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与汉之间·小与大④：“大武汉”和武汉人有什么关系？

武汉真正走向一个可以内部运转的城市，始于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成于2012年地铁2号线穿过长江。只要穿越长江汉水的大运量通勤工具还没有密集到如履平地的程度，武与汉之间的故事就不会到达终点。

上下分层的武汉长江大桥，其自身的三重结构就是“大武汉”复合运转的精辟图示：上层是“武与汉之间”的城市内部汽车道，分单双号限行，主要承担市内通勤；不顺号的外地车往往要走到桥头无法折返才发现有限行，只能硬着头皮过桥认罚，更多外地车则是事后收到罚款通知才知道。下层是通过“大武汉”跨越天堑衔接南北的国家大动脉京广铁路，在上层站岗的持枪卫兵显然作用重在以震慑效果保卫下层铁路。再往下，则是在“武与汉之间”来回摇摆的长江航道，假如孙中山构想的中国“沟通大洋之顶水点”一直固定在武汉，那么穿桥而过的海轮主桅就不能超过大桥限高22米。

武汉之“大”，从来没有如此具象而集中地出现于一个场景，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一再回到其中。“大武汉”首先大在城市对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由此形成城市相应的形态与体量，以及其他诸方面与“大”相关联的观感。武汉诞生于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大武汉”的城市愿景则是现代国家的大国愿景的一个环节。在现代国家自上而下介入整合之前，三镇鼎立维持了近五百年，两岸分治延续了约一千七百年，传统中国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推倒重来都没有改变这一点。假如没有最终把全球都卷入其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竞争洪流，武昌、汉口、汉阳合并为一个城市就不必然会发生。这是武汉明显不同于那些较早确定基本形态和传统腹地的城市之处（如成都、南京等）。

武汉的老式轮渡，新式轮渡除二层小露台已为全封闭设计。  谌毅 图  

诚然，城市就是自给自足的反面，任何城市都要通过向外部输出某些服务、产品等，来换取维系自身存续发展所需的资源，然而，假如一个大城市的输出并没有换回相匹配的回报，或者这种输出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换回城市福祉所需，那么，毋庸讳言，这就是一座主要不为自身而存在的大城市。

较少以自身为目的的城市通常为功能较为单一的城市，特定功能的超级集中度当然地意味着它不是为本地及邻近区域而存在的，其中：单一资源型城市往往不具备超大规模；制造业独大的城市虽可能长成巨无霸，但也容易落入“锈带”陷阱；最后，交通枢纽型城市虽上下游两头在外，但由于流通便利大多会自然滋生出发达的商贸，商业及其服务业天然更利于市民社会生长，并为之带来生计回报和生活便利，从而使枢纽型城市成长为形态复合、多元富足的大城市，因此，民生乏力、活力不足的局面出现在交通枢纽型大城市总是令人意外的，例如以下几种情形：

枢纽型城市失去了其交通便利所依托的重要物理条件。有时是因为自然条件变化，如港口淤塞。有时是因为交通技术条件发生变化，如现代轮船难以抵达17世纪以来荷兰帆船上溯哈德逊河的最远顶水点纽约州奥尔巴尼，转而停靠下游河口的纽约港；20世纪中叶以来，长江航道无法满足主流海轮日益增长的吃水深度，使得上溯到武汉的大宗水运不再经济，传统的最大中转港退为重度依赖铁路。

枢纽型城市的商贸功能受到某种阻滞，如20世纪中后期，武汉在计划经济中失去了汉口的市场繁荣，因国际环境变化失去了汉口的外贸地位，城市转而偏重工业。

枢纽型城市所处的外部世界变动过于剧烈莫测，使得市面失去可预期和信心，如19世纪中太平军几进几出汉口，市面崩溃人口减半。

枢纽型城市的相当部分居民从城市的输出中获得的机会不足。2021年，巨无霸央企三峡集团总部迁到武汉落脚汉口滨江，江岸区政府为之迁址腾地。对此，本埠少数声音表示武汉一直不乏央企、大国企，除了指标好看，并没有让武汉人得到多少实惠云云。这种看法当然有待商榷，但论大多数人就业所在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武汉不如沿海城市，这也是事实。

