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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可以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吗?
【编者按】
罗伯特·哈德曼是英国著名的皇家传记作家,享有接触英国王室成员的特权。最近推出中文版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旅程》中,罗伯特·哈德曼记录了女王作为世界伟人的政治生涯,尤其是她在外交方面不为人知的诸多时刻。本文为该书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2021年7月8日,英国曼彻斯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曼彻斯特。
“我是标准的最后守护者。”
此刻的白金汉宫,是在场所有人—包括女王在内—记忆中最繁忙的时候。没有人的记忆能比这位君主更为久远。
皇家宴会厅里,英联邦各大宗教及主要机构的代表纷纷落座,等候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会议开始。在蓝色会客厅里,昔日大英帝国下属的53个国家的首脑正受到女王、威尔士亲王及王室其他成员的欢迎。气氛显得那么轻松、友好,又有些许嘈杂与随意。大多数时候,白金汉宫的访客们在这些会客厅里都是毕恭毕敬的,充满了敬畏,仿佛身在伟大的博物馆,努力地不去碰触任何东西。但此时的这些人,懒洋洋地靠在乔治四世时期摄政风格的蓝色锦缎沙发和座椅上,脚还高高跷起,不停地闲聊开玩笑,就好像在家里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确是在家里。毕竟,这里是英联邦元首居住的地方。
1844大厅里,工作人员正在做准备,女王会在中午招待这些首次参加英联邦会议的首脑们。同时,皇家主厨及其团队也正在准备135个人的自助晚餐。为了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客人,女王准备了西洋菜意式奶冻、比目鱼和大黄姜味慕斯。遗憾的是,爱丁堡公爵不会到场,他做了髋部手术,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公爵在温莎公园里建了一个葡萄园。今晚,女王和客人们将首次用产自那里的气泡酒举杯祝酒,而不是香槟。
2018年英联邦政府首脑峰会将是近年来皇家历史上最重大的聚会——也是一个非常辛酸的时刻。英联邦各国的首脑们从来没有聚得这般齐整,但他们都知道,这个女王从21岁就全身心投入的“国际大家庭”,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距离92岁生日还有两天,女王召开了这次可以说是她最后一次的英联邦会议。她十分活泼,甚至有点轻佻地跟那些领导人聊天,他们之中有些人跟她从小就认识。这种聚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但每次都会换到不同的国家,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下次轮到英国至少要再等二十年。女王早已宣布,她将不会再有长途飞行,因此,她肯定不会参加2020年在卢旺达、2022年在萨摩亚的会议。2024年很可能是在加勒比,而那时她98岁了。
这意味着,这将是一场非常古怪的聚会——对于一个既不离开也不退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告别。不过话说回来,在大型地缘政治集团中,英联邦向来是最奇怪的一个。它有着不断扩展却并不成文的章程,就好像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一样。最类似于规则手册的是一份开明的愿望清单,体现为一篇宪章。这篇宪章只有一个签名,那就是女王的。但它的成员国——大多数都是共和国——却不必效忠于她。她对这些国家的事务没有话语权。她作为英联邦元首的作用是实现一种平等、自由的联合,提供可续性、尊严与平静。正如新西兰前总理大卫·朗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在争斗,而她在团结。”英联邦以往任何一次聚会都没有现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三代王室成员齐聚一堂欢迎各国领导人来到伦敦。今天还有一个例外。70年间,女王从未公开插手过英联邦的任何内务。但今天,她要破例了。她会要求英联邦各国首脑认可威尔士亲王为她的继任者,告诉他们,这是她“诚挚的愿望”。没有人会吝于满足她的愿望,因为对这个依旧被称为“俱乐部”的英联邦的存亡,无人比她付出更多。
长期以来,在一些政治和外交圈子里,人们倾向于认为英联邦无关紧要、过时,认为它的支持者是被蒙骗的、矫情的。它的拥护者则说,希望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排起了长队,它的轨道上早已有了无数的全球性民间组织。
