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文献名邦”缘何下海从商

一座东南一隅的小城，近日却因“莆田系”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这里的医疗产业和高仿鞋产业，而福州人和闽南人或许想起了不知哪一代传下来的“神仙难赚莆田钱”之类的调侃。

墙倒众人推，一拥而上黑莆田的媒体甚多，挖掘黑历史的亦有之。然而，当我们翻阅地方志寻觅莆田为何重商、爱财，又为何喜欢抱团打拼形成“莆田系”的答案时，却发现了一些和新闻里迥异的事实及评价。

人文荟萃、科举大兴的宋明两代

历代的地方志中有关风俗的篇章，是官员赴任后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最快捷来源。明初《八闽通志》是这样记述兴化府（今莆田市）的：“儒风非在常衮后。永不动干戈。文物之邦，有齐鲁遗风。家贫子读书，秀民特多，比屋业儒，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产薄而用俭。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鲜俪。”没有一句差评，和现在被妖魔化的莆田仿佛云泥之别。

相比其他府县，如福州府“其俗俭啬，喜讼好巫”、漳州府“悍强难治”、汀州府“刚愎好斗”，《八闽通志》对莆田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虽然这很可能是因为作者黄仲昭是莆田进士，不肯写家乡一句坏话，然而他关于莆田好读书、科举盛的记载，却是相当客观而有底气的。

唐开元中，莆田已建立县学，并诞生了黄璞等名儒。唐末五代战乱频仍，诸多世家大族避居闽中，落户福州、莆田两地者尤多。逮至宋时，福建地方清平，安居乐业，莆田的世族有了财力作为后盾，便迈进科举仕进之路。北宋一代，仅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市）就出现了468名进士（含特奏名，下同），占全福建录进士总额的18%，仅次于福州和建州；南宋偏安一隅，福建成了大后方，科举成就更加瞩目，涌现了4544名进士，其中兴化军有588人，仅次于福州和泉州。兴化军是福建人口最少的州军级行政单位，人口仅为福建总人口的5.2%（元丰年间），进士比例之高令人咋舌，以至于王安石都说“兴化多进士”。

不过，当时的官场上，对于福建高官的口碑却不好。司马光针对福建开过两次地图炮，一次是骂政敌王安石“心术似福州”，第二次是上奏神宗时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而被黑的王安石也常在室中写“福建子”阴损吕惠卿，可见当时福建高官心术不端、勾连同乡、结党营私之弊，已经成为政坛的攻击点。

莆田贡献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奸相之一，即“天资凶谲，舞智御人”的蔡京。经过《水浒传》的广而告之，他竟成为“妈祖”之后知名度最高的莆田人，无论是同族中政声卓著的蔡襄，还是后世抗元尽节的状元宰相陈文龙，都无法以盛誉令蔡京的名声扭转一二，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尽管出了个别名声不好的大臣，莆田人也不会停下集体奔赴科场的脚步。终宋一代，兴化军共有1026名进士，其中有5名正奏状元，8名特奏名状元。“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的莆田，被宋度宗誉为“文献名邦”，朱熹也盛赞其“人物之盛”。莆田的许多世族都科名卓著，如宋代的方氏进士多达132人，白杜方氏“万卷楼”藏书达五万卷。今天潮汕、琼雷的许多家族，都自称始祖宋代自莆田迁出，其中或有攀附成分，这也是因为宋代莆田的文化地位很高，值得借来光耀自身。

明代的莆田延续了宋代的科举辉煌，出了2名状元、4名探花，总计举人1692名，仅次于福州，进士则位居福州和泉州之后，有533人；举人、进士数各占全省五分之一强。莆田县进士数达1433人，位列全国18个千人进士县。

但在宋明两代极盛之后，莆田的科名在清代盛极而衰。兴化府的举人数和进士数仅在福建十府二直隶州中排到第5，甚至被闽西的落后山区汀州府超越；光绪的13科举人中，福州府有1158人，兴化府仅有73人；光绪年间福州府有206名进士，兴化府仅有4名。这样的强烈对比，不由得令人好奇，由明入清的莆田究竟发生了什么？