搜狐城市据官方公开数据统计，2019年，武汉GDP排名全国第8，人均收入排名全国第27。遭受重创的2020年，武汉GDP排名全国第9，人均收入排名全国第26。这两年人均收入25名开外的城市中只有武汉和成都的GDP排名进入了全国前10。2020年武汉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36.16%，该项比值与武汉相当的多是“苏锡常”这类纯制造业强市，其他无论是全面均衡的一线城市如上海（47.96%）、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富裕中等城市如温州（85.92%）、相对武汉较为后进的内陆大城市如兰州（52.75%）均明显高于武汉。武汉人的收入与城市所创造的财富、与武汉的城市量级是明显倒挂的。

2020年10月，武汉的CBD仍然是工地状态。  谌毅 图

武汉可能对外部世界产生远远超乎本埠居民日常感知和想象力的重大影响，这种输出有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有时则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有时城市还会遭遇这种外部效应的强大反作用力。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对于城市外部世界的主体来说，假如他们未能获知也无从参与发生在武汉的某些看上去属于城市内部的事务，他们也很可能因此而意外：有时是意外的收益，有时是意外的成本。本文并非意在为武汉哭穷叫屈，下面不妨从外部为武汉付出的额外成本说起。

每到洪水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武汉人，尤其是三镇中地势最低的汉口人，一方面以命相搏死守堤防，另一方面私底下又不那么担心洪水破防——这并非是由于盲目乐观或者没有教训，实际上正是1931年的大水促使汉口痛定思痛，真正把防汛作为立城之本——而是由于，汉口人内心认定，在城市上游荆江段存在着一个泄洪区，一旦洪水超出汉口堤防所能抵挡，为了保住“大武汉”，将炸开拦淤堤，启动进洪闸，由上游泄洪区容纳洪水。

年纪稍长的武汉人很多都记得，1998年大水危急时刻，荆江大堤对岸，炸药已经埋好，打开进洪闸保住大武汉的程序已经走到了临门一脚倒数一步，最后关头是守在荆江一线的首长咬牙选择放弃分洪扛到底，幸运守到洪峰退却水位下降，得以两全。而在1954年抗洪期间，抗战时期“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被再度祭出，紧要关头决定荆江是否分洪的会议正是在汉口德明饭店（TerminusHotel，今江汉饭店）召开，防汛总指挥由时任武汉市委书记担任，最后经最高层拍板荆江分洪。一百多亿方的洪水随之灌满了长江枝江段到鄂城、汉水襄阳到东西湖的二十多个分洪区，成功延迟了洪峰到达武汉的时间。

当时武汉对分洪区的“回报”之一是，市政府号召市民多买灾区打来的鱼，每买一斤鱼就奖励油票。反日常的淡水鱼供应从此在武汉人心中留下了特别的记忆关联。分洪区居民的巨大牺牲显然也不是多卖几斤鱼可以补偿。另外亦可见，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保卫大武汉”的要义之一，恰恰是尽可能在武汉外围解决问题，避免武汉真的成为“战场”。城市受到外部危险威胁而最终成功幸免是崇高的，反之则是悲情的。后一种情况下，“保卫大武汉”就不再是最合适的口号。

传统上，武汉被视为大城市也与其文教地位有关系。今天，武汉号称“大学之城”，每年城中都有百万大学生在校，与此同时，武汉却长期苦于“孔雀东南飞”，城市拿出巨大资源培养的优质人才主要流向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打开地图就不难发现，在湖泊众多陆地破碎、建设用地极其宝贵的江南，各大高校校园却能大片占地，比如仅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区面积就达到了3000亩，相当于旧汉口五国租界面积总和，而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校面积还要超出武大很多。然而一些武汉企业甚至会在招录实习生时有意避开武大、华科等重点大学，经验证明，来自这些学校的实习生最终极少会留在武汉。

