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辽史研究：“辽史四大家”有何治学特点

《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但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这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第三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元修《辽史》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刊刻至今已经670年了。辽朝史的修撰，如果从作为元修《辽史》基本依据的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算起，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一《辽史》出版之际，我们对《辽史》及辽史研究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使这个对许多人来说略觉陌生又颇具特色的朝代引起更多关注，是有必要的。有关这方面的综述已不乏见，很难写出新意，加之囿于笔者学识，又是限期完成的命题作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是可以想见的了。本文所谈内容，对专业研究者来说多是常识性的，而对专业研究者以外的读者又不免觉得枯燥乏味，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以下拟分几个阶段对《辽史》与辽史研究的历程略作梳理和回顾。

第一阶段：从《辽史》编撰刊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

同历朝一样，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初年即设监修国史，后来正式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职官。辽朝国史有起居注、日历、实录等。金灭辽后，先后有萧永祺撰《辽史》和陈大任撰《辽史》，不过均未刊行。元朝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都因关于“正统”问题议而不决。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正闰问题，并且仅用一年时间修成《辽史》116卷。《辽史》主要依据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并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诸史《契丹传》等编排而成，当时能够见到的两宋笔记、野史、谱录及许多重要史书均未采用（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1933）。《辽史》成书仓促，缺点甚多，不断受到后人的诟病，但它毕竟是研究有辽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元修《辽史》的出现，为“正史”增添一史，在正史修撰和辽史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历史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明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不足万字，这是同明王朝以汉族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及至清代，陆续有相关著述问世。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拾遗补阙，其中以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最为有名。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过严格说来，此书“是一些有关史料的汇录而已，对《辽史》本身的裨补不大”（罗继祖语）。后有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鹗未见书及散见其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

二是史实考证，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3“辽史”和《诸史拾遗》中有对《辽史》和史实的考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至28是有关宋辽金三部正史和若干史实的考证。

三是增补表志，如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而补艺文志尤多，如倪灿、厉鹗、金门诏、缪荃孙等都有补《辽史》艺文志、经籍志之作。

四是纪事本末，有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辽史纪事本末凡例》）。本书还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是历朝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价值较大的一种。

五是诗文辑录，有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总之，从元修《辽史》问世直到19世纪末，有关辽史的著述不多。

这个时期的辽史学，一方面是继续就《辽史》进行补正、考订、校勘及辽文辑录，另一方面是开始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

《辽史》补正、考订撰述，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1901），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1915），吴廷燮《辽方镇年表》（1901），为氏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1942），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1949），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本时期《辽史》校勘成果颇丰，是辽史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有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1936），据作者自叙称书名系“蹈袭”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旧名，该书对《辽史》补正、考订、校勘下了很大功夫。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著作。冯家昇、罗继祖、傅乐焕在《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上贡献尤大。

辽文辑录成果，有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黄任恒辑《辽文补录》1卷，后来黄氏将此书与《辽代纪年表》1卷、《补辽史艺文志》1卷、《辽代文学考》2卷、《辽代金石录》4卷合为《辽痕五种》（1925），罗福颐辑《辽文续拾》2卷、《辽文续拾补遗》1卷（1935），金毓黻辑《辽陵石刻集录》6卷，罗福颐辑《满洲金石志》3卷（1937）亦著录有辽代石刻，陈衍辑《辽诗纪事》（1936）12卷，除收录辽代本事的诗歌外，还附以西夏、高丽两国之作。

以上有关《辽史》考证、校勘和辽文辑录等，均属史料整理的范畴，而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则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革新思潮，辽史研究同中国历史学总体发展一样，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王国维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之一，主张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史学研究除了使用“纸上之材料”（文献）外，还要重视“地下之新材料”（见《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利用新方法从事古史研究，涉及辽史者有《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分别就辽金部族、西辽地理等问题作了探索。

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罗继祖等辽史研究大家，其中前三位被称为“辽史三家”，连同罗继祖又被称为“辽史四家”。他们的生活年代和学术活动分别延续到20世纪60至70年代，乃至21世纪初，但是其辽史名家地位的确立是在本时期。为了叙述方便，将他们毕生对《辽史》校勘和辽史研究的贡献在这里一并介绍。

冯家昇（字伯平，1904—1970），在《辽史》校勘、考订方面，著有《辽史初校》《〈辽史〉源流考》《〈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1959）。《<辽史〉源流考》论述历代修辽史之经过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辽史》史源。罗继祖说，“全面研究《辽史》，并从校勘入手应该说冯书是第一部。”冯家昇还在契丹研究方面撰文多篇，有《太阳契丹考释》（1931）、《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1932）、《契丹名号考释》（1933）等，分别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号之起源、释义等进行考证与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

