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张泰荣︱裘陈江：科举废除后，地方士绅如何办新式教育

这次笔谈的主人公是民国时期奉化孤儿院长张泰荣，张氏出生于1902年，当时正值庚子变后、新政初开之日。三年后的1905年，实行千载的科举制度正式为官方废除，朝廷以一种教育制度的眼光将其废止，但此举造成的社会影响，则远超过一时教育改革的意义。

科举制度在唐宋成熟完善之后，长期以来是造就和更新士大夫阶层的凭借。尤其是宋以后，随着科举名额大开，更多造成的是一批长期在地方维持社会秩序，补充官府职能的绅士。在地方上，绅士是社群的领袖，可以解决纠纷、组织募捐、主导防备，还能为百姓伸冤，提供救济，在增进地方福利中扮演积极的作用。因此科举的废除，导致的是士绅的更新机制被打断，世代交替失去保障。故长久以来为时论和学界所批评的，便是进入民国后出现的人才外流、土豪劣绅和农村破产等社会问题。可同时也需看到，农村社会中的精英并不因科举制度和身份特权的取消而消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是原有的单一士绅群体分解下的过渡状态。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加上中国地域的广大，因此在士绅社会解体的宏大叙述下，还应该看到其中包含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即使在政体发生改变之后，在地方维持秩序、改革地方事业的主要力量并未发生剧变。而是在替代机制上，异地异时会产生不同的形态。

此次整理始自1922年的《张泰荣日记》，提供了一种观察替代绅士的社会精英如何产生的案例和视角。张泰荣是新学堂中学生毕业，虽也谋求过在上海或到广东有所作为，但因家累等种种关系，学成之后的眼光主要还是落在回到奉化地方之上。1920年代初，张氏首先在奉化南部的排溪蓬麓小学担任小学教员。而张氏日记有关当时奉化地方乡村教育的大量记录，对于了解民国时期新式教育的底层实践而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据张泰荣友人，也是当时奉化名流的严竹书回忆，在清末民初，奉化当地小学教育便开始兴盛，最盛时的初级小学就大约有二百七十余所，张氏任教的蓬麓小学也是其中之一。而在《张泰荣日记》的字里行间，可见到的是同时期叫得上名字的诸如富春校、松溪校、星荫校、锦溪校、镇东校、松林校、尚田校、阆风校、香岩校、桥亭校、楼山校、永镇校等等校名，这些学校规模不一，遍布奉地。从学校和师生整体数量可以估计，民国初年出现了大量学校，对于普及基础教育应是极有裨益的。

在任教期间，由于张氏接受的乃是学堂教育，故在推行蓬麓小学的教学时，也是以新式教育为主。如张氏在任教伊始，便要求学校订阅《小学教育界》等教育期刊，以资研究。而在风气初开的乡间，新旧混杂，张泰荣与保守的家长之间也因教育观念的差异，引发过一些冲突。其中体操教育便是遭受阻挠最大的一个问题，张氏应是奉行1912—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来的定规，其中对于小学课程专门设有体育体操。如学制曾有规定：“初等小学校首宜授适宜之游戏，渐加普通体操。高等小学校宜授普通体操，仍时令游戏,男生加授兵式体操。视地方情形，得在体操教授时间或时间之外，授适宜之户外运动或游泳。”而当张氏将其照搬时，有学生家长便曾表达不满，甚至干脆将学生领回，不再受教。当日乡民以为体操运动皆可不必，更谤及张氏无学无识。当然在奉化地方风气也非全然封闭，后因张氏坚持操练学生，并在与邻校联谊展示学生风采而受到观众赞许时，张泰荣自认也体察到了新式教育的功效和身为教师的自豪。但正因为有诸多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使得张氏在与友人交流教育心得时，专门提出学校教育的切用性，注意到需要以提倡农村教育为要务，以冀增加地方上适用的学科，而非仅仅照搬一般的普通学堂课程。

此外，细看张泰荣任教排溪蓬麓小学的经历，其间也可以看到诸多旧式教育留下的良风美俗，例如校董与教师的关系，犹如旧时的东家和西席；又如学生和东家对于老师三节的礼遇等等。加上乡里亲族一层的关系，在张氏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师生之间、宾主之间温馨和煦的一面。而且蓬麓小学乃是排溪当地乡绅胡开钜创办，形式上是家族办学而设立的学校，校董和学生都以同姓同地为主，这种教育形式不仅便于同族，也惠及地方。与此同时，张泰荣后来的孤儿院事业，也因其与胡氏宾主之间的良好关系，得到胡氏和其他地方绅士的鼎力支持。在筹办期间，如严竹书等因教育事业和剡社相识的朋友，如胡开钜乃是蓬麓小学的校董和奉地乡绅，在人脉和财力上对于孤儿院的发起都助力颇大。

后来成就张泰荣地位的关键，当然还是张氏参与剡社和发起孤儿院两事。剡社的具体问题由沈洁老师详谈，这是一个在1920年由严竹书等人为革新奉化地方事务而发起的青年社团，集中了当时奉地最重要的文人和名流，张泰荣也是早期成员之一。而在发起孤儿院的过程中，接续前言，张泰荣正是通过严竹书的帮助，联络并获得浙江革命党元老也是奉化士林首脑庄崧甫的鼎力支持，使得孤儿院事业不仅在奉化当地顺利开展，加上庄氏的关系，在上海甬商中间也取得了大量稳定的财力物力支持。自古慈善事业本是绅士参与地方和维持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正是借助慈善这个老题目，张泰荣在此一时期利用了社团关系，以及做教员时建立的人际网络，在奉化地方办起了民国时期少有的民营孤儿院。此后加上北伐成功，奉化成为国民政府的“帝乡”，奉化籍军政官员的参与，也使得孤儿院能得以长久维持且成绩斐然。从张泰荣及其孤儿院事业可以看到，通过慈善事业的开展，张氏得以跻身精英者流，而其毕生奉献的事业与兼具的身份，正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的替代型绅士的案例。

1923年初，张泰荣因思及奉化“地处陋隘，风气仍是闭塞不开，所以对于公益事业，为国家效劳者，稀有所闻，此后宜毅力进行”。当时定下的志愿尚是“将来在城区办一模范小学，聘请热心教员以造就人才，则有益亦非浅鲜”。虽孤儿院一事还未到提及之时，但总而言之，不管是张氏早年从事的教育事业，还是后来孤儿院的慈善事业，都可以反映出作为新式学堂学生出身的张泰荣，其身上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意识和精英意识，从这一点来说，他与传统的士绅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