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唐大郎：因小报结缘、订交、分离

小报青年张爱玲

青年张爱玲的海外求学路两度被战争打断。“欧战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大读了三年，只差几个月就能毕业，又遇上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二年夏，时局稍定，张爱玲搭船返沪。她先考入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想谋取一纸毕业证书。但“圣校”的教学法让习惯自学的张爱玲不太适应，同时，她利用课余时间替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分散了精力。张爱玲渴望早点经济独立。她既不想毕业后当公司文员，又有了英文写作的成功经验，于是才读了两个多月便主动退学，转而拓展中文卖稿生涯。

尽管张爱玲生于上海，却因镇日读书，涉世未深，与现实社会难免睽隔。想要融入十里洋场的新环境，她需要走出书斋，与外界多打交道。而为了尽快熟悉都市风尚，免不了多翻报纸，尤其是小报。

张爱玲爱读小报。在她心目中，“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这看法略嫌夸张，也未必准确，却反映了她对小报抱以极高的认同感。

1945年7月21日，《新中国报》社在咸阳路二号召开“纳凉会”茶宴。席间，《海报》社长金雄白问及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答复说：“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

张爱玲对小报的认同感，也体现在她的散文创作中。《私语》写她小时候与父亲同住，“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并且“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与胡说》又说，自从路易士发表怪诗《散步的鱼》，遭小报逐日嘲讽，张爱玲竟也“全无心肝”地“跟着笑，笑了许多天”。

《公寓生活记趣》述及一位“开电梯”的人，“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在那次纳凉茶会上，张爱玲进一步重申：“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稍加推理可知，回沪后的张爱玲与姑姑同住，除了《新闻报》，她们也订小报，所以每日闲读，成了忠实读者。

唐大郎的打油诗

具体来说，张爱玲订了哪两份小报呢？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社会日报》。话得从张爱玲返沪后发表的首篇中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杂志》十一卷五期，1943年8月出版）说起。此文先是兴致盎然地抒发对上海人的好感：外表白与胖，内心则遇事通达。遂举例细数上海人的“通”：一是逛街时，听店里的学徒口齿伶俐地对其同伴解释“勋”、“熏”二字的分别；二是《新闻报》上的广告，文字“切实动人”。当谈及上海到处是性灵文字时，则抄引小报上的一首打油诗，并给予高评：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打油诗的作者，经张爱玲的同龄“粉丝”李君维披露，说是唐大郎：

四十年代，我是上海小报的忠实读者，排日拜读唐大郎（云旌）的诗文。据此推断，此诗是唐大郎所作。“张女云姑”系指京剧名伶张文涓和云燕铭。张爱玲文中也说明此诗写作背景：“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张文涓余派女须生，唐大郎极赏其艺，时有诗文称颂；云燕铭其时在上海唱戏，后来去了东北。

唐大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享誉沪上，人称“江南第一枝笔”。他常年为多家小报执笔，作品之多，简直浩如烟海。笔者费数月之功，终于觅得诗的原文及出处：

《难求一首》

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求任使踏穿鞋。

张文娟与云燕铭，为更新之两块头牌，一夜邀饭于新雅，故作此诗，必有人从旁骂曰：“文人无耻，一至于此。”

（《社会日报》1943年1月22日，署名：云哥）

值得说明的是：其一，因纯凭记忆，张爱玲记错一字。其二，“去年”不能算错，因为那年2月5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依国人所见，1月22日可算作前一年。其三，诗注里的更新，指位于牛庄路的更新舞台（后改名中国大戏院），新雅则是南京路上的新雅酒楼。两地相距约三百米，步行仅需五分钟。至于唐大郎自称的“文人无耻”与张爱玲所谓“放任”，是否不谋而合了呢？笔者心存疑虑，却也不便说透，惟愿读者对“踏穿鞋”一语多费思量。

《社会日报》堪称小报里的“高眉”。它力求正派，不涉狎亵，在主编陈灵犀的刻意标举下，还成功打通新、旧文学的樊篱，吸引了众多新文学作家。鲁迅就以笔名“罗怃”为该报撰文，而曹聚仁、徐懋庸、郑伯奇、周木斋、金性尧等名家，也都替其供稿。不过，若论其中最知名、稿件最丰者，自非小报的自家人唐大郎莫属。《高唐散记》自1936年起一直写至1945年，总数达千篇以上，另有笔名大唐、大郎、云裳、云哥、云郎等等。

文字之交

揆以常情，既然张爱玲的首篇散文，就对唐大郎赞叹有加，两人之后也有长期合作，那他们初识时理应关系融洽。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1944年12月2日，唐大郎以“刘郎”笔名在《海报》发表《见一见张爱玲》，文中说自从读完苏青与张爱玲的作品《浣锦集》和《传奇》，便对她们景仰备至，称“现在上海出风头的许多男作家，他们这辈子就休想赶得上她们”。他听说苏青“比较随便”，然而“张爱玲则有逾分的‘矜饰’，她深藏着她的金面，老不肯让人家䁖一䁖的”。两三月前，唐大郎遇到一位李先生，是张爱玲的表兄，唐同他说“曾经想请她吃饭，结果碰了个钉子”。李先生拍胸脯为其牵线，竟也“消息杳沉”，李后来答复说，“她姑母病了，她在伺候病人，分不开身”。短文的收尾令人感觉唐大郎心情激愤：