2021年6月5日，毕业生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留影。人民视觉 图

当年我们班（武大）有四十多人，本科毕业时留在武汉就业仅一人。不可否认，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发达地区更有吸引力，但也要看到，不管是晚清民国还是共和国，武汉高等教育本来就定位于服务全国，而不是本省，更不是武汉本埠。

以武汉大学为例，这座门牌上自左向右写着“学大汉武立国”的校名，在立校时就经过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挫败了湖北省教育厅将新立大学办成省立大学的主张，使武汉大学以“全国五所国立大学之一”的规格建校，定位在“全国高深学术之总枢”，排斥地域性。多年以后，在我进校时，听外地同学说他们那里填报志愿望文生义，误以为湖北大学比武汉大学高一个档次，一看录取线才知道弄反了，以“武汉”为名的反而比以“湖北”为名的名头更大。

武汉大学等非地方高校事实上也是不同于武汉市地方的利益主体，在涉及地方事务时不乏与武汉市有所冲突。或许可以说，武大、华科这样行政级别上与武汉市等量齐观的在汉单位，属于外部性、全局性的“大武汉”，但不属于在地的那个“武汉”。

2021年2月2日，武汉市，宝武集团武钢的工人师傅在工具柜取件。人民视觉 图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企业层面，其中最典型的要属武钢。各界公认的是，建国后武汉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武钢有很大关系。武钢在武汉城市版图中的存在感比前述那些大学还要高出几个层级，武汉主城区里江南三区之一的青山区最初就是为了武钢而设立的。武钢不仅“两头在外”，本位在外，围绕服务武钢而生的青山区在武汉也曾长期是一个巨大的异质性存在。过去“企业办社会”的经历使得青山始终在武汉各大主城区中自成一格，保留了较强的封闭性，具备独特的自我认同。例如，青山人上一代大量是为援建武钢而来的东北等地移民，于是后来青山人日常普遍就讲“青普”或者青山特色的武汉话（如冇、冇得、冇有不分）。

从楼市到商业等方方面面，青山也都自成一块，其他区的武汉居民几乎不会到青山买房、逛街，青山人也一度买房不出青山。这几年，随着武钢衰落、青山自身定位转型、城建逐渐融入武汉城市体系，青山和武汉其他区市民之间才开始热络起来。年轻人周末跑到青山江滩打卡网红景点，去恩施街吃青山炸炸，就当是周边短程旅游，还带着游客般的猎奇心。

好在武汉始终有很强的包容性，尤其是对新移民，这多少形成了对外部性不利影响的某种代偿。武汉人以汉口居民最为典型的“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的传统构成，至少前一句得以延续至今。

外部性与不确定性突发叠加会引发对武汉的反作用力，使城市受到暂时限制。2020年，春运接近高峰时，疫情突袭，武汉作为交通枢纽的巨大吞吐能力和人员辐射能力使得外界被波及的风险急剧放大，随后，武汉不得不在极其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封城，担起“守城保国”的挑战。这段苦难与英勇并行的时间注定会长久留在城市的记忆深处。对于这个生来就以服务外部世界安身立命的城市来说，历史上每一次与世隔绝的经历都是刻骨铭心的。

如上所述，作为身负“大武汉”愿景的大城市，武汉几乎遭遇了交通枢纽城市和制造业城市能够碰到的所有外部性问题，“城运”随之起起落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武汉长江大桥 人民视觉 图

自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这座城市花了38年才在上世纪90年代等来第二座跨江大桥。武汉人记忆犹新的低谷时期也正是在90年代到新世纪城建起速之间，那时武汉被称为“大县城”。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贴切的自嘲，后来才知道它更可能来自于领导的观感。当“大县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说法时，表达的是市民对于城市生活停滞退化的不满与自嘲。当“大县城”是一句自上而下的评价时，指向的则应是城市没有达到身为“大武汉”一贯锚定的外部输出能级。

