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疲劳病毒：新冠疫情让我们陷入了集体疲劳

新冠肺炎是一面向我们反映社会危机的镜子。它使疫情之前已经存在的病理症状更加明显。其中一个症状是疲劳。我们都莫名其妙地感到很累。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疲倦，它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影子。

在疫情期间，我们感到更加疲惫。封锁期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懒散让我们感到疲惫。有些人声称，我们可能会重新发现闲暇的美，生活可能会慢下来。事实上，在大流行期间，支配时间的不是闲暇和减速，而是疲劳和抑郁。

《倦怠社会》书封

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么累？现今，疲劳似乎是一个全球现象。十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倦怠社会》（The Burnout Society）。在书中，我将疲劳描述为一种折磨新自由主义成就社会的疾病。疫情期间的疲劳迫使我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工作，无论多努力，都不会带来根本的疲劳。下班后，我们可能会感到精疲力尽，但这种疲惫并不等同于根本的疲劳。工作在某一点结束。我们所屈从的实现目标的冲动则超出了这个点。它在闲暇时陪伴着我们，甚至在我们睡觉时也折磨着我们，并且常常导致不眠之夜。要从实现目标的冲动中恢复过来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内在的压力让我们感到疲劳。因此，疲劳和疲惫是有区别的。适当的疲惫甚至可以使我们从疲劳中解脱出来。

心理障碍，比如抑郁或倦怠都是严重的自由危机的症状。我们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我们会不断地剥削自己，直到崩溃。我们认识自己，优化自己直到死亡。成就的阴险逻辑永远迫使我们超越自己。一旦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就会想要取得更多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再次超越自己。但是，当然，要想超越自己是不可能的。这种荒谬的逻辑最终会导致崩溃。成就主体（The achievement subject）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奴隶。它是一个绝对的奴隶，因为它自愿地剥削自己，即使没有主人在场。新自由主义成就社会使剥削即使没有统治也成为可能。

规训社会及其戒律和禁忌，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所分析的那样，并不能描述今天的成就社会（The achievement society）。成就社会利用自由本身。自我剥削比他人剥削更有效，因为它与一种自由感密切相关。卡夫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奴隶自认为是主人的自由悖论。在他的一句格言中，他写道：“动物从它的主人手中夺过鞭子，为了成为主人而鞭打自己，却不知道这只是主人鞭绳上的新结所产生的幻想。”这种永久的自我鞭策让我们疲惫不堪，最终感到沮丧。在某些方面，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自我鞭策之上的。

Covid-19的离奇之处在于，感染它的人会极度疲劳。这种病似乎模拟了根本的疲劳。越来越多的报告称，患者已经康复，但仍继续遭受严重的长期症状，其中之一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电池不再充电”这句话把这个症状描述得很好。那些受影响的人不再能够工作和执行任务。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倒一杯水。走路时，他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喘口气，感觉就像活死人一样。一位患者说：“感觉就像手机只充了4%的电，而你一整天都只有4%的电量，而且无法充电。”

但这种病毒不仅让Covid患者感到疲惫。它现在甚至让健康的人感到疲劳。在齐泽克的书《流行病！Covid-19震撼世界》（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累？”齐泽克也清楚地意识到，疫情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在这一章中，他反驳了我的书《倦怠社会》，认为他人的剥削并没有被自我剥削所取代，只是被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我同意他的说法，这次迁移已经发生了。“倦怠社会”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社会，而不是中国工厂工人的状况。但通过社交媒体，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正在第三世界蔓延。自我主义、原子化和自恋在社会中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社交媒体把我们都变成了生产者，企业家，他们自己就是企业。它使侵蚀了社群的自我文化全球化，侵蚀了任何社会性。我们创造自己，把自己永久地展示出来。这种自我生产，这种自我的持续“展示”（being-on-display），使我们疲惫和沮丧。齐泽克没有解决这种根本的疲劳问题，这种疲劳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特征，并因这疫情而加剧。

