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会议20岁难掩定位尴尬，看外媒如何理解中国

 “你觉得自己了解中国吗？”

“我不敢说我了解，以中国的复杂程度，4年时间还远远不够。”

当澎湃新闻记者把问题抛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驻华记者斯蒂芬·拉加德（Stéphane Lagarde）时，他如此回答道。

斯蒂芬体型微胖，在广州闷热的天气里，开始大量出汗。“我想我需要去去火，普洱茶最合适了。”说着，他走进一家超市，娴熟地用中文对服务员说道，“你好，可以给我试喝一下普洱茶吗？”斯蒂芬最后买了两大包茶叶，“你知道，在我接触过的驻华记者里，没有人来了中国生活以后还说不喜欢中国的。”

他的观点代表了上百名来华参加“亚欧互联互通媒体对话会”的亚欧记者中的一种看法，但背后所隐含的命题——外国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理解”和“误解”——恰恰是本次会议上被反复提及的话题。同时，这种“理解”与“误解”——亚欧之间所广泛存在的——也是即将在7月于蒙古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欧会议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务实还是务虚，这是个问题

亚欧会议即将迎来其成立的第二十个年头，但“目前，亚欧会议走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点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坦言：“分歧在于：欧洲方面主张务虚，把亚欧会议当作一个交流的平台；但中方主张务实，希望能有更实质性的合作出现，特别是借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良好机遇，亚欧会议应该发挥更直接有用的作用。”

但亚欧会议的高官、新西兰驻日本使馆副馆长彼得·凯尔（Peter Kell）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亚欧会议是亚欧政府间的官方交流平台，不能与其他地区性的组织相混淆，这个平台应该关注人与人层面的沟通，探讨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问题。”

“太虚！”崔洪健直接点出，“欧洲希望推行其价值观，但价值观需要载体，只有在合作共事、交往中产生的价值观才有其价值。互联互通连接的是什么，需要有具体的东西。”

对于本次会议的主题互联互通，瑞士媒体俱乐部主席吉·麦当（Guy Joseph Mettan）用了一个更直接生动的例子阐述了他的理解：当美国的企业在瑞士收购公司时，这被视作一种自由，但如若是中国在瑞士进行收购，瑞士人的反应大不一样，把这看作是一种威胁。

“这就是互联互通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除这种扭曲的形象。”麦当说道，“西方缔造了自己的价值观，认为它们应当为全球所共享，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明。”

“从概念上我们也都认同这些价值观，但是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其自身的经验，问题是如何坐下来互相交流，在双方的经验之上，去找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崔洪健对澎湃新闻表示。

简言之，欧洲希望推行一种“普世价值”，但中方更愿意谈论“共同价值”，这种价值观上的根本分歧导致欧亚会议眼下裹足不前。

“不是每个国家都认同并且适用他国的价值观，我们应当消除歧视。”瑞士媒体俱乐部主席吉·麦当说。

对华报道的分歧和冲突

具体到西方媒体的在华报道工作，这种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同样有着激烈的案例。

2015年年底，法国《新观察家》驻京记者郭玉（Ursula Gauthier）的记者证件未获续签，于2016年1月1日前离开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随后表示，郭玉于11月18日发表报道，公然为恐怖主义行径、为残忍杀害无辜平民行径张目，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公愤。郭未能就她为恐怖主义行径张目的错误言论向中国民众作出严肃道歉，已不适合继续留在中国工作。

“要理解中国，理解她的文化很重要。”全俄国家广播公司历史频道的主编杰尼索夫（Alexey Grigoryevich Denisov）对澎湃新闻表示，去年他刚刚完成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合作，拍摄了一部讲述中俄历史文化的纪录片，“在孔夫子的哲学里，家庭本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和西方强调的独立个体的价值观很不同。如果你不了解这种文化和哲学观，就很难理解很多背后的背景，报道就会浮于表面。”

麦当认为，和谐的概念在东西方世界的认知里存在差异。在中国、日本的文化里，和谐在于强调个人与群体的联通关系，但欧洲人视个人主义为上，蔑视集体主义。

“在中国，拥有一个中文名特别重要。中文里，每一个字都有其丰富的意义。很少有人姓柯，同样的姓氏会让你有种找到同族的家人感。”来自爱尔兰的驻华记者Clifford向一位保加利亚记者介绍道中国社会里个人寻求群体认同的重要性，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柯福德。

凭着在华长达十多年的生活体验，柯福德有着敏锐的嗅觉，他不像斯蒂芬那样轻易外露他与中国的情结，而更像是已经习得了中国文化里微妙的处世哲学——不动声色的内敛与采取行动前的静观默察，尤其是对某些相对敏感的采访选题。

“你最近在关注什么？”

“重庆的留守儿童。”

“批评不等同于反对”

在中国社会快速变革的过程里，西方媒体倾向于捕捉一些主流之外的故事，进而放进更宏大的国际视野里，由于往往负面，因此时常引发“歪曲误解”的争议。

“我们之所以反感这些报道，是认为他们缺少了一种复杂性，我们希望的报道是可以更全面的，而不是标签式的。”崔洪健认为，另一个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还不太适应这种批评的环境与文化。”

“俄罗斯被描绘成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但我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你不需要管别人喜欢不喜欢你，要走自己的路。”杰尼索夫告诉澎湃新闻，就在会议前的晚宴上，杰尼索夫与一名罗马尼亚记者为克里米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在经历了前苏联的解体和关于国家自我身份的挣扎后，杰尼索夫已不屑于“西方人制定的规则”，“俄罗斯曾经在关于是否西方化的斗争里被拉扯得很厉害，我们也经历过一段迷茫期，但要记住，一个国家绝不能丢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教另一个国家该怎么做。”他说。

欧洲智库机构“欧洲之友”政策部主任莎达（Shada Islam）则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说得太少”。她以不久前发生在比利时的反中国钢铁倾销游行为例提出，中国应该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多试着沟通，不要任由误解（滋生）。首先承认这确实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钢铁供应过剩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应该站出来指出这一点，消除别人的误解”，她告诉澎湃新闻。

“我们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西方）这种批评文化，”欧洲问题专家崔洪健也强调，如何有技巧性地回应非常重要，“从前我们反感欧洲拿概念来压我们，我们现在要警惕的是，不要反过来做一样的事。”

“我们的反驳需要找一种平衡，这个平衡是，允许你批评，只要不是造谣，但是你可能不了解真相，或者考虑问题不全面，那么我来纠正”，崔洪健说。

莎达认为，批评并不等同于反对。她举例称，尽管欧美关系亲近，但是相互抨击起来，仍不留情面，比批评更可怕的是视而不见。

这或许恰恰是眼下亚欧会议面临的困境。“没人知道亚欧会议是什么，即便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方，在广州，普通人也不太知道”，《越南与世界报道》主编邓春永（Dang Xuan Dung）一针见血点出了亚欧会议的问题。

无疑，亚欧会议期待通过中国的助力，扩大会议的影响力。作为本次媒体对话会的承办方，广州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进行推广：公交站上关于本次会议的广告大幅霸占了整个版面，《广州日报》头版也及时刊登了会议举行的消息。

但诚如亚欧会议高官、新西兰驻日本使馆副馆长彼得·凯尔所言，“什么是亚欧会议”，仍需要界定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