倭乱、迁界之祸下的弃文从商

晚明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莆田风俗，好话也是说了不少，比如“其人好礼而修文，士相矜以名节”，“气韵之所歔吹，布韦蓬藋莫不顾化。老生宿儒出而授经近县，步趋坐立，造次不失。下至洒削卖浆之伦，未尝敢岸帻科头行衢道。贫家觴豆数行，秩秩有次。吾伊之声，比屋而闻，通有韵之文，十人以三四”。在他的观察中，莆田仍然是文风炽盛、知礼义荣辱的地方。

接下来，他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故其学书不成者，挟以游四方，亦足糊其口。或以绘画、命卜自寿江湖间。而行贾之人，金陵为盛。其工作盖与扇行八郡。以其壤地偏小，或至鄙与陋，卒毋敢奸兰，跳与四民之业。”明代商业进一步发展，原本只顾埋头读书的莆田，也不得不抬起头来行商，或者以绘画、算命出外谋生了。凭技能谋生，这点与今天并无太多不同。莆田人在外闯荡者，经商之外，颇有一些仿古建筑和神像绘画的匠师在福州等地活动；莆田忠门人的木材生意，最初也是因为到外地做竹蒸笼而开始收购竹木的；经营卤面等小吃店的更是数不胜数。

至于原因，何乔远提到了“壤地偏小”，这与黄仲昭所言“产薄而用俭”遥相呼应。福建重商业、好移民的海洋性文化，与其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环境、尖锐的人地矛盾是息息相关的。在莆田这个仅有两县、面积仅4419平方公里（北京市辖区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的弹丸之地，这样的矛盾尤为激烈。平原仅占总面积的20.6%，山区虎患频繁、土地瘠薄，不适合人居，南宋理学家林光朝就记载莆田“十室五六无田可耕”，更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在这种环境下，想要谋生，不能再靠种田，只能指望读书改变命运。南宋莆田史学家郑樵说“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进士方惭也说“闽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虽然成绩优异，但科举是少数人得意、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许多陪跑者享受不到读书带来的福利，而且没有田产作为支撑，读书也是难以为继的。明中期以来苏州府等地科第骤兴，更使莆田科举业带来了威胁。与此同时，泉州港的后继者漳州月港正享受着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看到邻居发了大财，莆田也有点坐不住了，于是逐渐放弃天高皇帝远的京师，转身面对近在咫尺的海洋。

从北宋建立兴化军开始，仅有莆田、仙游两县的弹丸之地，便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由军而路再到府，始终夹在省会福州和强势的闽南文化圈之间，却从未被邻居同化，在语言、文化、建筑、戏曲方面一支独秀。这是因为莆田文化有着极强的内向凝聚力，以宗族、村社为一个个小单元，再组成一个个大单元，提携亲友乡党，抱团取暖，一呼百应，共同打拼。读书赴考成风，经商也如一阵风起。今日的“莆田系”医疗、高仿鞋产业、仙游红木业，概莫能外。

重商是明中后期的时代浪潮，在全国都有影响，而对于莆田一地，有两个大事件，给了莆田宗族社会沉重打击，为弃文从商推波助澜。

其一是在“嘉靖大倭寇”中，莆田受害极烈。自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20年间莆田被劫掠达15次，最后一次兴化府城甚至沦陷长达两月，总人口不到20万的莆田有3万人罹难，包括有进士17人，庠生356人。由于城内尸首相与枕藉，腥臭不可居，加之财物已经劫尽，倭寇听闻戚继光带兵前来，退居平海，府城才解围。新知府易道谭甚至因为积尸盈野而停留福清不敢赴任。

作为倭难中唯一被攻陷的府城，这场战乱对莆田留下的创伤是极重的：“今遭寇患之际，历八年与兹，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徙于他郡者，又不计其数。迩又各府疫病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丧者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至今莆田仍因为屠杀后正月初二收殓尸体、正月初五才过年的一段传说，每年定正月初二为“探亡日”，绝不走亲访友，正月初五“做大岁”，庆祝新年。

其二是清初“迁界”对莆田沿海为害甚剧。因明郑氏政权仍在闽粤沿海活动，清廷坚壁清野，将沿海十余里的房屋系数毁坏，强迫人民迁入界内，使得郑氏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人力物资。在这次残酷的迁界行动中，莆田损失了四十余万亩良田：“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房屋尽毁，足迹如扫”。人民流离失所，加上水旱、虎患、土匪劫掠，倭难后方百年的休养生息毁于一旦。《莆变纪事》曾极道迁界之痛：“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刀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吾乡人民，真九死一生矣！”

