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 | 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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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鲁迅一生都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摆布，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1918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1926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1930年，他更从深感悲哀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孤寂生活，是命运第一次清楚地向他显示其不容分说的摆布之力，鲁迅接着的三次逃离，就同样清楚地显示了他此后二十年的不肯屈服的人生和思想历程的主要方向。

*文章节选自《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修订本）》（王晓明 著 三联书店2021-1）。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1936年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绝望的抗战”

文 | 王晓明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写于去世前一个多月的散文《死》中，写了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我想，整篇《死》当中，最让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七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尖锐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团体的不信任，一种忍不住要将所有亲切的言辞都看成虚情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和决绝：所有这一切，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些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去的，他们更要惊怪了吧。

当然，这七条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就是这写下来的嘱咐中，也有不止一处，尤其“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一句，是含蓄——却也不避亲昵——地表达了对亲人的深情。但是，总体来看，这七条“遗嘱”能够代表他此时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清楚地表现了他对自己的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做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来日似乎无多的时候，在一种激愤情绪的引导下，他终于承认了，尽管在理智上，他可能依然并不愿意这么做。

他这一生，从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壁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回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七岁从广州去上海，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继续碰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踏入新的穷途，说得严重一点，他的一生，就是在各式的走投无路中苦苦展开的。

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失望，那种在重新找来的光明的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在他全部的人生体验当中，特别是与他那些持续发酵的阴郁的思绪相比，这些感受多半不够深厚，其中还有不少，更是过于短暂：常常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失望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遍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制破坏，甚至被“落伍”的自疑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边，更屡屡传来刻薄的指责和恶意的冷笑。他确实常能开怀大笑，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品格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得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危难的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困境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悲观和绝望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当然，上述的“也许……”和“说不定……”，都只是我这样的后代人的修辞，是用来排遣对历史无情的感叹，也是用来表达对鲁迅的一种期望。孟子大概真相信天穹之中有主宰，鲁迅看多了过去和现在的黑暗的交织，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同样的不成器，却不大可能继续这样的信仰，也就无须向“造物主”之类讨取自己人生选择的理由。他曾用“听将令”的说法描述自己，但这发令者的权威，却是他自己赋予，而非真来自上天或其他类似的方面。所以，我可以用“命运之神”这样的比喻，强调某一种我以为更值得期待的可能，但我更应该明白，当深陷阴郁的思绪难以自拔的时候，鲁迅如何处置这些思绪，能不能转化他的悲苦和绝望，从中提炼出洞察人世的大悲悯和大见识，却是只有靠他自己，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凭靠的。

从前面的各章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其人生历程的寓意——我称之为“命运的启示”——的理解，是多有变化，更绝不单面的。在他一生的许多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凝神谛听他那些阴暗思绪的启示，在静夜中，依照它们所展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他的命运，以及缩影在这个人命运之中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的命运。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更写下了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散文诗集《野草》，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都是这体悟的文字的结晶。

在他个人，也许只是想以这多半还是隐约其词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但对其后的一代一代的读者，这些作品却构成了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极为特别的刻画，其生动，其透彻，其阴郁，都是无人可以出其右的。它们对读者的眼力和心胸的启发，它们那因此久存于人心之中，帮助人们洞察其自身所在的社会和时代的力量，更是这一百多年的中国作家中，无人可匹的。我之所以对他生出上述那样的期望，一个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我亲身感受到了他这刻画的逼人的力量。

但是，这样的写作都是被迫的，是鲁迅在阴郁心绪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要奋力推开那些体悟，另外去寻找别样的意义和价值，紧紧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来，而总要上下求索，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土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些对人世的阴郁的体悟。

因此，事后来看，你可以说鲁迅一生都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摆布，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1918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1926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1930年，他更从深感悲哀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孤寂生活，是命运第一次清楚地向他显示其不容分说的摆布之力，鲁迅接着的三次逃离，就同样清楚地显示了他此后二十年的不肯屈服的人生和思想历程的主要方向。

当然，这些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大。以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些他曾竭力推开的思绪。他之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从那些思绪中涌现的人生寓意和启示，又一次攫住了他。

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做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人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能再活几年，大概多半会重聚精力，再做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并不可能真正摆脱“鬼气”，但他不会愿意就做它的俘虏，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日益深刻地承认他的阴郁心绪的正当，却同时竭力地怀疑和拒绝这些心绪。

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

如何看待鲁迅的这种根本的矛盾？二十多年前，我断定就是它绊住了鲁迅，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却因为它而没能做到。在这本鲁迅传的初版的结尾，我甚至勾画出了一个精神的方向，一个我以为他本来可以由此走出这个矛盾的方向：

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入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

我将这个方向概括为“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并为鲁迅最终在这个方向上止步不前而深感遗憾。我还努力解释为什么他没能在这个方向上坚持到底，说这是因为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一个“孔墨和老庄的血缘后代”：