《倾城之恋》在兰心排戏了，据说张爱玲天天到场，大中剧团为了她特地挂出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从这里明白张爱玲委实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我就不想再见一见这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任是李先生来邀我，我也不要叨扰了。

不久，《倾城之恋》公演于新光大戏院，观剧后的唐大郎撰有剧评，不但对舞台上两处表演细节提出一己见解，还指摘说：“剧中对白，文艺气息太浓，如‘这一炸，炸去了多少故事的尾巴。’在小说中，此为名句，用为舞台台词，则显然为晦涩得使人费解。”（《〈倾城之恋〉杂话》，《社会日报》1944.12.22）也从侧面显示，当时唐、张关系并不热络。

回想三、四月之前的8月18、19两日，秋翁（平襟亚）在《海报》以一篇《记某女作家：一千元的灰钿》（按：灰钿即冤枉钱），向张爱玲突施冷箭。一时间，小报文人们纷纷加入战团，多替秋翁助阵。凡事总有例外。在一片口诛笔伐声中，也有少数人訾议平氏“容量太窄，浪费楮墨”的，其中就有唐大郎。

由此，颇难想像张爱玲有何理由不想与唐氏晤面。难道她真的过分矜饰？还是因为太忙顾不上？或许正如《到底是上海人》所说，张爱玲只对诗句印象深刻，却忘记了作者，这意味着彼时的她尚未将那两个名字对应起来。

两人正式合作

好在僵持局面很快冰释。1945年4月14日，唐大郎与龚之方合作创办小报《光化日报》，该报第二号，发表张爱玲六百余字的杂感《天地人》，标志着两人正式开始合作。以后唐大郎再提张爱玲时，便多见推崇之辞，并常为张爱玲出头，侍护甚周。爰举一例：

1947年2月17日，唐大郎在《铁报》发表《彩色的鸭子》，先说“最近又把她的《传奇》增订本，也翻覆看了几遍，她的著作，是传世之作，我本人对她则是倾倒万分”。继而聚焦于短篇《留情》，“有许多小地方都是所谓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最后调侃某人认为张爱玲不识鸳鸯，而唤作彩色的鸭子，其欣赏力尤其“别致”。唐文看似无意，实则有感而发，所针对的目标为《张爱玲不识鸳鸯？》（《沪报》1947.2.13），署名孤鹜。这笔名让人联想起《小团圆》里的汤孤鹜，只是此孤鹜的本尊是否周瘦鹃，需进一步探究。

1947年10月，唐大郎打算把三十岁至四十岁所做的诗，整理一次，到年底印一本《定依阁近体诗选》。有人对书名提出异议，因此想改题《唐诗三百首》，碰着张爱玲，她也以为这名字来得浑成，并建议选诗工作，应委之别人。而当唐大郎打算放弃一部分打油诗时，又为张爱玲劝阻，并告诉他为“四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诗，有几首真是赚人眼泪之作”。

唐大郎计划以张爱玲送他的《传奇增订本》封面背后的几句题词，作其诗集的短跋，并请桑弧写序（《序与跋》，《铁报》1947.12.2）。这设想尽管美好，诗集却终未付印。

1937年，唐大郎（右）与周信芳（中）等人合影。

张爱玲的题词保留至今，字里行间洋溢着张爱玲对唐大郎文才的钦慕之情：

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意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有些稿子没留下真是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

一年前，正是唐大郎与龚之方替张爱玲出版了《传奇增订本》。但上述赞辞读来颇见诚意，不该仅仅视为张的投桃报李。此时张、唐的良性互动，意味着他们已从普通的作者、编者关系，升格为朋友。而且友情深挚。

唐大郎曾劝张爱玲返沪

解放后，张爱玲与小报及唐大郎继续保持着密切关系，主要的合作成果是张以梁京笔名，在唐大郎主编的革新小报《亦报》上，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与中篇《小艾》，其中《十八春》在报上连载结束后，经修改出有单行本（亦报社1951年11月版）。

一九五二年初，随着“三反”、“五反”运动全面铺开，《亦报》改变了编辑方针，张爱玲的投稿之路遂难以走通。既然此地已无可留恋，而香港大学又寄来了复学通知书，于是张爱玲飘然离沪，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不过张爱玲与唐大郎之间还有“故事”。

1988年4月24日《文汇报》有一篇采访录《柯灵谈张爱玲》，注意到柯灵有一段话：

听说她当年去港理由是继续赴香港大学完成学业，到了香港后，出于生计，她一面给美国新闻社译书，一面写电影剧本，以后又写过两篇反共小说，即《秧歌》和《赤地之恋》。先是用英文写的，后用中文写。这两部小说没多少读者。当时有朋友写信给她，希望她不要反共。

这位写信给张爱玲，劝其不要反共的朋友是谁呢？陈子善教授主编的《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收录罗孚《怅望卅秋一洒泪》一文，透露说：

我1953年从北京经过上海，带了小报奇才唐云旌（即唐大郎）给她的一封信，要我亲自给她，替我打听她住址的人后来告诉我，她已经到美国去了。这使我为之怅然。那封信，正是唐大郎奉夏衍之命写的，劝她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不能，留在香港也好。四十二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受了骗，骗我的不知道是张本人，还是我托他打听的人。

两相对照可知，柯灵话中的朋友，极可能便是唐大郎。

此后，张、唐两位天各一方，音问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