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寺：日本战国权势与风雅的最后舞台

醍醐寺的“皇室背景”

京都府伏见区的醍醐山上，坐落着真言宗醍醐派总寺——醍醐寺。真言宗是日本平安时期（794—1185）最具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之一。追踪溯源，真言宗源于唐代所传密宗，是密宗佛教在日本的重要分支。

延历23年（804），后来被尊为弘法大师的空海，作为遣唐使团中的留学僧赴唐求法巡礼。在唐长安城中，空海师从青龙寺惠果和尚学习密宗教法。随后在此接受灌顶，并获得了“遍照金刚”的称号。归国后，空海带回了大量的密教典籍与仪式法器，为密教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弘仁14年（823）嵯峨天皇将平安京中的东寺（本名教王护国寺，由于位于都城东部又得名东寺）赐予空海。在此以中国所传密教为基础，空海开创了日本的真言宗。为了与同样赴唐求法的最澄、圆仁、圆珍创立的天台密宗（又称台密）区别，东寺所传真言密宗又被称为“东密”。

由于获得了皇室的支持，空海的弟子纷纷被委任到各地寺院担任座主，真言宗的影响力不断壮大。在奉行真言宗的众多寺院中，作为空海的再传弟子圣宝（理源大师）开创的醍醐寺逐渐脱颖而出。圣宝本名恒荫王，俗身为日本天智天皇的六代孙，家世高贵。十六岁时，圣宝出家，拜真雅为师学习真言密宗教义。真雅原为空海的兄弟，同时作为其十大弟子之一建立了嘉祥寺西院，即日后著名的贞观寺。正是在贞观寺修行期间，圣宝获得了创设醍醐寺的契机。

有关醍醐寺的建立，成书于平安朝后期的《醍醐寺缘起》中还保留有一段颇具神话色彩的记载。日本贞观16年（874），生活于贞观寺中的圣宝，一日望见寺东的笠取山上有五色彩云环绕。为一探究竟，圣宝沿山路登至山顶。在一处山顶的谷地间，与一位老者相遇。老者告诉圣宝，此处的山泉颇有醍醐之味（参见图1）。所谓醍醐是指牛的乳酪，其制作需经过从牛乳到酪，从酪到生苏，从生苏到熟苏，最后由熟苏炼为醍醐的复杂过程。正因如此，醍醐被借喻为佛法中最精深的义理。“醍醐灌顶”一词的喻义也正根源于此。在交谈过程中，老者得知圣宝正在为修行佛法而寻求合适的场所，于是表明自己为当地的横尾明神，如圣宝能有志在此修建精舍，兴隆佛法的话，自己愿作守护。言罢老者即隐形遁迹。在横尾明神的鼓励下，圣宝决心在笠取山建立寺庙。凭借自己的力量，圣宝在山上分别修建了供奉准胝观音与如意轮观音塑像的准胝堂与如意轮堂，即上醍醐寺最早的一组建筑。由于临近醍醐泉水，醍醐寺的名称由此而来，笠取山也因寺更名为醍醐山。为纪念与横尾明神间的这段因缘，时至今日，上醍醐寺每日早间的例行礼拜中，还保留着咏唱横尾明神的传统。

最初，上醍醐寺是由圣宝私人建造的寺院，并未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直到延喜7年（907），醍醐天皇下敕书，以醍醐寺作为自己的御愿寺（又称为敕愿寺）。平安时代的御愿寺往往担负着守护皇子降生、保佑天皇在世时的健康以及驾崩后的追念等职能。圣宝就曾在准胝堂为宽明（朱雀天皇）、成明（村上天皇）两位皇子的诞生举行过祈祷仪式。在获得了皇家支持后，醍醐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然而，由于上醍醐寺所在可用于扩建的平地有限，并且急陡的山路阻碍了更多的参拜者，圣宝圆寂后的延喜19年（919），醍醐山的西麓建成了宿院，由此开启了下醍醐寺的建设历史。在下醍醐寺的范围内，金堂、五重塔、诸大门等设施相继建成。在随后的历史中，醍醐寺虽历经战乱，但整体格局并未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在丰臣秀吉的时代，醍醐寺获得了进一步的改造与扩建，最终形成了今日的规模。

