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的一生：是清廷的功臣，还是国家的罪人

荣禄是近代史上发挥过显著作用的清朝重臣。从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件前后，他主导编练新军，统带武卫五军，以大学士管理部务，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气势煊赫，权倾一时。他参与了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事变等晚清重大政治事件，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又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死后清廷极力褒扬他的功绩，有论者甚至称他堪与同治中兴名臣“相酹”，而诋之者则斥之为国家“罪人”，口诛笔伐，不遗余力。纵观荣禄一生，与晚清政局的变迁和走向密切相关。可是，由于相关历史文献十分零散，而且往往相互抵牾，过去对这样一位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人物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书力求细心搜罗散见各处的有关原始材料，梳理荣禄一生的行为逻辑和思想历程，特别是同他有关的复杂人脉关系，从晚清政局的大背景下，考其得失所在，尽力还原历史事件和场景，以避免简单化的评价。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通过研究，我们对荣禄一生经历的认识可简要概述如下。

荣禄如何迎来仕途发达？

荣禄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他所隶属的满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地位较崇，任官机会也优于“下五旗”。他的祖父统帅军队、战死疆场，伯父和父亲作为总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双双战死，受到朝廷的格外褒奖，咸丰皇帝明谕优恤，赞誉瓜尔佳氏为“世笃忠贞”。荣禄正是借着这种祖荫进入官场，并一直得到皇帝拔识。

与宗室和满洲贵族结姻也是荣禄维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权势的政治手段。荣禄继室萨克达氏为御前侍卫熙拉布之女，与咸丰皇帝元妃萨克达氏（咸丰未登基前已殁）为本族。萨克达氏病逝后，荣禄续娶宗室灵桂之女爱新觉罗氏。荣禄长女为礼亲王世铎子诚厚之妻；而贝子溥伦之原配为慈禧侄女，后病逝，经慈禧指婚，又娶荣禄侄女瓜尔佳氏为继室。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庚子回銮后，慈禧将荣禄幼女指婚给醇王载沣，后生育了宣统皇帝溥仪。这些联姻关系，无疑是巩固其权势的有力保障。

身为满洲权贵，荣禄与醇王奕譞、恭王奕訢、惇王奕誴、礼王世铎、庆王奕劻、端王载漪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至关重要。荣禄与醇王年龄相近，在创办神机营时，备受醇王赏识，奉命统率使用洋枪的威远马步队，镇压捻军、马贼等，获得知兵的盛誉。醇王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特别受到慈禧信任。荣禄得到慈禧宠信、充任内务府大臣，也都有赖醇王的推引和支持。终其一生，荣禄与醇王的交谊最深。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获得督办军务和练兵大权，则得力于复出后恭亲王的大力支持。醇王、荣禄与端王的父亲惇王奕誴的关系历来不甚融洽，这种积怨到庚子前后载漪势力凸显时有了显现；武卫军扩展与虎神营发展中，已经存在荣、端的较量；军机大臣刚毅为了与荣禄对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荣、端矛盾。荣禄与礼王世铎为亲家，二人关系一直密切；他与庆王的关系始终融洽，庆王虽然管理神机营，并督办军务，但是很少介入荣禄主持的西式练兵事宜；荣禄对庆王主持的外交决策也十分尊重，很少立异，彼此军事、外交各负其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庚子回銮以后。

荣禄仕途的发达除了攀附醇王这一重要因素外，还有当时手握重权的军机大臣文祥和李鸿藻的鼎力提携。荣禄升迁户部员外郎，受到肃顺排挤后，又以开缺候选道员参加京城防卫，这些都是文祥主持的。辛酉政变后，文祥充任管理神机营大臣，又援引荣禄投效营务，才使荣禄有机缘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李鸿藻是继文祥后在枢中支持荣禄的关键人物。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回京后的出处也经李氏精心策划。李、荣交谊对晚清朝局影响尤大，李鸿藻死后，荣禄任用的汉员多以李氏门生故吏为主，如鹿传霖、吴重熹、张人骏、袁世凯、瞿鸿禨、张百熙等都出自李鸿藻门下。某种程度上，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相比而言，翁同龢与荣禄的关系则过于表面化，且时有暗中倾轧的迹象。

荣禄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活动，基本上服务于宫廷事务，长期扮演着内务府大臣等内廷近臣的角色。中间一度受到冷遇。光绪十三年复出后，或任都统，或出为将军，仍然侧重旗籍事务。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荣禄的命运。

“顽固派”荣禄扼杀戊戌政变，是功是过？

这场战争导致恭王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而另一位满洲官员刚毅也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使甲申易枢以来的朝局发生重大改变。为应对危局，荣禄再任步军统领，特别是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决策，获得了几乎与军机大臣同等的权力。他的政治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先前的旗务系统，得到全新拓展。甲午战争后期，因为和战争议，汉族大臣间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吴大澂、文廷式等官员在战后，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都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从满汉力量的消长看，甲午战争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庚子年满洲贵族专权局面的出现，实导源于甲午战后权力格局的变动。

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看，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实际上开始扭转自咸丰末年湘系、淮系兴起后地方督抚控制军权的局面。甲午战后，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尽管庚子武卫军的惨败使荣禄的远略未能实现，但是，中央练兵的机制被固定下来。后来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也是在练兵处的统一规划下完成的。慈禧之后载沣等满洲亲贵排挤、打击袁世凯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军权。只是在慈禧和荣禄死后，孱弱无力的载沣、载涛等少年亲贵面对羽翼丰厚的袁世凯已显得无能为力了。由此看来，宣统时期的满洲贵族专权与荣禄的谋略是一致的。