从最直观的城市空间体量来看，武汉一直不算小，但也没有大到需要强调的程度。武汉市行政区划八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一半。至于更适合用来衡量城市规模的主城区连片建成面积，武汉与成渝相当，不如京沪广深，更够不上孙中山期待的“略如纽约伦敦之大”。随着城建提速，武汉的“大”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叙事泡沫，最后在媒体笔下甚至相当于“8个香港4个东京11个纽约80个巴黎”，穷尽了双重标准，拿武汉包含巨大乡村区域的行政区划面积去比较它城单一建制内的城区建成面积。与其习惯性认定“政策塑造城市”不如正视“城市超越政区”，当代发达城市文明早就自然生长聚合，跨区跨市跨县甚至跨州（省）连成一片。不用说国外，广州佛山连片城区或深圳东莞连片城区，无论面积、人口、经济体量都堪比京沪。一个人经历长久沉沦之后初显生气，多少会有点范进中举式的应激反应，换作城市大概也是如此。

普通市民的个人日常是无以言大的，个人并不能有效应对他所面对的“大武汉”。面对本位在外的城市利维坦，以充分重视个体权益为前提的城市共同体意识可能才是有效的主体。显而易见，只有在相信自己不会成为多数人名义下被牺牲的对象时，我们才会放心地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城市共同体之中。在通俗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城市共同体意识称为“武汉人”意识。“武汉人”意识的主体可以设定为包括居民、企业、机构、社团及其他有在地利益或在地认同的主体在内，它可以是形成中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的，假如它尚未存在，降临在这个城市之上的命运的结构中也会预留出它的位置。没有成员之间的基本互信和对城市的基本认同，没有城市共同体意识的看守，这样的城市不足以成为家园。

在个体、地方、国家和世界性构成的复杂海洋中，“武汉人”是一艘你一旦醒觉就发现自己早已站在甲板上的神秘航船。任何初来乍到武汉的异乡人都会对“武汉人”而不仅是某个具体的人印象深刻，武汉人的主体性强烈体现于他与武汉城市中其他人的关系上，体现于他对城市繁杂环境不假思索的高度适应，就好像那些早期码头上的先民一样，仅仅凭借本能就能当即对任何随机出现的状况做出反应，其中包括且不限于判断形势、权衡利害、辨别亲疏、选择姿态。另一方面，独自在外的武汉人又会表现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世界公民，一个来自大城市的标准市民，通常不热衷于拉帮结派，也没有咄咄逼人的冲动，而是自我消失于规则之内。此外，在武汉江南地区（即广义的武昌），很多日常讲普通话的居民会把自己与“武汉人”区别开，但当他们出差旅行或对外联络时，又会意识到自己无可避免地被外界视为“武汉人”，并不会因为讲普通话或服务于非地方机构而得到区分。这时候，置身于城市共同体一致的外部境遇的事实，就会将当事人反身推入到城市共同体的内部协商中去。

强调对外部世界的重要性使得大城市们处于竞争关系之中。重要性是相对而言的，这就意味着比较、排序，只有更重要更大的城市才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尽管这些资源未必都会用于提升城市福祉。城市对外部世界越重要，城市的规模就会越大，亦即用更大的建成面积、更强劲的产能、更多的劳动人口、更高的GDP……来支撑对外部世界的输出。倘若没有外部性的强刺激，城市规模的自然扩张就不是没有止境的。城市为居民提供福祉，但城市的扩张并不一定以此为目的，反倒一定与城市对外部世界的输出或承担有关。在这种格局中，假如一个城市没有另一个等级接近的城市重要，该城市共同体也会本能地倾向于去努力接近后者，甚至超过后者，变成比后者更大、对世界更重要的城市。

 “大”不必然会给城市带来更大的收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大且不可预期的风险。一个人笃定自己不会成为代价是荒谬的，城市亦然。城市社会与个体对“大”的足够审慎和对“小”的充分把握都会对自身有所帮助，毕竟自助者天助。但总的来说，由于资源的愈发向上集中，求大以自重、求全局尽可能向作为局部的自身形成路径依赖，这场竞赛已经不可逆转，即便不一定会跑赢，也必须先投入其中。这是一场“城市间的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