在他那本关于疫情的书的一段话中，齐泽克似乎对自我剥削的观点表达了好感，他写道，“他们（在家工作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剥削自己’（原文如此）。”在疫情期间，新自由主义劳动阵营有了一个新名字：家庭办公室。在家办公比在办公室工作更累。然而，这不能用自我剥削的增加来解释。真正累人的是其中的孤独，穿着睡衣在屏幕前无休止地坐着。我们面对着自我，被迫不断地沉思和揣测自己。根本疲劳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疲劳。家庭办公室让我们更纠结于自我，从而加剧了这种矛盾。那些能让我们从自我中分心的人消失了。我们疲倦是因为缺乏社会接触，缺乏拥抱，缺乏身体接触。在隔离条件下，我们开始意识到，也许他人不是萨特在《禁闭》（No Exit）中写到的“地狱”，而是治愈的。病毒还加速了我在《驱逐他者》（The Expulsion of the Other）中所描述的他者的消失。

缺少仪式是家庭办公室引起疲劳的另一个原因。在灵活性的名义下，我们正在失去稳定和鼓舞生命的固定的时间结构和架构。尤其是节奏的缺失会加重抑郁。仪式在交流的缺席下创造了群体，而今天盛行的是没有群体的交流。甚至那些我们仍然保留的仪式，如足球比赛、音乐会、外出去餐馆、剧院或电影院，都被取消了。没有了问候的仪式，我们就被投掷回自身。能够亲切地问候别人会使自己减轻负担。社交距离会破坏社交生活。它让我们很累。另一些人则沦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必须与他们保持身体距离。病毒加剧了我们目前的危机。它正在摧毁已经处于危机中的社区。它使我们彼此疏远。它让我们在这个减少社交、孤立我们的社交媒体时代更加孤独。文化是封锁期间最先被抛弃的东西。文化是什么？它产生社区！没有它，我们就变得像那些只想生存的动物一样。需要尽快从危机中恢复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即公共生活。

不断的Zoom会议也让我们感到疲惫。他们把我们变成Zoom僵尸（zombies）。他们迫使我们永远照镜子。在屏幕上看自己的脸很累人。我们正不断地面对着自己的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病毒恰好出现在自拍时代，这种时尚可以被解释为是我们社会的自恋造成的。病毒加剧了这种自恋。在疫情期间，我们经常面对自己的面孔；我们在屏幕前永无止境地自拍，这让我们很累。

Zoom自恋会产生特有的副作用。它导致了整容手术的繁荣。屏幕上扭曲或模糊的图像会导致人们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绝望，而如果屏幕的分辨率恰好不错，我们会突然发现皱纹、秃顶、肝斑、眼袋或其他缺乏吸引力的皮肤缺陷。自疫情爆发以来，谷歌上对整容手术的搜索量激增。在封城期间，整容外科医生被客户的咨询淹没，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疲惫的外表。甚至有人谈论“Zoom畸形恐惧症”。数码镜子助长了畸形恐惧症（一种对一个人外表上所谓的缺陷的夸大担忧）。病毒将优化的狂热推到了极限，而这种优化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控制了我们。在这方面，病毒也为我们的社会撑起了一面镜子。在Zoom畸形恐惧症的例子中，镜子是真实的！对自己外貌的纯粹绝望在我们心中升起。Zoom畸形恐惧症，这种对我们自我的病态关注，也会让我们感到疲惫。