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语，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做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他在1925年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通讯》，《华盖集》），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我今天的理解却不同了。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是由多种因素合力决定的，在很多时候，与人的肉身和天赋相比，其精神和修养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看，说鲁迅受文人传统的影响很大，是并不错的。不过，如果仔细辨析他所承受的来自前人的精神影响，你就会发现，其中并不仅有上述那可以一直溯源到“孔墨和老庄”的“传统”的部分，而也有另外一个同样来自本土、时间上却与他近很多、可以称之为“现代”的部分，它主要由从龚自珍、魏源到严复、章太炎这三代文化人/革命家为代表，不仅通过文字和风潮，还以人身交往直接影响他。因此，他固然可以被看作“孔墨和老庄”的后代，但在更大的意义上，他还应该被视为“龚魏和严章”的弟子。

从消极的一面看，你的确可以说，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影响，令鲁迅很难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但我今天更愿意强调，事情还有积极的一面：那个由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人的革命的传统，同样陪伴他跨入青年时代，不但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引导他慷慨激昂，自荐于“轩辕”，而且在他此后的岁月，激励他一次一次地逃离绝望。正如他的洞察“希望”之“虚妄”性质的眼力，并非只是来自中国的文人传统，也同样来自现代西方的悲观主义思想一样，他的不肯相信世界上只有黑暗与虚无才是真实，因此总要逃离绝望的心志，也并非只是出于文人式的对于承受悲观之重负的不耐和畏惧，而也来自“偏要在他们的好世界”上戳一个大洞的革命者的不甘和执拗。越是难以从“俄国式的智识阶级”的角度去把握他的这份不甘和执拗，那在清末民初蔚成风气的“死士”（章太炎语）式的情怀，可能就更该被置于理解他的“绝望的抗战”精神的优先的位置。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是的，“绝望的抗战”，我要特别强调鲁迅的这句话。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我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不是懵然无感的，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顽固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如果这现实过于令人不安。一旦置身于如此现实，我们就本能地运用各种办法，来消解自己对人世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从很早的时候起，轻信——准确地说，是常常故作轻信——盛世的美梦，避入苟活的欢欣，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数千年来，中国人常常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苦难。进入20世纪以后，状况基本也还是这样。一方面是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各种乐观主义的前赴后继的泛滥，虽然也有很多人，看出了这些乐观主义的肤浅和虚伪，却因为无力承受悲观意识的重压，就还是通过各种路径，避入虚无苟活的状态，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于中国人真实境遇的紧张的探究。

如果上面这样的概述大致不错，那我就要说，“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和以“绝望”为基础的“抗战”，都是今天的中国人特别缺乏，也就格外值得珍重的精神品质。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能承受这直面必然要造成的悲观的重压，我们就很难看清楚世界和中国的状况，而如果连基本的状况都不能看清楚，那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当然，“悲观”只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再坏的现实，也可以从“乐观”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如果缺乏悲观主义的挑战和滋养，乐观主义势必流于浅薄，甚至一触就破。一百多年来，因为怀抱的希望和乐观过于轻便，一遇打击就崩溃，于是消极放弃的事例，我们见得还少吗？而如果这样来看，像我这样的后代人，置身如此时代，精神上日渐孱弱，会不自觉地对鲁迅生出一种期待，盼望他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透彻之作，滋养我们的直面人生的心力，就是十分自然的吧？不过，这样的期待也是自私的，因为我其实无从体验，一个“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怎样的身心的煎熬。

当然，之所以要坚持直面人生，不惜为此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目的还是在改变现实，要创造一个真正令人安心的世界。借用鲁迅的话来说，“绝望”只是第一步，后面还该有第二步：“抗战”。倘不是通向“抗战”，“绝望”虽不一定流于浅薄，却多半会引人陷入颓唐，那千千万万深信“我不能改变现实，只能适应现实”，于是避入虚无和苟活之途的人，就是明例。只有从“绝望”走向“抗战”,或者说，由“抗战”赋予“绝望”新的意义，将它改造为自己的基础和动力，由此展开的“抗战”，就可能是真正强韧和耐久的了。鲁迅不止一次说，在社会斗争的战场上，他并不期望“速胜”，甚至不期望“必胜”，对一个真是这么想的战士来说，几场败仗又算得了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看重鲁迅的“绝望的抗战”这句话了。我也因此更愿意从积极的一面去理解他的不断的逃离绝望。这当中自然是有不堪重负的挣扎的一面，但也有不甘心“就这样了”、偏要再斗一回的顽强的一面。当如此逃离的时候，他确实尝试重建“希望”、强自“乐观”，有时候不免表现出片面之态，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借助于“绝望”，通过将“悲观”改造为奋斗的出发点，来修补和加固抗战的意志。而一旦如此理解鲁迅在“彻底悲观”这个方向上的止步不前，我的感受就和二十多年前明显不同，不再只是深深的遗憾，也有同样强烈的感激，尽管依然有“假如他能写出更大容量的小说……”的慨叹，我却同时明白了，他那些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杂文，为今天的中国人做了怎样的示范。

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1992年夏天，我是这么结束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致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这段文字中的幼稚和偏颇，自然是十分触目的，但现在，也还没有到可以准确和从容订正的时候。因此，我就只添一句话：鲁迅到底还是堪称伟大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从“绝望”和“抗战”这两个方面，都刻下了极为特别的深沉的印迹，它们能令任何一个认真看过、记住了它们的人，都不容易为时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稳固地保持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

2019年8月修订，上海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修订本）

王晓明 著

原标题：《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 | 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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