女王喜爱英联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今天这一场皇宫盛事要显示的只是英联邦有多喜爱她。她的统治将被载入史册,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它的时间跨度超过了之前所有人,这是伊丽莎白二世打破的众多王室纪录之一。但未来的历史学家对她的赞誉将远远不止于长寿。从诺曼征服[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的君主都被任命为统治者。外交政策要么是扩张,要么是合并,都是以国王的名义,这一点在大英帝国时期达到顶峰。我们的女王是独一无二的。她是第一位从登基的那一刻起,就期望逆转这一进程的君主。但是,这并不是一种不情愿的倒退。相反,一直以来,它重新定义着英国及君主制本身在平权后帝国时代中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转换并不容易。女王继承了王冠、教会和军队,但她的“国际大家庭”却不是继承来的。她要赢得它的认可,经常要面对英国大臣们含蓄的反对。这一进程将有助于把英国转变为今天的多元文化社会,女王本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70年代,当英国向崭新的欧洲未来迈进时,女王的任务是化解英联邦老成员们的痛苦。在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面对形势逆转,再次帮助化解痛苦的重担又将落在女王和她的家人身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洲大陆。
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即便在与她的王冠毫无关联的国家,都对这个屹立不倒的人物心怀亲近之情。在女王即将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白金汉宫,美国驻英国大使说起了她的跨国——或者说全球性——亲和力。“女王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常数,”马修·巴尊说,“也是我们的。”
女王的德语传记作家、《世界报》常驻伦敦记者托马斯·基林格说,很多德国人都认为她是一位“世界”君主。“我无法想象,如果前德联邦总统也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话,他会怎么做。”前大学教师基林格还说,他的同胞们对英国的少数几样东西很有认同感,女王就是其中之一。“德语的精髓来源于三处:《圣经》、歌德和莎士比亚。所以说莎士比亚其实是德国人!女王也是我们的女王,就好像莎士比亚是我们的作家一样。我们倒不是说她真的是德国人,但我们觉得与她很熟悉、很亲近。如同莎士比亚,她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心里。”
女王的前私人秘书对其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程也有类似回忆:“出访法国总是非常感人。走在大街上,听到‘女王万岁’的呼喊声,你脖子后的寒毛都会竖起来。”法国人从来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指的是哪一位“女王”,没有这个必要。
前总理约翰·梅杰爵士在旅行中也遇到过许多类似的时刻。“世界上每个人都把女王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说,“几年前,我在赞比亚,去了一个离赞比西河很近的村庄。我去见那里的酋长,见面后才知道那是一位女酋长。这位非常尊贵的老太太伸出手说:‘我叫伊丽莎白——跟我们的女王一样。’”
1981年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之后,英国驻科伦坡高级专员约翰·尼古拉斯爵士报告说,许多人依然无法适应这个前殖民地九年前转变成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标语牌上的‘上帝保佑我们的女王’,并不是因为人民对宪制改革一无所知,”他向外交部报告说,“而是反映了一种真挚的情感:尽管有这些变化,女王陛下依旧在斯里兰卡人民心中。”约翰爵士接着描述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场景:女王抵达曾经是王国的康提城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五十头盛装打扮的大象,还有盛装的康提首领们,以康提王国的隆重礼节欢迎一位君主。在斯里兰卡的许多人尤其是总统看来,这是2500年以来皇家史上最后一位君主。
2012年7月27日,英国伦敦,2012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盛大举行。雅克·罗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威廉·黑格[2]认为,2012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就能说明女王在世界的地位。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指的不是她在邦德电影短片里与007一同亮相[3],而是几个小时前白金汉宫的招待活动。以往的任何一届奥运会主办方都没有吸引来如此多的世界领导人。没有一个城市像伦敦一样举办过三届奥运会——1908年、1948年和2012年——更别提每次都是由同一个家族来主持。黑格勋爵回忆道:“女王可以在致辞的时候说,她即将揭幕奥运会,像她的父亲和曾祖父一样,这绝对是举世无双的。”当人们意识到“确实如此”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奥运会的总设计师,前奥林匹克勋爵塞巴斯蒂安·科,在最初的奥运会申办过程中就用君主制诱惑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的评估小组被邀请到皇宫会见女王。即便如此,直到2012年,科才充分感受到她的吸引力。“在奥运会结束之前,我还不太了解她的影响力。”他解释说,“205个奥委会委员都想来英国。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看到的是女王陛下,而不是尤塞恩·博尔特[4]。”