论及冯家昇的辽史研究，这里还要说到在海外学界引起很大关注、署名他与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合著的英文版《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1949），总论部分由魏特夫执笔；其余部分主要由冯家昇撰写，分成两大板块，先是分论，介绍相关主题（具有研究性质），后是注释，集中对史料、名物制度进行注解，内容广泛，涉及有辽一代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物产乃至契丹文等等。本书被评论为：“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该书还附有冯家昇对西辽史的研究。附录五《哈剌契丹》“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和研究。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出四个很详细的事件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制度、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做了全面的探讨。这个附录代表了西方国家研究西辽史的最高水平。从那以后西辽史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见魏良弢：《喀剌汗王朝史西辽史》，2010）。

《中国社会史———辽》总论提出的“征服王朝论”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外中国辽金元清史研究中已经成为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在海外影响广泛的理论，却在中国大陆辽金元清史研究中，除得到个别研究者认同外，多数论者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对“征服王朝论”无论是否定、批判，还是赞扬、欣赏，似乎都稍显有简单化的倾向，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陈述（字玉书，1911—1992），著有《契丹史论证稿》（1939），是第一部从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专著，论述了契丹民族之构成、选汗制度和帝位继承、统治政策以及西辽的建立等辽朝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确指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一提法同那种视契丹等少数民族为“外族”、“异族”的传统观点相比，是一大进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该书说：“此书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钦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燕京学报》第40期）陈述还发表专著、论文多部（篇），研究范围涉及契丹民族、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如《乣军考释初稿》（1949），就乣军问题同日人箭内亘所撰《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进行讨论，对“乣”的读音、释义、乣军等作了考辨，还有《乣军史实论证》（1950）、《契丹社会经济史稿》（1963）、《契丹政治史稿》（系据《契丹史论证稿》修改增补而成，1986）等。文献整理有《辽文汇》（1953）、《全辽文》（1982），前者是在清末、民初缪荃孙辑《辽文存》、王仁俊辑《辽文萃》、黄任恒辑《辽文补录》、罗福颐辑《辽文续拾》基础上增益新得者汇编而成，后者较《辽文汇》又有扩充。自乾嘉以来，清人先后集成《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辽文》　则将历代全文延长了一段，为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汇集大量史料，为辽史研究提供很大方便。如果能把所收资料与尚存的碑刻、拓片逐一对照、详加校勘，将对辽史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陈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即着手编纂《辽史补注》，陈寅恪为之撰写序言。此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耗费作者大半生精力，直至晚年才得告竣，是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巨著，据悉问世之日可待。

傅乐焕（1913—1966），长期从事辽金元史，特别是辽史研究。《辽史》校勘、辑补方面，有《宋辽聘使表稿》《辽史复文举例》等。专题研究方面，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等，尤其后文是这个时期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对了解辽朝疆域和地理极有价值，并且揭示了辽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对后来金、元、清三代的影响，至今仍是研究辽朝制度与文化的必读之经典。

罗继祖（字奉高、甘孺，1913—2002），著有《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说，《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由此奠定了作者的辽史名家地位。此外，还撰有《辽史拾遗续补》《辽史表订补》等。1963年，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宋史》。罗继祖还发表不少辽史研究论文，如《辽承天后与韩德让》（1962）等，引起辽史界的关注。《枫窗三录》是他晚年结集出版的一部读史随笔札记，内容涉猎广泛，不乏真知灼见，得到许多学界名宿好评，甚至有评论称其价值不在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之下。

除了上述四大家外，还有张元济撰《辽史校勘记》（稿本），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编（1941），其中“契丹之统一东北”、“东丹国及渤海遗族”和“宋使入辽金之行程”3节述及辽史，有颇见功力的考证，金氏还著有《宋辽金史》（1946），有一半章节述及辽史，此书首开宋辽金史整体研究的先河。还有姚从吾、方壮猷，杨志玖、朱子方、谷霁光、刘铭恕、傅衣凌、张亮采等也撰有相关文章。本时期的辽代文学研究，有苏雪林《辽金元文学》（1933）、吴梅《辽金元文学史》（1934），是最早论述辽金元文学史的专书。

辽庆陵哀册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契丹字的识别与研究。辽代契丹人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辽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废弃，也无契丹文书籍传世。明清以来，陆续发现若干契丹文碑刻，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1922年在辽庆陵中发现哀册，从30年代起，国内一些学者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罗福颐等，开始从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罗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辽宣懿皇后哀册释文》（1933）、《契丹国书管窥》（1949）等，较全面地叙述契丹大小字历史，并汇录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字，为后来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史学研究中确立了其指导地位，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大发展，辽史研究也是如此。无论是专题研究、断代史编撰，还是文献整理、考订补正，都有许多成果问世，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文物考古的收获更是令人瞩目。