在晚清的变法过程中，荣禄长期被视为“后党”、“顽固派”，这与政变后康、梁的宣传有关。另一方面，学界长期将康、梁的活动作为甲午战后改革的主流线索来研究，忽略了清廷自身推行的实政改革。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而清廷推行的变法正是通常所说“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改革轨辙。荣禄、陈宝箴、张之洞都属于“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改革者。

传统说法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从不进行制度变革、改革就没有根本出路的角度提出来的。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正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激发了朝野上下变革图强的精神，使得原来只有少数大臣、督抚倡导兴办的洋务新政，在甲午战后变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决策，以练兵、开矿、修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也得以较大规模地陆续铺开。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财政匮乏，这些未能取得多少成效。荣禄编练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属于清廷实政改革的首要内容。

已有学者指出，以往常将整个戊戌变法只说成是康、梁鼓吹的维新运动，或局限在戊戌那年的百日维新这短暂的时期内，其实，这并不能还原变法维新的全貌和复杂过程。甲午后光绪帝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是在《马关条约》签订、朝野普遍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开始的，乙未五月的“自强诏书”正是其标志；而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则是胶州湾危机后光绪帝试图加快变法步伐的一次尝试，二者是相联系的，忽略这一点有违于历史真相。对荣禄的练兵成效视而不见，反视其为“顽固”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康、梁变法的激进标准衡量其他改革思想和路径的结果。

政变后荣禄不仅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刚毅等的斗争一直持续，有限地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换言之，清廷的改革并未因为政变发生而全然停止，在守旧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荣禄在不触动旧的封建体制的前提下，仍在设法维护和推动实政改革。正因为如此，庚子十二月西安的“新政诏书”才有所接续。可以说，乙未年五月“自强诏书”、戊戌年四月“定国是诏”和庚子十二月“新政诏书”，三者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也是对甲午战后的荣禄进行客观评价的认知前提。

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荣禄通过策动慈禧训政，来达到中止光绪帝推行激进改革的目的，这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变的主谋之一。关于政变细节和原委，因为档案材料的充分使用，学界研究已很充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简单地归结于慈禧、荣禄等人的扼杀，而对康、梁一派过于脱离实际、急躁鲁莽的做法缺乏分析，而把一切新政全部归结于康、梁的倡导，也不尽符合事实。更何况，荣禄在政变后积极调和两宫，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当时得到很多积极的评价。对此，也不可尽信康、梁之言，将荣禄完全一笔抹杀。

荣禄为何历史形象不佳？

从戊戌年八月政变发生到庚子年五月义和团事件爆发，近两年的时间里，荣禄与刚毅的矛盾与权力冲突是清廷内部十分突出的一条主线，学界以往多侧重对“己亥建储”的背景和过程做出一些解释，或者强调康、梁海外保皇活动的影响，很多情形并不清晰。比较充分的资料显示，政变后徐桐、刚毅等密结端王，积极推动守旧官员李秉衡的复出，试图取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围绕山东巡抚的更换也与荣禄暗中较量；徐桐、刚毅等以剔除积弊为名，责令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报效巨款，招致东南绅商的不满；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地方官员被迫联络荣禄以求庇护。这些政治态势与庚子五月出现的清廷“联拳抗洋”的决策和“东南互保”的达成都有因果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己亥建储的发生与康、梁保皇活动及东南士绅反对废立的舆论压力密切相关，在处理两宫关系问题上，荣禄意在调和，宁人息事；刚毅则借用康党之案，迎合载漪，排除异己。荣禄在庚子年春间的长期病假“休养”与这种斗争格局有关。刚毅、载漪等人对朝政的影响力增大，从而左右了义和团事件前后的中枢决策。

创建武卫军是荣禄生平最重要的功业，这是他鉴于北洋海军丧失、京津防卫空虚，出于捍卫京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朝局的影响，在庚子事件中，武卫军并未能有效发挥抗击外来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卫中军还乘机劫掠商民，造成恶劣影响，这完全出乎荣禄意料之外，也成为后来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界对荣禄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庚子时期。荣禄在庚子义和团兴起后，匆忙销假治事，但始终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主张“剿办”拳民、保护铁路，但慑于载漪等权贵的淫威，处处委曲求全，显得首鼠两端，这是他在庚子义和团时期的基本处境。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初奉命保护使馆，围攻开始后，武卫中军也曾参与。荣禄对东南督抚谋划的“东南互保”是同情的，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直接参与过密谋；尽管他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大局认识和对外态度上近乎一致。事实上，由于电报中断，他在京内苦撑待变，且受到载漪等人排挤，小心翼翼，与东南督抚的联系十分谨慎。京城沦陷前，荣禄曾设法开启与公使馆的和议，但未能成功。

总体看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后，事态危急，和战两难，在使馆谈判问题上，载漪、刚毅等人也对荣禄有所支持。围攻使馆期间，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脱离荣禄的统辖。相反，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端王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图继续掌控朝政，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等人，又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西安时期的荣禄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进行“新政”，在此问题上，荣禄有推动之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王朝已经面临末日，新政始终没有多大的进展。各省财政枯竭，行政拖沓，诸事毫无起色。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各地抗捐抗税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身为首辅，从中很难看到荣禄为扭转局面的努力。相反，朝野对他的非议却此起彼伏，或牵连庚子旧事，或与当时人事纠葛相关。回到京城后，为了缓和外人对武卫军围攻使馆造成的影响，荣禄加强了与外国使节的联络。他虽然主持朝政，却病情日重，时常请假。经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不小的精神打击。办事拖沓，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受到朝野的批评。这也是后来其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在他病逝后，时论对其功过评价较多。与清廷的褒扬不同，南方舆论对其多持批评讥讽，这与当时革命思潮兴起的背景有直接关系。荣禄死去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告倾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袁世凯——这位在荣禄庇护下力量得以发展膨胀起来的一代枭雄，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

（本文摘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结论”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