见证平安时代以来真言密宗的兴盛

京都的醍醐寺在日本佛教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保留着平安时代以来的众多文化遗产。在醍醐寺本寺中，收藏有日本国宝17件，日本重要文化遗产102件。除此以外，位于下醍醐寺，供全寺座主居住的三宝院中还独自保存着日本国宝与重要文化遗产各2件。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涵盖了古建筑、绘画、雕塑以及佛教法器等众多门类。正是基于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醍醐寺作为古都京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1994年收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坐落于下醍醐寺的五重塔（日本国宝）是现在全寺中，唯一一座建成于醍醐寺创建之初的建筑，也是京都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受到父皇醍醐天皇的影响，朱雀天皇在醍醐寺中皈依佛教。在将皇位传位于村上天皇后，为醍醐天皇祈祷冥福，朱雀天皇发愿在醍醐寺兴建佛塔，即后来的五重塔。在建造五重塔的过程中，工事曾遇到了重重困难，历经20年直到天历5年（951）方最终完成。五重塔全高38.2米，面阔三间，塔檐飞挑，建筑整体极富稳重感（参见图2）。五重塔的内部处处可见佛教题材的壁画。在第一层塔身的中心柱上，绘有一幅极其精致的大日如来像。此外，在塔内四壁还绘制出密教中胎藏、金刚两界的曼陀罗，以及日本真言宗所奉真言八祖的画像。这些绘画题材表现了醍醐寺深厚的真言密教背景。

处于上醍醐寺中心位置的药师堂（日本国宝）也是醍醐寺中最为古老的建筑之一。药师堂最初根据醍醐天皇的敕愿，由圣宝主持修建。现存建筑为12世纪醍醐寺第15代座主定海时代再建而成的，是上醍醐寺中唯一一座平安时代的建筑。该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屋顶并未铺设陶瓦，而是由桧树皮经特殊工艺修葺而成。药师堂内部原安放有木造的药师如来本尊以及左右协侍的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雕像（日本国宝）。这组药师三尊的雕像是醍醐天皇发愿，圣宝主持建造，由圣宝弟子会理亲自手工雕刻制作。随后由于圣宝圆寂，最终在弟子观贤继任醍醐寺座主后完成。三尊雕像均由整木雕刻而成，表面涂有漆箔，是醍醐寺草创期佛像的代表作，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参见图3）。为更好地保管，这组佛像已转移至下醍醐寺的灵宝馆中安置。

在丰臣秀吉统治时代末期，醍醐寺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筑与扩建工程。作为醍醐寺最早建筑之一的金堂在文明2年（1470）遭到焚毁。在丰臣秀吉的支持下，特意将满愿寺本堂拆解后，作为金堂移建到醍醐寺中（日本国宝）。并且，下醍醐寺三宝院的殿堂与庭院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改造工程。其中的表书院、唐门等建筑也被日本确立为国宝。在醍醐寺众多的收藏品中，还包括有一大批绘画作品。其中例如五大尊像绢画一组五幅（参见图4），是日本最早一批真言密教系统的绘画作品。完成于镰仓时代的《文殊渡海图》描绘了文殊菩萨由五台山启程，乘云渡海的场面。画风整体受到了中国宋画的强烈影响，很可能是一幅宋画的临摹作品。此外，作为真言密教的寺院，醍醐寺中还保存着一批金铜五钴铃、九钴杵、金刚盘等密教法器。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见证了平安时代以来真言密宗在日本的兴盛与发展。

