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党务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导火索吗

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不得怀疑和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职的中共党员人数不得超过 1/3，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过往的党史研究一般认为，《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联合国民党右派对中共的打击和限制。时隔90年，伴随着档案材料的解密以及相关研究的丰富，回顾这一事件，我们不禁要问：“整理党务案”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它真的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对中共的一次打击吗？而它的发生，又是否预示着国共合作不可挽回、必将走向破裂呢？这一切，都要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说起。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与蒋介石的崛起

一般认为，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及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在此之前，中共三大已经通过决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5年孙中山辞世，国民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爆发：先是冯自由等在北京组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否认中央权威；接着是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右派刺杀，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因此破裂，被认为参与暗杀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最后是林森、居正、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和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集会，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主张，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一时间，国民党内部风雨飘摇，党内高层在“联共”还是“分共”的问题上争吵不休。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蒋介石开始登上了权力的舞台。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兼粤军总参谋长。而蒋介石“左倾”的政治立场，更是受到当时名为苏联顾问，实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第一实权人物鲍罗廷的赞赏。

早年的蒋介石对苏俄充满了景仰。早在1919年1月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就写道：“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更是表示“企仰靡已”。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蒋介石更是通读了《马克思学说概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领略真味，不忍掩卷”。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后，鲍罗廷通过一年多的考察，认定蒋已经成为可靠的左派将领，使其担任广州卫戍司令，与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以及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组成三人最高权力小组。随后蒋介石又以许崇智的下属与廖案有牵连为由将许解职。这样一来，蒋介石就由国民党一大时连中央执行委员都不是的“边缘人物”，一跃成为了除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第二号政治人物。

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急剧上升，他与国民党头号人物汪精卫之间不可避免地有了摩擦。恰在此时，鲍罗廷被调回苏联，接替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和蒋介石在北伐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汪精卫和季山嘉之间则磨合的好得多。正如暴发户普遍对自己的财富缺乏安全感那样，上升太快的蒋介石，也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了忧虑，就在这个当口，中山舰事件爆发了。

“中山舰事件”多年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传统的中共党史叙事认为这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反共阴谋，而国民党方面则坚称中共与苏联企图合谋绑架蒋介石。近年来，随着档案材料的开放，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中山舰事件前一月，蒋因不堪党内纷争，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汪精卫同意了他的请求。此时刚好有一艘装载军火的俄国商船前来广州，坊间传言，因蒋与季山嘉不睦，苏联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怂恿汪精卫除掉蒋——正好将蒋强掳上这艘商船，经海参崴押往莫斯科受审。

而在3月18日，一艘日本商船在黄埔江面遇劫，船员向黄埔军校求助，要求派船驰援。因为情况紧急，中山舰被紧急调离广州，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于是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知俄国考察团参观一事，并询问是否将中山舰调回。未经允许的调动，加之李之龙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事先汪精卫屡次询问他是否在黄埔，使得蒋介石顿生疑虑：“中山舰没有我的命令被调到黄埔，如今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广州），他就要开回来，这究竟是什么事？”几番思索之后，蒋介石断定，这是中共和苏联的阴谋，欲将他绑架至苏联，除之而后快！

在一番心理斗争后，3月20日，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司令的身份，调动武装部队，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在东山的住宅、共产党的机关、汪精卫的住宅，随后派人占领海军局，并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等人，是为“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忧愤交集，愤而出走；而苏联和中共方面，出于统一战线和长期战略方面的考虑，也都选择了妥协退让，季山嘉被撤换，鲍罗廷则是临危受命，重新回到广州主持工作。

“中山舰事件”后，蒋一度极端惶恐和焦虑，因为以他当时的地位，既不足以抗衡汪精卫所统帅的党务系统的发难，更无法挑战苏联方面在军校和部队中的势力。然而，汪精卫出于他文人的气质一走了之，而苏联方面秉着“长期利用”的想法选择了退让，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只有理解了蒋介石的这种心境和各方博弈的背景，我们才能理清 “整理党务案”发生的逻辑。

“整理党务案”：既是 “限共”，也是“联共”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各自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是，两党对于这种合作关系的认知，并不相同。中共方面一开始便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在孙中山看来，中共不过是 “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在国共合作的初期，国民党方面一般都只说“容纳共产分子”。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这一提法的。然而，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而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 关系，并规定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正是在1926 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以及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一方面要回应国民党内对共产党日益增长的疑惧，另一方面，蒋介石此时思想依旧左倾，他认为策划加害于他的只是“季山嘉和汪精卫及少数共党成员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他和鲍罗廷展开了多次的磋商，两边妥协的结果，就是《整理党务案》。

该议案提出，“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等等。限制中共，自是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以及召开“两党联席会议”。过往学界的研究，往往只强调了“整理党务案”对中共的限制，却忽视了议案对中共地位的承认。

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一直要求“分共”的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这一“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 ，蒋介石在多数场合仍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在给国民党元老张继的信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又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

应该说，历史叙事或多或少都带着一种目的论似的话语建构，我们总是以后见之名来揣测前人。然而，历史有着很多的偶然和巧合，回到1926年的5月，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国际抑或是中共，都无法想象仅仅一年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就会以“四一二”事变这种如此惨烈和血腥的方式收场。可见，深谋远虑也好、阴谋诡计也罢，所谓“历史必然性”往往只是一系列偶然性在某一节点的相遇。

参考文献：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10月刊。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