哈佛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伊曾经提出“软实力”理论,即“通过吸引而不是威压或金钱来达成成果的能力”。他认为,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民主路线发展,“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他指出,君主制在美国的支持率和英国一样高,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里面还有一个新的王室宝宝。“乔治王子影响了英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无论好坏,君主制在全球政治中仍然很重要。”奈伊在2013年乔治王子出生后写道,“在信息时代,权力不仅有令军队获胜的功用,也有令故事获胜的功用,君主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比名人们享受的15分钟辉煌要持久得多。”他还指出了“充裕悖论”,即过多的信息反而会导致注意力不足。“本世纪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奈伊写道,“曾经等级森严的君主制残余,仍然是当今英国吸引眼球的一种非常划算的方式。”
网飞公司根据女王生平改编的《王冠》大获成功,则是另一个实例。这部电视剧制作精美,获奖无数。它的成功自然是因为背后有着极富创造力的团队。但它的主要吸引力仍然在于它是基于真人真事改编的,而这个真人,碰巧就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女性。它的有些情节很牵强,有些则完全是虚构的,但它描述的是某个不仅在世而且当权的人。因此,有些人认为,它把戏剧改编乃至品味推到了极致,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冠》最新一季中的女王与查尔斯王子剧照。
当被问到把女王列进战后世界名人榜时,前工党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立即回答说:“当然是最顶端——不仅是因为她的长寿,还因为她六十六年来的为人处世。”他说她就是“软实力”的象征。“她能够促进英国的提升,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政治家。外交依旧是权力的投射。”斯特劳说:“你不得不切实地去做,而且恐怕国家的体量很重要。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有20个国家比我们更大(从人口方面来说)。大国的衡量标准正在变化,财富正被分化,这是好事,但权力的投射也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运气好,你会拥有一位领袖,她可以代表你们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
历任首相都有充分的理由感谢这一非常可观的、额外的外交资产。2016年3月,美国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毫不留情地将英国在利比亚的外交政策称为“狗屎秀”,令英国外交官难堪、沮丧无比。他还轻蔑地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心思都花在别的事情上了”。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对英国如此刻薄。传说中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吗?即便是的话,也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月后,奥巴马将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纪录片录制一段特别的致辞,以纪念女王90岁生日。他说,他很高兴成为第一位祝女王陛下90岁生日快乐的美国总统。他还说,她不仅是英国人民还是全世界无数人的力量和灵感源泉。美国非常感谢她稳定而充满力量的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在女王生日的第二天,他亲自飞抵英国,成为第一位为她祝寿的世界领导人。“他对她很忠诚。”戴维·卡梅伦说:“他是真的很想来,成为最先祝她生日快乐的人之一。他经常谈起她。他如此忠诚,真的很有意思。”换句话说,这就是最强大的软实力。