丰臣秀吉的后宫与醍醐赏花

在醍醐寺的发展历史上，丰臣秀吉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其主政期间，为召开名噪一时的醍醐寺赏花会，曾大力促进了醍醐寺的改造、扩建事业。醍醐寺的樱花，是自古以来京都的一处名胜。

庆长2年（1597），迈入花甲之年的丰臣秀吉邀请德川家康一同前往醍醐寺赏樱。秀吉在此被春日醍醐寺的美景深深打动，于是决定举行一次赏花盛会，邀请平日深居城中难赏此景的各位女眷，特别是常年陪伴自己的北政所（丰臣秀吉的正妻宁宁）一同前往醍醐寺赏樱。为此，秀吉从庆长3年年初就积极筹备醍醐寺的赏花活动，甚至从近江、河内、大和等地搬运来700余株樱花，移植到通往上醍醐寺的山路上。权倾天下的秀吉期待着通过此次赏樱，于晚年之际再度享受一世一荣的醉梦人生。

庆长3年旧历3月15日醍醐寺赏花当日，秀吉命诸大名担任从伏见城至醍醐寺之间沿路的警备工作。受邀参加此次醍醐寺赏花的嘉宾达到1300余人，除北政所、淀殿、松の丸殿、三の丸殿、加贺殿等秀吉的妻妾外，与会者绝大多数为诸大名的女眷。其间可考的与会男性仅有秀吉之子丰臣秀赖以及加贺蕃大名前田利家等少数参加者。赏花队伍浩浩荡荡向着醍醐寺进发。沿路途中，精心安排有茶屋，供与会者在赏花之余休憩、饮茶。在通往上醍醐的枪山上还专门修建了用于设宴、饮酒的御殿。宴会期间，宾客在此处咏春作歌，并将短歌书写于策，悬至樱花枝头（参见图5），一时间风雅无限。醍醐寺赏花也达到了高潮。

秀吉精心策划的醍醐寺赏花盛会也并非一帆风顺，发生在侧室之间的争杯事件打破了原有的祥和。这场冲突发生在秀吉向众妻妾敬酒的一刻。席间的第一杯酒，秀吉无疑敬向了自己的结发正妻宁宁。此后根据尊卑长幼，第二杯酒理应敬给淀殿。淀殿本名茶茶，为浅井长政与市所生长女，与初和江并称为“浅井三姐妹”。茶茶作为战国英杰织田信长的甥女在诸大名中拥有着特殊地位。被秀吉纳为侧室后，茶茶还生下了丰臣秀赖。秀赖在此前的文禄4年（1595年）已被确立为丰臣家家督的继承人。然而，越过茶茶，秀吉却将第二杯酒敬向了松の丸殿。松の丸殿本名京极龙子。京极氏曾是室町幕府（1338—1573）以来兼任北近江、飞弹、出云、隐岐四国守护的名门。在进入战国后，因势力没落，成为浅井家的家臣，并与浅井家联姻。在亲缘关系上，京极龙子实际与茶茶还是从姊妹关系。史料记载龙子姿色冠代，是秀吉晚年非常宠爱的侧室。也许是出于酒醉的状态，秀吉径直将酒杯伸向了龙子。不论是出身与现实地位均高于龙子的茶茶无法容忍秀吉的行为，抢先接过酒杯，表明自己应先饮此杯。而作为另一方的龙子也并未示弱，强调此酒为太阁殿（秀吉）赐予自己的。双方因此争执不下。史料中没有留下这场冲突的过多细节，只能推测由于宁宁与前田利家夫人松的出面调停，才最终化解了二人间的争执。

发生在茶茶与龙子间的这场风波，只是醍醐寺赏樱中的一段插曲。凭借着这次盛大的赏樱活动，醍醐寺建立了与当权阶层的紧密关系，并获得了再度发展的大好时机。醍醐寺赏樱结束后五个月，丰臣秀吉旋即离世，经过短暂的动乱，德川家康开幕江户，日本由此迈入了江户时代（1603—1868）。醍醐寺也成了展现战国权势与风雅的最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