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

关于杜甫的生卒年，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和新、旧《唐书》本传等早期文献中，不但语焉不详，而且颇有龃龉。经过历代学者仔细甄别，总算把生年确定为公元712年。至于具体日期，从宋人吕大防、鲁訔、黄鹤，到清人钱谦益、仇兆鳌、杨伦，乃至近人闻一多、朱偰、冯至等，诸家所撰年谱、传记都因史料无征而付之阙如。直到195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纂的《杜甫年谱》，在“公元七一二年”条中才正式宣布：“正月一日，杜甫生于河南巩县东二里之瑶湾。据《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公生于是年正月。’天宝十载《杜位宅守岁》诗云：‘四十明朝过。’又大历三年正月《元日示宗武》诗云：‘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据此可定其生日是在元日。”这一年恰逢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如果杜甫真是在正月初一降生，那么宋人王禹偁所说的“子美集开新世界”（《日长简仲威》），无疑又将平添几分特殊的意味。

在这本年谱前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刘孟伉所撰《简介》，称“此编于杜甫生平及杜诗各篇写作之时地，无不详加考订，期于至当，按年系谱，一目了然”，对自家人态度之谨严及考证之翔实都相当自信。《凡例》中也强调“编者写此初稿时，语语求其有根据，处处求其合史实，无可考者从阙，不可决者从疑”；特别批评前人“于杜甫之生日，皆付阙如”，而“兹编则于生日问题，依新提出之证据，已可能得一解决”。足见发现杜甫的生日，正是编纂者矜为创获的重要成果。在1961年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第二年——也就是他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编纂者虽不能预知此事，但能考证出确切的出生日期，实可谓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不过年谱的主要证据就来自杜诗，为何千百年来无人据此推阐，难免令人疑窦顿生。客居美国的洪业率先提出质问，他在1962年的《南洋商报》元旦特刊上发表《我怎样写杜甫》，介绍自己撰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的体会。在该书第一章中，他曾明确表示：“我们没法知道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是季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曾祥波中译本）对新的发现当然会格外关注。可他并不赞同此说，认为《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之类“稍加考证，便露出作伪的痕迹来”，而“正月初一日的拜寿，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寿；不是母难、生日的寿”（此文已收入中译本附录），所以并不能采信。紧随其后，同年4月11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萧涤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后收入齐鲁书社1980年版《杜甫研究》修订本），和洪业的意见不谋而合，认为“证据还嫌薄弱，不能成为定论”。针对那两首杜诗，他又做了更细致的分析：“按照我国传统习惯，任何人只要一进入大年初一，就都等于大了一岁，所以凡是一入新年便算四十一岁的人，当除夕时他都有资格说‘四十明朝过’，不一定非正月初一的生日不可”；“在唐代，大年初一，大户人家照例要喝点酒。……称觞献寿，更是常规，丝毫也不能证明这一天就是杜甫的诞辰。……即使是平常宴饮，宾主之间也不免有祝寿的客套，何况是正月初一，而且又是儿曹，‘献寿’就更不足为奇了”。简而言之，进入新年例添一岁，元日饮酒祝寿祈福，原本都是古人习俗，而年谱却牵强附会，造成过度诠释。

时隔多年，移居台湾的郑骞在1973年又写了一篇《杜甫的生日》（收入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龙渊述学》），逐条批驳年谱所举证据：首先针对《京兆杜氏工部家诗年谱》，认为“书名似通非通，大概是取杜诗‘诗是吾家事’之意。此书从来没听说过，仅见《杜甫年谱》征引，确实是来历不明，面生可疑”；其次指出“四十明朝过”一句“乃是因为过年，与生日无关。《杜甫年谱》的作者，以近代传来的西洋习俗来解决中国古代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接着分析“献寿更称觞”一句“是祝人长寿之意，并不是近代所谓拜寿、作生日”，且细读该诗全篇，“一点生日的意味都没有”；最后又考察了杜甫另一篇在元日创作的《元日寄韦氏妹》，强调其内容“也是丝毫没有提到生日的欣愉或感慨”，“可成为有力的反证”。较诸前人，其论述更为缜密周详。

经过洪、萧、郑三位先后考辨，《杜甫年谱》所倡新说显然扞格难通。可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人所料，仍有人对此坚信不疑。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其中有《李白杜甫年表》，在“玄宗先天元年（712）”一栏就赫然写着：“杜甫以正月元旦生于河南巩县瑶湾。”虽然没有提到所依据的文献，但应该参考过那本年谱。洪、郑两位的批评意见，郭沫若或是未能见，或是未及见。未及见者可置勿论，未能见者也不必苛责。正如在他之后的郑骞，除了洪业以外，同样“未闻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不知悉萧涤非的看法。在交流不畅的年代，完全可以体谅。然而萧氏文章近在咫尺，郭沫若竟然也未曾留意，则让人殊感意外。这大概与《李白与杜甫》的撰述宗旨不无关联，他为了逢迎上意而对杜甫极尽嘲讽贬损之能事，对萧氏这样的杜甫专家，想必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屑一顾，自合情理。此外，萧氏的商榷未能引发相应关注还与当时的整体氛围有关，学术界正忙着举行一系列杜甫诞辰纪念活动，突然对其出生日期提出异议，明显不合时宜。为配合相关活动的开展，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62年起编辑出版过三辑《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的内容正是1962年1月至9月间发表的三十六篇论文，其中就有萧涤非的三篇，足证他在此领域中的影响。可书中并未选录在此期间撰写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吗？》，甚至在书后所附同期报刊论文索引中也未见其踪影。是否为了维持和谐欢庆的局面而特意遮蔽掩盖呢？个中原委颇耐人寻味。

以郭沫若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他主张的意见毫无疑问更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萧涤非所在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后来曾集体编注过一本《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萧氏不仅参加撰写初稿，还审阅过部分二稿，只是未能参与最后定稿。而该书附录的《杜甫年表》居然也说杜甫生于“正月一日”，根本没把他的意见当回事。这本《杜甫年谱》在1981年一字未改地重版印行，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尽管有个别学者如陈贻焮认为“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杜甫评传》第一章），但受此误导的仍不乏其人。周采泉的《杜集书录》甚至将其与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相提并论：“所有杜甫年谱除闻谱外，以此谱最为有据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未直接言及生日问题，但对此当持肯定意见。早年在西南联大受教于萧涤非的王士菁，后撰有《杜甫年谱简编》，相继收入其编著的《杜诗便览》（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杜甫词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虽未确指老杜生于元日，可还认为当在正月，依违两可，也没有尽奉师说。而近年来某些论著、选本依然言之凿凿地将正月初一视为杜甫生日，不明究竟的媒体则津津乐道，推波助澜。其实都只是辗转稗贩，以讹传讹。说到底，不知道杜甫的生日又能怎样？这丝毫无损于诗人彰显的博大胸襟与深沉气象，也根本不能阻碍我们继续研读那些生气淋漓、激荡人心的诗篇。

（本文原题《杜甫生日考》，刊于5月1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