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还记得在前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葬礼上听过的奥巴马总统致辞。“令人震惊的是,贝拉克·奥巴马居然提到了当今世界的其他伟大领袖,”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另一位前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则认为,女王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服务电台是英国最重要的两大软武器。这也是她与政治家及公务员们意见相左的地方。他们觉得,从节约花费的角度,英国应该出售庞大的旧资产,不论是宏伟的使馆大楼,还是皇家游艇。“我的确认为,对待此类事情,财政部的态度非常愚蠢。”她说,“总是有家伙说,‘你已经有地方住了。卖掉这些吧。’但大使们会告诉你,人们是真的很想来老使馆参加女王的生日聚会。”她联合几位前外交大臣,阻止了继任者大卫·米利班卖掉外交大臣在伦敦的官邸卡尔顿花园(路易·拿破仑亲王,也就是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故居)。
女王对英国来说是重要的软实力,在英联邦,她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英联邦皇家学会主席豪威尔勋爵[5],指出了一个王室悖论:王室的权力不断下降,君主制的影响却日益增大。他说,英联邦这种组织与数字时代非常契合,他还引用了奈伊的另一名言:“军事资源或许可以在坦克战中达成你想要的结果,在互联网世界却并非如此。”
豪威尔勋爵指出,该组织包括了世界上七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为许多小国家提供平台,充当自助团体的“终极网络”,涵盖了从牙科到高等教育等现代国家几乎所有可能的需求。反过来,这又给了英国这种大国一个机会,使之可以展现自己各种软实力:文化、非政府组织、司法、艺术、设计等。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女王。她想与世界接触,英联邦就是她理想的渠道。
2018年英联邦伦敦峰会的几个月前,女王和哈里王子为此开了招待会。女王的英联邦信托基金将会越过政客,直接拨款资助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使其在英联邦的各个社区有所作为。它将类似于最初的亲王信托基金——一开始是用威尔士亲王的皇家海军补贴发放小额赠款,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青少年慈善网络。女王不只是挂名,她还指派了两位私人秘书克里斯托弗·盖特爵士[6]和萨曼莎·科恩出任创始托管人,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她对此事多么认真。
当晚到场的第一批获益人里有一位叫乔纳斯·伊姆伯萨鲁。这位来自喀麦隆的青年科学家用自己的积蓄,成立了喀麦隆儿童希望组织,一个在乡村学校建造厕所的小机构。他知道,没有厕所,让老师和学生,尤其是女孩,没法去学校,同时还会滋生许多疾病。当地政府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信托基金现在已经筹集了3.5万英镑,让他能够在7所学校建造厕所,覆盖1300个孩子。这个项目的效果既迅速又惊人:缺课率下降了27%,致病率也有相似比例的降低。女王很清楚这些。很难想象,以前会有哪位君主在王室的招待会上与客人谈论厕所。但她对乔纳斯的成果非常了解。“太棒了,不是吗?哈里跟我说了你的成绩,说了你做得有多好。”她爽朗地对他说。哈里王子正忙着把乔纳斯的事迹推销给当晚被邀请的潜在捐赠者。“天知道每天有多少好主意被浪费,就因为年轻人得不到帮助。”他恼怒地说。乔纳斯仍然无法相信,女王及其家人和团队居然会在皇宫里推广他这个小小的慈善项目。“她不仅信任年轻人,她还把我们视作进步的推动者。”他说。他希望今晚之后喀麦隆政府会有人回复他的电话。
在这之前,乔纳斯已经在女王的另一个英联邦倡议“女王青年领袖”中获得过认可。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项目,“英联邦女王苍穹”把地球上许多地区指定为受保护的森林。在她的统治期间,她和家人一直在资助英联邦的各种项目,提供赞助与支持。那么为什么最近的活动都以她的名字命名呢?原来自从2012年她的钻石禧年[7]之后,皇宫有了一个新措施,要把她对英联邦及其人民的私人捐赠直接体现出来,而不是通过什么机构、部门或政府。
给英联邦造成最大问题的,是政客而不是公众。女王想把她的名字借给那些不会深陷政治泥潭、精干的、意义明确的组织和机构。毕竟,正如我们应该看到的那样,是女王一次一次被召唤,厘清他人制造的混乱,修复和弥补关系。
作家兼主播安德鲁·马尔形容她是英国“略带神秘气息的友好窗口”。然而,这需要的可不仅仅是微笑和无关痛痒的交谈。英联邦老顾问桑尼·兰帕尔爵士曾经带领英联邦走过最动荡的岁月,谈到女王解决“国际大家庭”内部争端时的“沉默的坚持”,他难掩赞赏之情。
有好几次,她发现她的本意和职责被拉向了不同的方向,尤其是在欧洲问题上。
戴维·卡梅伦在英国决定脱欧后辞去首相的职务。他坚持认为,对女王来说,最大的挑战并不是脱离欧洲(Brexit)[8],而是进入欧洲——英国在六七十年代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令英联邦各国沮丧不已。“那本该会困难得多。”他说。