新冠疫情也暴露出数字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数字通信是一件非常片面的、薄弱的事情：没有注视，没有实体。它缺少对方的实质性存在。这场疫情正在确保这种基本上不人道的交流形式将成为规范。数字通信让我们非常非常累。这是一种没有共鸣的交流，一种没有快乐的交流。在Zoom会议上，出于技术原因，我们不能直视对方的眼睛。我们所做的就是盯着屏幕。没有对方的注视使我们感到疲倦。这次疫情有望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实际存在能带来快乐，语言意味着身体体验，成功的对话以肉体为前提，我们是身体的生物。我们在疫情期间错过的仪式也意味着现实的体验。它们代表了有形交流的形式，创造了社区，并因此带来了幸福。最重要的是，它们引导我们远离自我。在目前的情况下，仪式将是消除基本疲劳的解药。实体形象也是社区本身所固有的。数字化削弱了社区凝聚力，因为它有一种削弱实体化的效果。病毒使我们与身体疏远。

在疫情之前，对健康的狂热已经很泛滥。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生存，就好像我们处于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在生存之战中，美好生活的问题不会出现。我们呼吁生命的所有力量只是为了延长生命，不惜一切代价。随着疫情的蔓延，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经历了病毒式升级。病毒把世界变成了一个隔离区，所有的生命都为生存而冻结。

今天，健康成为人类的最高目标。生存社会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认识。甚至快乐也被牺牲在健康的祭坛上，健康本身就是目的。尼采称它为“新女神”。严格的禁烟也表达了对生存的狂热。享乐必须让位于生存。延长生命成为最高价值。为了生存，我们甘愿牺牲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

理性要求即使在疫情中，我们也不能牺牲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的任务是确保生命不会沦落为纯粹的生活，沦落为仅仅是生存。我是天主教徒。我喜欢去教堂，尤其是在这个奇怪的时期。去年圣诞节，我参加了一场午夜弥撒，尽管疫情爆发。这使我很高兴。不幸的是，没有我最喜欢的熏香。我问自己：疫情期间是否也有严格的禁香规定？为什么？离开教堂时，我习惯性地把手伸到圣水盆里，吃了一惊：圣水盆是空的。旁边放着一瓶消毒剂。

“新冠忧郁症”（corona blues）是韩国人对大流行期间正在蔓延的抑郁症的称呼。在隔离条件下，没有社会交往，抑郁症会加深。抑郁症是真正的流行病。《倦怠社会》从以下判断出发：每个时代都有其标志性的痛苦。因此，存在一个细菌时代；最终，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结束。尽管人们普遍担心疫情大流行，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病毒时代。多亏了免疫学技术，我们已经把它抛在了身后。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21世纪的开端既不是由细菌也不是由病毒决定的，而是由神经元决定的。神经系统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边缘性人格障碍（BPD）和倦怠综合症，标志着21世纪初的病理学景观。

我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疫苗来消灭这种病毒。但是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抑郁症的流行。

抑郁也是倦怠社会的一种症状。成就主体在它不再能够“能够”的那一刻遭受倦怠。它无法满足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要求。不再能够“能够”会导致破坏性的自我指责和自我攻击。成就主体对自己发动战争，并在其中灭亡。在这场与自己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叫做倦怠。

韩国每年有几千人自杀。主要原因是抑郁。2018年，大约有700名学生试图自杀。媒体甚至说这是一场“无声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韩国只有1700人死于Covid-19。很高的自杀率被认为是成就型社会的附带损害。没有重大措施被采取来降低这一比率。疫情加剧了自杀问题——自疫情爆发以来，韩国的自杀率迅速上升。这种病毒显然也会加重抑郁症。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并没有对疫情的心理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人类已经沦落为生物存在。每个人都只听病毒学家的意见，他们在解释情况时拥有绝对权威。这场疫情造成的真正危机是，赤裸的生命已经被转化为了绝对价值。

Covid-19病毒通过加深病态的社会断层，使我们的倦怠社会疲惫不堪。它使我们陷入集体疲劳。因此新冠病毒也可以被称为疲劳病毒。但这种病毒也是希腊语意义中的“危机”（krisis），它的意思是“转折点”。因为它也可以让我们扭转命运，远离痛苦。它迫切地呼吁我们：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成功地找到一种对疲劳病毒免疫的新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本文原载The Nation2021年4月12日刊，原文链接：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pandemic-burnout-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