辽朝断代史著作（含通史著作中以较多篇幅设置专章叙述辽史者），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6册（1979），分3章叙述辽、西夏、金朝历史，是最早以较多篇幅（约8万字）把辽朝作为一个断代叙述的通史著作。断代史专著有张正明著《契丹史略》（1979），为第一部简明辽朝断代史。较为流行的还有杨树森著《辽史简编》（1984）、舒焚著《辽史稿》（1984），前者叙述简明，后者资料翔实，但大段引文过多，两书对考古材料利用不多。进入新世纪后，有李锡厚著《中国历史•辽史》（2006）。

20世纪50至70年代，辽史专题研究同当时整体古代史研究一样，对社会性质、经济、政治的叙述和探讨较多。其中有关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大，争议多，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认为契丹建国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阿保机称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长民主推选制早已破坏，国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发展着，到阿保机时代正式建立起半汉化的封建国家制度；契丹是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阿保机政权是在部落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奴隶主的国家；阿保机建国前契丹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且已经包容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等等。关于与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所谓宫户、头下户、蕃汉转户等问题也有热烈的讨论。关于政治与制度研究，对皇位继承、国体政体、职官、科举、法制、军事等都有涉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理论方法也有进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长期被冷落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受到关注，并且形成热潮。辽代社会生活、文化、礼制研究等，也取得一些成果。本时期契丹字研究成就突出。从20世纪30年代起，前辈学者开始从事契丹文字研究，直到七八十年代，由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于宝林）、邢茀里（邢复礼）等合著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1977）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后经作者修订，易名为《契丹小字研究》（1985）。除上述作者外，贾敬颜、黄振华、沈汇、巴图（即实）及吴英喆等也有契丹字研究论著发表，而近年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2014）的出版，则是契丹文字研究史上一部集大成的里程碑式著作。

民族关系、辽宋关系研究，由于观念的变化，本时期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大讨论中，对辽金在当时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问题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外族，辽金不是“中国”而是外国；另一种观点认为，契丹、女真在当时是国内民族，辽金属于中国。与此相联系的，在辽金与两宋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存在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外族、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二是认为辽金与两宋的战争是国内战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只有反动与进步，非正义与正义之分；三是认为辽金与两宋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与国家，经常进行战争，今天看来是兄弟阋于墙，家里打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支持第一种观点了。又如，关于辽宋澶渊之盟，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在宋朝本可获胜和收复燕云的情况下，却订了一个投降的和约，对北宋来说是屈辱的结局。有论者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事实，也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上民族斗争与民族关系的本质。澶渊之盟沟通了宋辽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应予肯定。虽然还有论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对宋封建统治者来说也是一个城下之盟，但都不再否认澶渊之盟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辽朝灭亡后契丹人的去向是许多人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1956）是较早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认为辽亡后很多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分别融合于汉人、蒙古人、回鹘（维吾尔）人、女真（满）人、朝鲜人。而直接承袭契丹人的部分，是现在的达呼尔（达斡尔）。这一论断得到较广泛的认同。近年，传出在云南发现契丹人后裔的信息。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云南契丹后裔研究》（1995）一书根据历史文献、族谱、碑文、传说、语言文字等，综合考察了元朝落籍云南契丹将士后裔的历史和现状，此书问世后引起契丹、辽史界的很大兴趣，推动了有关契丹后裔的关注。

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研究成果丰硕。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中国历史地图史上的空前巨著，其中第6册为宋辽金时期（1982）。参与此图编撰的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后来公开发行，改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1988）。本时期辽代文物考古有许多重大发现，有不少论著进行介绍。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1990）、《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等。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与研究，有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1989）、史树青等《应县木塔的辽代祕藏》（199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辽陈国公主墓》（199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宣化辽墓》（200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关山辽墓》（2010），等等。2011年以来，有关考古部门对辽上京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取得很大收获，对进一步了解皇城内大街的保存和使用状况有重要意义，为再现辽上京生活面貌提供了大量资料。

关于西辽史研究，从清代至本世纪40年代，我国学者在整理史料、考订史实、译注国外著作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梁园东《西辽史》，是据俄国布莱资须纳德《中世纪研究》中有关西辽部分摘译为中文，并详加注释，于3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于1955年再版，增加了新版前言和附录。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西辽史研究比较沉寂。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陆续有论著就西辽史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其中，魏良弢研究成就最大，著有《西辽史研究》（1987）、《西辽史纲》（1991）和据两书修订、补充而成的《西辽史》（《喀喇汗王朝史　西辽史》，2010）。

