方良一家住在台北长安东路18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他们房子周边已经建起了许多高楼大厦，居住环境日益复杂。1968年2月2日，蒋介石刚好到蒋经国住处附近视察，发现蒋经国的住处存在安全隐患，当即吩咐“总统府”为蒋经国另找住处。对此他在日记中说：“经儿住所应即迁移，该原处易被敌人暗算也。”因此，蒋经国一家之后就搬到了大直七海官邸。

其实，无论是在长安东路还是在七海官邸，蒋经国和蒋方良的住所都很简朴，家具更是陈旧，饮食方面也很普通。有贵宾来访时，蒋经国还会亲自到厨房端菜，因而凡是到过蒋经国家做客的人，无不感叹其清廉与俭朴。蒋方良出身穷苦人家，对生活本来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可以说，蒋方良和蒋经国一生都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蒋经国与蒋方良共有四个子女，依次为蒋孝文、蒋孝章、蒋孝武、蒋孝勇。在四个子女中，蒋经国和蒋方良最宠爱的是女儿蒋孝章。孝章是一个非常善良单纯的女孩，只可惜个性很强。她在美国读大学时，爱上了“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俞扬和比她大18岁，又离过三次婚，因而他们的结合遭到蒋经国和蒋方良的强烈反对。据官邸侍卫回忆，当蒋经国得知女儿孝章与俞扬和在美国结婚的消息后，气得将餐桌掀翻了，蒋方良则在躲到房间里痛哭，用头撞床柱。外界曾传说，宋美龄完全支持蒋孝章的婚姻。然而，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宋美龄对孝章的婚事也颇为不满，认为孝章大学未毕业就结婚是她平生的一大憾事。蒋介石也报怨说：“经儿夫妻对子女溺爱过甚与爱心太切。”

其实，爱子太切的不是蒋经国，而是蒋方良。由于蒋方良对政治毫无兴趣，所以她把心事完全放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而蒋经国非常忙碌，他喜欢深入民间，走访普通百姓，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他走遍了台湾全省320个乡镇。即使在家，他也经常忙着处理公事，难得有时间陪蒋方良和孩子游玩。在四个子女的心目中，蒋方良是一位真正的慈母，而蒋经国却是地地道道的严父。他对儿子期许很深，却又没有时间和耐心管教，有时还会非常粗暴地惩罚他们。此时，蒋方良往往成为子女的守护神。

1987年，长期患有糖尿病的蒋经国不得不以轮椅代步，健康急剧恶化。在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不离左右。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坐在轮椅上的蒋方良始终不愿意相信陪伴她半个世纪的丈夫已经离开了，她双手抚摸着经国的脸颊，亲吻着经国的前额，呢喃地呼唤着经国的名字。然而，她再也听不到蒋经国的回应了。此后相当长的日子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

然而，当蒋方良尚未从蒋经国逝世的悲哀中走出来，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自1989年至1996年，在这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儿子孝文、孝武、孝勇也相继在荣民总医院过世，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加诸于蒋方良的身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击倒蒋方良，她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在蒋孝勇弥留之际，白发苍苍的蒋方良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管来到儿子的床前，轻声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并告诉他：“我会好好的。”当时，在场的亲友和医护人员闻之无不凄然泪下，他们都为这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太所遭遇的不幸感到难过。儿子们的英年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