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青春不迷茫？1968年5月躁动的巴黎

1960年代末的欧美社会剧烈动荡，社会事件频发，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交织在一起，各种抗议游行浪潮此起彼伏。对现实不满、对未来迷茫，青年人中出现了摒弃现存的社会价值而谋求一种虚无的回避现实的生活方式，一股强大的反主流文化开始出现，并贯穿了整个1960、1970年代。

美国专栏作家马克·科兰斯基的《1968：撞击世界之年》对于1968年的“气质”拿捏得颇为准确：“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

如今怀念起1968年，恐怕没有什么比法国的“五月风暴”更令人津津乐道了。1968年3月22日，巴黎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反越战学生，诱发一连串学生抗议活动。5月3日，学生集会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5月12日，巴黎大学的学生占领了学校，成立行动委员会，法国许多省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他们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形成一种“反抗—镇压—反抗”式的革命再造。5月13日，法国全国百万工大人总罢工以支持学生，致使全国海陆空交通一度中断，经济生产全部陷于停顿。5月24日，整个法国近乎瘫痪，在国外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勿忙赶回巴黎，处理国内局势。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

富足与无聊的革命

战后的人口爆炸带给欧洲前所未有的社会冲击：社会变得无比年轻。1968年时，法国16-24岁的青年人超过800万，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1%。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面临扩招改革，蓬皮杜在任扩招的学生、增加的学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总理，直到5月以前，蓬皮杜还宣称进行的大学扩招是令他最感到骄傲的。但旧瓶装新酒的改革带来灾难性后果显而易见，大学人数迅速膨胀，而教学质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到处拥挤不堪，躁动的气息弥漫整个校园。学生们抱怨大学变成了一种“无用知识发送机”和“文凭制造厂”，被稀释的教育让他们患上了“知识不育症”。

1960年代青年面临着深刻的代际差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称他们“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套”，而他们的父辈则“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戴高乐的态度一语成谶，学生们一个月之后就占领巴黎街头来“找乐子”了。

战后的宽松气氛给了青年人选择的可能。他们所在的时代，风尚、规则、价值观都在顺应他们的要求而渐变，流行音乐和影视几乎完全由青年人主导。1968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来自好莱坞影片《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别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家伙”，这条向暴动的黑猩猩提供的建议呼应了年轻人对于任何权威都有深深的愤恨和不信任，而在影片《狂野街头》（Wild in the Streets）中，年轻人索性颠覆了成人世界的政权，一群年轻人将所有35岁以上的人投入集中营，并建立起了独裁暴政。

马尔库塞、马尔罗、加缪、萨特等人的思想风靡一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国与古巴的革命思想鼓噪着青年们过剩的荷尔蒙，恰如格瓦拉的名言“革命的任务就是制造革命”。法国年轻人高举着“要做爱，不要战争”、“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做自己的事情”，以唯我独尊的姿态投身改变世界的洪流之中，而事实上这些“一句话文学”鼓动的不过是寻欢作乐、尽情做爱、嘲弄权威、爱怎么做便怎么做，然后顺便改变世界。每个人对1960年代末的“代沟”有不同的见解，有人坚持认为所谓代沟不过是年轻人逆反心理在作怪，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冲突反映了“胆大敢为的年轻人”和“老练事故”的成年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兰斯基说：“1968年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全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都拒绝对世上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如果别无选择，他们会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世界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会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

令戴高乐和蓬皮杜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让法国的国家运转难以为继。但罢工者和学生的共同点是他们并没有明确要求什么具体的好处，而是迫切地想要改变生活方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反抗的原因被认定为无聊而非不满，一场名副其实的丰衣足食的反叛。

Paris, May 1968.Photo by Georges Melet

怀旧者的心理闹剧

事实上，五月风暴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比实际的要大得多，一群风度翩翩的少年穿行在巴黎左岸弥漫着历史感的街道上，1968作为一种“心理闹剧”（雷蒙·阿隆语）成为广为接受的神话和怀旧的对象：“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闹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多年以后的一次访谈中雷蒙·阿隆提到，令这位五月风暴坚决的反对者最受冲击的不是学生造反和工人罢工本身，而是“国家令人尊敬的形态衰落了”。但像雷蒙·阿隆这样秉持理性政治参与的学者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是边缘的，他们只是“介入的旁观者”。

如今人们更倾向于用“Mai 68”这一时间刻度来标刻这段历史。讽刺的是，反抗平庸者进而沦为反抗目标本身的一部分，五月风暴之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法国再也没有真正的革命，曾经的革命者、现在的媒介学家德布雷说：“假性怀孕结束了！”民主取代革命成为关键词，普遍的平庸替换了对理想的追寻。托尼·朱特在其被誉为“难以超越的经典”《战后欧洲史》中总结五月风暴时写道：“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这位生于1948年，对1960年代情感复杂的历史学家发出了不无遗憾的哀婉：“60年代人的标语和计划远未重新唤起那代人所热切想要重新赋予其语言以新活力的革命传统，现在看来倒反而成了它最后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