本时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对10至13世纪中国史进行贯通、整体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有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1994），不仅依时间顺序论述各代经济史，而且综合论述辽夏金经济发展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2011），是一部包括10至13世纪中国境内全部政权的断代通史。在内容上，全面展示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着力探索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整体的发展演变；在体例上，打破以往按照历史纪年叙述的惯例，采取按照内容编排，分为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宗教风俗、周边民族与政权、文物考古史料7卷。两书将同一时段的几个政权视作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视野开阔，是10至13世纪中国史整体贯通研究的重要成果。

辽史文献的整理

叶隆礼《契丹国志》是元修《辽史》之外仅存的一部纪传体辽史，尽管历来对其作者、成书年代及史料价值有许多争议，但它不失为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1985）。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初由孟默闻点毕，继由崔文印复核、分段、校勘，并编“辽史人名清元异译对照表”附于书后，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辽文辑录除前已述及的陈述《全辽文》外，向南（杨森）用力最勤，辑注《辽代石刻文编》（1995），收文300余篇，其数量超出以往所有辽代文编；还与张国庆、李宇峰合编《辽代石刻文续编》（2010），主要收录20世纪90年代至本书出版前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汉文石刻。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2007）是在同书2002年版基础上重校、增订而成，为内蒙古地区已发现的辽代汉文石刻文汇编。几种石刻文编对辽史研究具有补缺、订误的重要史料价值。贾敬颜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2004），收录《晋出帝北迁记》、胡峤《陷辽记》、路振《乘轺录》、王曾《上契丹事》、薛映《辽中境界》、宋绶《契丹风俗》、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等7篇五代宋人使辽行记，是治辽史及东北史地、东北民族史者必读之书。

本时期辽史文献整理的最重要成果当属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之《辽史》。

脱脱等撰《辽史》记载辽朝200多年的历史，兼及辽以前契丹和辽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历史。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1974）是20世纪中国古籍整理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之一种，初由冯家昇点校，继由陈述完成。据《辽史出版说明》载：“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对于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辽史》的点校质量被学界公认为在“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堪称上乘，是目前通用的、也是最好的版本，为辽史研究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点校本《辽史》出版至今已有40多年，在此期间，辽史研究和考古发掘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契丹文、汉文墓志大量出土，并有许多《辽史》校勘、勘误文章发表，为《辽史》点校本的修订提供了条件。此次修订由著名辽金史学者刘浦江教授主持，携其弟子12人，前后历时7年共同完成。

刘浦江（1961—2015），著有《辽金史论》（1999）、《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3）、《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8）、《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与康鹏共同主编，2014）等。

刘浦江辽金史研究的特点和贡献，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我想主要有几点：一是如他在《松漠之间》自序中所说，“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从他的诸多论文中都可以说明这点。二是利用契丹文字研究辽史，多年来契丹文字研究偏重释读，而刘浦江将契丹文字用于契丹辽史研究并取得成果。三是上下贯通、左右旁通，宋辽金史研究者多对此心向往之，也有学人践行之，刘浦江即属后者。四是主持点校本《辽史》的修纂，这是刘浦江学术生涯的绝唱和为辽史研究作出的最后贡献。据“修订前言”称，此次修订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此次修订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经过修订组成员的勤奋努力，特别是主持人的精心组织、呕心沥血，使得原来较好的《辽史》点校本质量再上层楼，是古文献整理和辽史学术史上的重大成果。

以上就《辽史》编撰至今六七百年的辽史研究学术史作了简要的回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个脉络和轮廓。元修《辽史》的编撰，结束了长期争议的所谓正闰义例问题，然而在刊出后的300年并未引起多大关注。清乾嘉年间起，有钱大昕、赵翼等对《辽史》和史实进行考订补正，至今仍时有这方面的成果面世。《辽史》校勘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以张元济、冯家昇、罗继祖等贡献最大，他们的成果被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所吸收。采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辽史肇始于20世纪初，但成果寥若晨星，也是到三四十年代才稍有变化。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辽史研究有了长足进展，特别是大量考古发现和契丹字解读弥补了文献不足的某些缺憾。新文献和考古新发现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具有偶然性，不能寄予过高期望，迄今我们对辽史的认识及有关辽史叙述的框架，基本上是倚赖元修《辽史》而建构的。因此，一个好的《辽史》点校本就显得格外重要。修订本凝聚了修订组全体成员，特别是主持人刘浦江教授的心血，也汇聚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代《辽史》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水平。愿以修订本的出版为契机，把辽史研究和古文献整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附记】为适应报纸版面，没有采用学术书刊通用规范，注释从简。拙文初稿完成后，曾请康鹏、邱靖嘉君过目，多所指正，谨致谢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原文题为《辽史研究学术史回顾》，载5月5日《文汇学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