如今,欧洲或许会继续分裂英国,但再也不会夹在英国和英联邦之间。这让女王大松了一口气。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认为,战后新西兰人民需要接受与昔日“母国”关系的恶化,她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能够理解,当时英国只是做了对英国来说最好的选择。”他说,是女王阻止了裂痕的进一步加深。“女王是亘久不变的声音,还有黏合剂。”
那么,女王对于脱欧是什么看法呢?戴维·卡梅伦说,当他谈起与欧洲的谈判过程时,女王总是不置可否。“我每周跟她解释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她非常有同理心。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有过很强烈的观点。”他说。他认为谨慎是整个王室的默认立场。“我的感觉是,他们在规避风险。我不认为他们像希思那样狂热地想要加入欧洲共同体,因为那曾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他说,“那是关于欧洲的重要性。但对于英国来说,那一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我们从来都是不情愿的。”那些自信满满、把女王放在脱欧这样两极化问题上特定一端的人,无疑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忽视了她那静默的实用主义,她坚定保持中立的年头,比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活的年头都要久。这一切,她真的早都看到过了。无论何时,只要说起女王的长期统治,就会提到同一个问题:“她究竟喜欢什么?”值得称赞的是,在她在世的第十个十年里,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前工党外交大臣(现在是勋爵)大卫·欧文,称赞她“敢于变得无聊”。他说,在君主立宪制下,权力的分化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是有趣的,但你得足够坚守原则,才能变得无聊。在正式的晚宴上,坐在她身边时,你不会也不应该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在他当大臣的那些年里,在不同的宴会场合和出国访问期间,他都能看到女王的不同面貌。“能看到独特的她,并且看到这位女性拥有巨大的能量,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如果她上大学的话,她肯定能拿到最高的学位。对此我毫不怀疑。”
1953年6月2日,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
为了评估女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她对此的看法,正如本书所要做的,我们首先要欣赏她的观点。
这位君主,父亲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丈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然而现在她会见的却是千禧年后才出生的士兵。1947年,她第一次出访南非时,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伟大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博士78岁的侄子。第一次出访澳大利亚时,女王在每个城市都为参加布尔战争的老兵举办了招待会,还接见了一位1885年在苏丹服役的老兵。正是在1885年,戈登将军在喀土穆战死。1951年第一次出访加拿大时,她被介绍给本杰明·曼塞尔,一位太过年迈而没有参加布尔战争的老兵。曼塞尔来自斯普林菲尔德与新斯科舍省的交界处。19世纪70年代,他曾在阿富汗服役,后来他见过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因此,女王肯定是唯一一个既听说过1878年英阿战争,又听说过21世纪阿富汗对塔利班战争的第一手资料的人。
无论如何,她的人生阅历与统治经验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宝库,世界上任何领导人都无法匹敌。因此许多人即便不是保皇派,也都称赞她献身尽责。欧文勋爵说:“我不信奉世袭制,也不是君主主义者,但如果君主制适合国家,那就有君主制。看到她处理得如此出色,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技能。”
“她是见证英联邦成长的一代人。”英联邦前秘书长桑尼·兰帕尔爵士说。他列举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后殖民国家的许多开国元勋。“他们是她的同龄人——我也是——我觉得女王是跟英联邦一同成长的。”他非常重视的一点是:女王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登基继位——是在非洲腹地,当时她正好在肯尼亚新建的阿伯代尔国家公园参观树顶公园。“这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说,“这让她更容易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她真的成了树顶的玩家。她也是英联邦的孩子!”
