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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上海日本人学校：“上课就是军训”

陈祖恩

2016-06-07 14:38

来源：澎湃新闻

1941年4月，日本仿效纳粹德国的教育制度，将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标志着以“国体观念明征、国民精神作与”为目标的战时教育体制的实施。上海日本人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提纲均按此修订。

日本学校由于应对日本在陷入侵略战争泥潭的同时，积极建设“高度的国防国家”的现实，一切教育不得不服从穷途末路的战争，并受到军方的严格控制，学校的基本教育功能实际上已经丧失。处于中日战争环境中的上海日本国民学校更是如此，“战时中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考试中重视体力和精神方面，学历只是依存在学校的报告中。”英语被视为敌性语言而任意减少甚至取消，军事训练和勤劳报国已成为学校的主课。一些少年学生被征兵而离开学校，有的甚至走上不归路。

军事训练

上海的日本中学校实行军训，学生统一穿“国防色”的军便服，都配有青年军官负责军训，号召学生以“为皇国圣战获得徽章而光荣”。在《上海日本中学校会报》第15号上，刊登了1943年4月拍摄的5期生一年D组的集体照，坐在中央的教师只有两位，分别是泽口校长和稻垣少尉。军训教官取代班主任的位置，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日本国内，当时的军训教官大都是退役将校，但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教官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年现役军官，他们血气方刚，异常严厉，学生们都有紧张感。有的教官在训练时，不仅动手打骂学生，还经常命令学生排成两列，互相进行“铁拳制裁”。

到1945年，以往正常的课程完全被取消。上海日本中学校7期学生猪俣英夫在战后回忆说，上课就是军训，“身着国防色的制服，头戴战斗帽，每天都是军事教练，进行枪器操作要领、手枪入手等战时色彩浓厚的教育。这对喜欢玩耍的少年来说是无趣的日子，但他们相信胜利而拼命地努力”。上海日本中学校2期学生尾田和也永不会忘记当年军事训练的一幕，网球和野球在军官面前，因是“敌国”的游戏而被禁止，以教育为职业的校长竟也无奈。

上海日本中学校5期生一年D组的集体照(1943年4月)

勤劳报国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物资严重缺乏。1937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在街头欢迎日军时衣着还很考究，可是几年后，他们被迫进行“简化衣着”运动，男人甚至儿童都穿清一色粗糙的“国防色”。一般来说，衣着状况是经济形势的具体表现。上海日本中学校5期学生浦田大陆在战后的回忆中，感叹当时粗糙的中学生校服的可哀：“在进行分列行进时，我们新生的服装与上级生相比，由于非常粗劣，令人难为情。但是到了第2年，看到新生的服装是用比我们的服装更粗劣的布料做的，不禁又为他们感到悲哀。”

1944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男子总数10%、男子劳动力的17%被迫参军。为补充劳动力的不足，12岁以上的学生、妇女都被动员参加军工生产。上海日本中学校学生，在闸北为军马割草充饲料、在校内剑道场装填手榴弹火药。一部分学生被动员作为“学生勤劳报国队”到杨树浦的三菱江南造船所劳动。在工厂12，000坪的场地里、学生们被编成铸造、机加工、后勤等3个班，主要生产各种炮弹和机雷的部件。但是，学生的生产技术不熟练，生产的炮弹有时成为“哑弹”。

在工厂劳动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每天的作息表是“起床号、朝食、作业、昼食、作业、夕食、自习、点名、熄灯”，他们每天吃的是“麦饭、大豆煮物、切干大根、肉末青菜及味噌汤”。每月两次回家，即星期日傍晚回家，次日晨归队。日本在上海的军用品生产工厂，是盟军的空袭目标，工厂经常响起空袭警报，学生们带着牺牲的心理准备，不断地奔向防空壕躲避。由于战争造成的心理压抑，一些因毕业而将结束劳动的中学生，在工厂食堂和寝室狂欢，损坏了一些物品，竟受到海军刑法处罚的威胁。

少年出征

为了急速扩充海军航空兵的力量，日本自1930年起，从15岁17岁的少年（小学毕业生和中学2年级学生）中招收少年飞行兵，进行为期3年的预科练习生教育。1943年后，变更为15岁-20岁，修业年限缩短至半年。此被称为甲种飞行预科练习生。1943年招收28，000名，1944年87，000名，1945年24，000名，其中6，500名在战争中死去。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3年12月至1945年战争结束，上海日本中学校共有81名学生作为海军甲种飞行预科练习生（简称“甲飞”参军。“甲飞”第13期27人，第14期37人，第15期6人，第16期11人。其中治郎丸史雄（上海日本中学校1期学生）、川野秀作（上海日本中学校2期学生）、今井实（上海日本中学校2期学生）、中村统明（上海日本中学校3期学生）、大矢谦吉（上海日本中学校5期学生）等5人在军中战死或病死。其中，大矢谦吉于日本战败前夕的1945年8月2日在机帆船“住吉丸”上遭美军飞机的机枪扫射而阵亡，年仅14岁。同时死亡的82人中有76人是海军甲种飞行预科练习生。大矢谦吉葬在淡路岛。2000年3月31日，其同学竹内淳实在他的墓前用汉诗写道：“纯心志愿预科练，恋母声残逝鸣门。战死行年才十四，古稀沪友墓前蹲。”这是对少年同学的哀悼，也是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控诉。

海军飞行预科生入伍者代表朝读“誓词”

上海的日本人学校作为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经营的教育团体，是上海日本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生活在国际都市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及居留民团都对学校教育倾注了热情，使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无论在校舍规模、教师配备、教材内容、学级人数等方面都各具特色，有的甚至比当时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日本国内还要领先一步，因而在上海能与英、美、法等强国设立的学校及中国的名校相媲美。但是，上海日本人学校的教育摆脱不了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大格局。

中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都市，而是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现场和占领地。虽然，以“国体观念明征、国民精神作与”为目标的战时教育体制在日本国内普遍地实行，但上海日本人学校由于处于战争的现场和占领地，比起国内的一般日本学校，其“占领者”的自豪感和“帝国”意识互相交染，学生也更加仇视作为“敌国”的中国和中国人民。一个原第八日本国民学校的学生回忆道，该校学生在上学途中，看到一个日本兵用穿着皮靴的脚踢打中国孕妇，无论男女学生竟都为之欢呼：“万岁！万岁！”并跟着日本兵骂道：“支那人！马鹿野郎！”表明在战争前线的特殊环境下，上海的日本小学生竟也怀有如此丧失人性的仇恨心理。因而上海的日本人学校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大东亚圣战”。

战争初期，学校将校舍等全部提供给军队用于战争，后又积极参与战时教育体制的实施，将军事训练和勤劳报国成为主课，学校逐渐失去了温馨的教育环境和基础教育的功能。这是战争给上海日本人学校和学生制造的创伤，至今，仍给回忆者留下抹不去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