明末清初的两次大劫使莆田人口锐减，对外贸易中断，更使得世家大族与其依附的土地脱钩。物质基础匮乏，加上文教氛围全然破坏，此时唯有投身工商业方能自救。就这样，莆田完成了由“文献名邦”到下海从商的转变。精明的头脑加上吃苦耐劳，科举高手打起算盘来也是一把好手，只不过精明人到了生意场上免不了多点算计，也少不了一些贪婪，因而就给外人造成了“神仙难赚莆田钱”以及爱财如命的形象，与西方商界的弄潮儿犹太人有些许相似。

清末民国的“莆田系”商人：信誉良好、急公好义

虽说福建耕地短缺尚不能自足，但是盛产茶果、竹木、蔗糖等土特产。“福船”载着它们远航，在一个个落脚点兴建会馆和天后宫，北达辽东，西至云贵，福建商人在清代已遍及全国。即便是科举重镇福州，也被重商习气浸染。出身科举世家、后官至刑部尚书的陈若霖，据传也曾放弃童子试，计划去苏州贩布，可见一斑。

莆商经销的重点也是本地土产。据民国《莆田县志》载：“莆商号称巨擘者，豆饼商居第一位，桂圆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轮栈商居第五位。”其中的桂圆干是从古至今的莆田地方名产，清代即远销宁波、上海等地。涵江是清末福建四大名镇之一，系商业兴旺的天然良港，亦是著名侨乡，民国时被誉为“小上海”。其中有四家桂圆商号，因创办者均为黄姓，而被称为“黄家门”，经营额占涵江桂圆行总额的三分之二，形成了垄断。因信誉极佳，资本雄厚，“黄家门”下乡收购鲜桂圆可以赊欠一年以上，不需现金交付；且每年开盘时，优先唱价，每百斤开盘价都比其他商行高一元大洋，仍然受到顾客青睐。

不仅如此，“黄家门”的代表人物黄纪云等，还成立了实为地方行政机构的“涵江商会”，应对官府、代收税捐、创办实业、调解地方纠纷，甚至组织民军对抗北洋军阀。黄纪云墓志铭记其事略如下：“吾莆俗多械斗，得以言排解，祸立见消。乡都祈雨遭陷，为列状上剖，诬乃得释。民智之未开也，建崇实学校为合郡倡；旱年之告歉也，运镇江船米拯莆民饥。他如镇前陡门、三江石路、兴安会馆，以及萩芦、延寿、达台、柯董诸桥梁，皆赖先生得集厥事。”俨然一太平绅士、慈善大家。

外地的莆商，在成为行业标杆的同时也投身公益事业。例如蔡友兰在福州经营鞭炮行起家，后兼营汽车运输业。蔡是商界人望，曾任福州海运公帮理事长、省市商会会长等职，同时民族气节崇高，不顾自己战时汽车被征、生意亏损，严词拒绝日方重金收买授职。1943年，福州鼠疫肆虐，蔡友兰捐资1.6万元自昆明购得500瓶鼠疫血清，无偿供给各医院，同时通过商会募得8000元，资助市医师公会在南公园开办“隔离医院”。他还热心助教，在福州兴安（莆田）会馆创立小学，并筹建莆田锦江中学；即便在福州沦陷、回到莆田避难时，仍不忘捐资筹建莆田中山中学。此外还捐赠了“双杭救火会”一辆消防车。

同在福州的莆田巨商还有开办“广芝林”药行的徐建禧。广芝林恪守“信用第一，质量至上；药真价实，童叟无欺；选料精良，遵古炮制”的祖训，药真价实，服务周到，疫病流行期间通宵达旦服务，故广受患者好评。徐建禧先义后利，1935年起任“双杭救火会”理事长，救火会不仅承担消防工作，还在灾害时施药、施粥、施棺，多行赈济，故一贯以德高望重之人为首。福州第二次被日军攻陷期间，徐建禧还率救火会“火兵”在南通镇抗击日军，阵亡十余人，爱国义举受海内外一致赞誉。

由此可见，今天的医疗“莆田系”虽然在生意头脑、团结一心方面继承了昔日的莆田巨商，但社会声誉已有霄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