安妮长公主第一次海外之旅就选择了这里。她一直对自己的母亲在25岁时在肯尼亚偏远地区继承王位的情景感到好奇。“当时一定很诡异。在这么简陋的环境下,你被告知,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还有这意味着的一切。”
冷战还在初期,喷气机时代才刚刚开始。太空时代还需要好几年才能到来,而数字时代甚至还没有出现在科幻小说作家的想象里。然而,女王将统治一切。长公主说,在她目睹的所有变化中,从王室的角度来看,最令人恼火的是手机及其同类产品的出现。“我很庆幸我不是现在才开始履行王室职责的,因为那时候至少还有人跟我聊天,”她说,“现在真的找不到人说话了。手机已经够糟了,但是iPad——你甚至看不到他们的头!你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她直截了当地回应那些用相机对着她脸的人:“我要么懒得说,要么就直接说:如果你想见某人,我建议你把它放下。太奇怪了。你就站在他们面前,却没法聊天。人们不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除非他们拍过照片。”
新任美国大使马修·巴尊来到皇宫递交国书时,女王对于科技在她与公众之间新树立的屏障感到非常抱歉。这位新大使提到,当他坐在女王的马车上穿越伦敦时,人们没完没了地给他拍照。巴尊回忆道:“女王说,‘这里一向到处都是游客。他们习惯了用相机。他们会举起相机,拍照,然后放下。可是现在……’——她举起手遮住脸——‘他们举起这些东西,却不再放下来了。我想看到他们的眼睛。’我觉得这很温暖——她想看到他们的眼睛。给名人拍照,你觉得是单方面的事,但其实是双方的,有一种联结与能量在其中。而现在,科技挡住了它们。”
女王很传统,却并不多愁善感。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爵士说,有一次他问过她,为什么即便在没有很多人或照相机的场合,她仍然穿正装。“我是标准的最后守护者。”她回答说。她并不是为了做这件事而做,这是她的一部分。“人们问我:你见过的最优秀的人是谁?我说,女王。你的所见即所得。同时,她真的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如果你是首相,你的工作时长令人吃惊,但你是被推选出来的。时间到了,你就不用做了。我们跟贝拉克(奥巴马)出差几周,他还会打打高尔夫球。我们会玩得很开心。女王就不一样。对她来说,这是一辈子的奉献,是一辈子的付出。”
约翰爵士仍然对她的记忆能力感到由衷的惊讶,认为这证明了女王并不仅仅把君主当作一份工作。“这些年来,我跟她有过多次讨论。她的学识和理解力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给她写的简报。事例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但是,做一份工,跟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心怀深切、激情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
曾与女王共事过的人经常说起她的博闻强记。共和党和某些怀疑者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2017年,网飞公司《王冠》的编剧彼得·摩根附和了这种说法,将女王形容为“智力有限的农村妇女”。包括女王本人在内,没有任何人说过她是什么智者。但是,跟许多智者不同的是,她对世界事务有一种真正的兴趣与天生的掌控力——往往比她手下的首相们还要出色。1993年,在布达佩斯,女王在铁幕政策后第一次进行国事访问。在此之前,前驻匈牙利大使约翰·伯奇爵士只见过女王几次。显然,她令他十分意外。退休后,他在《口述英国外交史》栏目中说:“她对东欧十分了解。这与撒切尔夫人形成了奇怪的对比。”1990年,撒切尔夫人来访时,详细询问了他战后共产主义的方方面面。“人们都说,她从来不倾听,只知道说。实际上,她很喜欢倾听。她是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事情。”伯奇说,“但我很吃惊——或许不该这么比较——女王的学识和首相的学识。不过,在那个时候,那个话题上,女王的确占了上风。”
女王喜欢回忆过去,却不爱沉溺其中,毕竟那只是留给退休者的奢侈品。她也不打算这样做——“除非我得了老年痴呆症。”她这样对表姐玛格丽特·罗德斯说。作为在任的国家领袖,她想要活在当下,着眼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在她的晚年生活中,她出席的场合明显地倾向于年轻人。她的苦心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在她的钻石禧年英国巡礼的第一天,她的第一个停靠点是莱斯特的一所大学。校园里聚集了大批学生欢迎她的到来。在所有关于英联邦的演讲中,她都喜欢提醒听众,英联邦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到30岁。
“每个人都认同,她是超级重要的人,是人们立志效仿的人。”在白金汉宫一次青年招待会上,英国-南非著名青年视频博主卡斯伯·李说。他说,“她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母亲,是一个拥有一切,却也给予一切的人。”就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女王正与这项倡议的支持者之一、慈善家比尔·霍尔罗伊德讨论。“太令人兴奋了。我想让年轻人参与进来。”她爽朗地说道。霍尔罗伊德说:“我想不出更好的遗产。”“他们非常有进取心。”女王赞赏地指着她的年轻客人们说。“这些优秀的人已经做了很多。”王室及其工作人员不喜欢用“遗产”这个词。“你活这一辈子只是在为了留下遗产吗?”爱丁堡公爵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问道。“我宁愿别人来评判我留下了什么遗产。我是说我不会努力去留下遗产!”
然而,女王却总是在考虑她要传承什么。她对加纳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克瓦梅·恩克鲁玛的观察,既揭示了他的性格,也揭示了她自己的。在写给朋友波切斯特勋爵的信中,她说,“恩克鲁玛‘天真、虚荣’,眼光无法超越自身时代的局限。”那是1961年,她才35岁。
如果要为恩克鲁玛说句公道话,那么,当你是一家有着千年历史的机构的管理者,而这个机构的核心目标又是延续下去,眼光超越自身时代局限当然会自然得多。每个继任者的首要职责都是确保安全地移交给下一个继任者。当然,君主制曾经在女王在位期间风雨飘摇。在20世纪90年代的黑暗时期,持共和党思想的政治理论家兼评论员斯蒂芬·哈斯勒博士自信地在文章里将女王称为“最后的伊丽莎白”。在2002年金禧年[9]结束时,他的论点充其量也只是有些古怪。但在2012年钻石禧年结束时,就成了荒谬的。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女王似乎总是高高兴兴的,像那些最了解她的人所记得的那样。她是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第一位能够四世同堂的君主。英国皇家邮政纪念她90岁生日的邮票上有一张女王在白金汉宫白厅里的照片,旁边是威尔士亲王、剑桥公爵和为了凑高度站在一堆盒子上喜气洋洋的两岁的乔治王子。这是一个散发着永恒气息的场景。
“我的一生,她都在那里。我无法想象她不在那里。我就是做不到。”女演员、女爵玛吉·史密斯夫人说(还有很多人可能也会这么说)。《唐顿庄园》的这位明星认为女王是“英国最优秀的人”。她在汉普顿宫与女王一起庆祝荣誉爵士勋位的百年庆典。“荣誉爵士”是乔治五世为那些值得国家认可,但不想要“头衔带来的诋毁”的杰出人士创立的。目前的荣誉爵士包括前政治家约翰·梅杰爵士、乔治·奥斯本爵士和霍华德勋爵、赫塞尔廷勋爵和欧文勋爵,以及大卫·阿滕伯勒爵士、朱迪·丹奇女爵和科伊勋爵等国宝级人物。他们与女王一起在皇家小教堂举行感恩仪式。伦敦前主教理查德·沙特尔博士发表了演讲,他提醒这些杰出的听众,“授勋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成就,也是为了你们的正直和对原则坚定不移的承诺,这种承诺召唤我们超越眼前的私利。”沙特尔博士还说:“有些授勋者已经名扬天下,但这不是为了那些以知名度著称的名人设立的,而是为那些长久不歇为国家服务的人设立的。”他指的是谁,就再明显不过了。女王看了看,最后还是面无表情。大卫·阿滕伯勒爵士事后说,虽然有些矛盾,但他想到的一个词,那就是谦逊。“她从不张扬。”
正是这些品质使这个勤奋的人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托马斯·基林格说,对外界,特别是对他的德国同胞来说,她日益成为英国最大的财富。他说,她似乎是最后一个屹立不倒的人。“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在崩塌。民主制度似乎在衰落。君主制突然崛起,而这可以解读为对她的尊重。”
1965年5月,伊丽莎白二世在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说,1965年女王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她被视为“辉煌国家”的代表。他认为,现在不再是这样了,英国现在被视为一个衰弱、受损的国家,尤其在脱欧后。然而,他并没有过分悲观。基林格说,历史表明英国人总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在德国,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会精神崩溃的。”他引述纳尔逊的话说:“一切必须有不确定性;海上作战,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他认为,如今支撑这种心态的,是女王本人所体现的稳定感。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与历史上所有其他君主相比,她领导国家和君主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社会和技术变革,留下了自己的遗产。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她的遗产表现形式将会多种多样。对有些国家来说,她一直是老朋友。对其他国家来说,她是代表和解的真诚脸庞。对于那些从过去痛苦的极权主义中走出来的国家来说,她象征着鼓励。然而,对大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她在从征服到自治再到独立的漫长而明确的过渡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绝大多数前殖民地选择留下,成为英联邦的忠诚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英联邦能够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并继续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从反对种族隔离到消除可避免眼盲,这也是她的功劳。
2018年,有消息称,英联邦一些小国正在讨论提名女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人会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新颖,非常恰当,比方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几天内)和欧盟领导人们。女王也不会是第一个被提名的王室成员,安妮公主曾因其与“拯救儿童”组织的合作而被提名,菲利普亲王因在创立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爱丁堡公爵奖时所做贡献而被提名。
迄今为止,女王得过的奖项都是与她的马和其他牲畜相关的,还有一张金碟,是唱片业为了纪念她的钻石禧年音乐会而赠送给她的。作为“荣誉之泉”,她认为她的职责是给出奖项,而不是收获奖项。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一样,她也创立了一个全球卓越奖,在诺贝尔本人1895年给世界留下自己遗产时忽略的一个领域。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成立于2013年,每次以100万英镑的奖金(比诺贝尔奖高出30%)表彰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突破性创新”。与诺贝尔奖一样,它对所有国家的申请者开放。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对某个同自己没有任何直系、历史或语系关系的人能感到某种联结感。她被称为“世界的女王”的说法,对某些低调的英国国民,当然还有本书的读者来说,似乎有些傲慢(甚至一点也不“英伦范”)。不过,这个想法并不是起源于英国,而是源自世界上无数的对话与观察。它在国外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人们对它的认同,是那么广泛而深切,却又完全在意料之中。
2015年,对德国的第五次国事访问的第一天,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访问了柏林理工大学。在1965年对德第一次国事访问期间,她就以自己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年度演讲。现在,她回来参加“女王演讲”的50周年纪念。该大学邀请了大英博物馆即将离任的馆长、柏林洪堡论坛即将上任的馆长尼尔·麦格雷戈致辞。在他开始之前,门口有轻微的骚乱。令组织者及英国外交官们欣喜不已的是,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突然到来。她先前在参加一个讨论欧元区危机的会议,因为没有进展,她感到恼怒不已,中途翘班,想要跟王室来访者多一点相处时间。在拥挤的剧院里,麦格雷戈就“国家象征”这一话题进行了一次风趣的演讲。他探讨了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宠物、政治和园艺方面的相似品位,而后转向了终极象征,也就是女王本身。此外,女王还正式进入了德语词汇表。麦格雷戈指的是《杜登德语语法词典》的最新版本。德语里,表示“女王”的正确词语一直都是“die königin”,他说。但新版本里额外加上了一条:“Die Queen”,而且明确表示:“没有复数形式”。
注释
1.诺曼征服,以诺曼底公爵威廉(约1028-1087)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对英国的征服。——译者注
2.威廉·黑格,1989-2015年约克郡议员,1997-2001年保守党领袖,2010-2014年外交大臣,2015年被授予勋爵之位。
3.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伦敦奥运会最值得记住的瞬间,与运动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在开幕式上,女王和詹姆士·邦德的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跳伞降落到奥林匹克体育场。这个客串的角色被严格地保密,以至于王室看到后都大吃一惊。坐在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身边的奥委会主席科爵士听见他们大喊:“加油,奶奶!”女王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给两届奥运会开幕的人——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4.牙买加短跑运动员。——译者注
5.前内阁大臣吉尔福佳·豪威尔,是唯一一个历经三届政府(爱德华·希思,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戴维·卡梅伦)的内阁大臣。作为国会议员,他担任了十年的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6.克里斯托弗·盖特爵士被女王授予过四次爵位,2017年离开皇宫时,他已经是盖特勋爵了。跻身勋爵后,他用自己的首次演讲来促进英联邦的工作。
7.即女王登基60周年。——译者注
8.Brexit(或Brixit)是对英国退出欧盟的一种戏谑说法,即British exit or Britain exiting from the EU。——译者注
9.女王登基50周年。——编者注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旅程》,【英】罗伯特·哈德曼/著 洪萃晖/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2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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