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铃木将久：丸尾常喜和日本的鲁迅研究

《明暗之间：鲁迅传》，[日]丸尾常喜著，陈青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9月出版，280页，69.00元

回忆丸尾常喜老师，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笔记本。丸尾老师有好几本笔记本，它们既是他研究的工具，又是他写作的源泉。笔记本里包罗万象，犹如鲁迅研究的珍宝库：鲁迅的原文、重要词汇的注释、日文的翻译、参考资料和他人研究中有价值的论述、丸尾老师自己的思考，等等。连日累岁，丸尾老师的笔记积微成著。

实际上，笔记本正是丸尾老师鲁迅研究的缩影。一笔一画地手写的笔记，自然有局限，既是抄写，便难免有错漏，但优点也鲜明，所录文字可以深入身体，身体的抄写行为让抄写者深刻领会文字的含义，而不致产生浅薄的理解，进而唤起精神深处的思考。丸尾老师非常关注鲁迅文本中的关键词，他枚举鲁迅在不同语境使用一个词的例子，归纳鲁迅赋予其的特殊意义，力求尽可能全面地把握词意。身处电脑时代的我们，只要轻敲键盘，便能即刻寻得某词在《鲁迅全集》中的所有用例。相比之下，丸尾老师的做法既费力，又未必能得其全。但由于对具体用例往往洞幽烛微，他解说鲁迅文本时总能鞭辟入里。

鲁迅（1881.9.25－1936.10.19）

丸尾老师特别重视文本细节，尤重汉语语法，比如虚字。他常看《现代汉语八百词》这样的工具书，也遍览相关论文。他之所以强调虚字的作用，当然不为研究语法，而是因为他认为虚字是连通整个文章脉络的关节，反过来说，掌握整个文章的脉络，才能准确理解虚字。我记得丸尾老师曾花一个多小时向我们解释鲁迅文本中“还”字的意义，如今我已记不清他讲的是哪一个“还”，但查阅他翻译的《阿Q正传》，就能发现他对这个字的深思熟虑。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叙述者考证了阿Q模糊的身份和名字后，说了一句：“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对这句话，丸尾老师这么翻译：“私がいささか自ら慰める点があるのは、のこる「阿」の字だけは、きわめて正確……”他把“还”译成“のこる”，意为“剩下”。按字典解释，“还”字在这里可能表示“补充说明”，即除了前面提及的几种情况以外，补充说“阿”字非常正确。但丸尾老师特意译作“剩下”，估计是为突出强调在“还”之前，已经论及各个方面，仅余下一个词缀“阿”可说。换言之，这个“还”字表示前后文之间的一种抑的语气。由此可见，丸尾老师的理解是建立在对《阿Q正传》第一章的整体结构和基调的体认之上的。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这样的虚字可能并不构成问题，但丸尾老师却会炼虚字，借此体会鲁迅小说的脉动。

在丸尾老师看来，文本细节是进入鲁迅文学整体的绝好入口，有时借助细节，我们甚至可以直抵鲁迅文学的核心。丸尾老师曾撰文讨论《狂人日记》结尾。在小说末句“救救孩子”之前有一句：“难见真的人！”以往日语翻译大都把这句话理解为“很难见到真的人”或“很难找见真的人”，但丸尾老师主张应解作“见不得真的人”，即对“真的人”感到羞愧。他引用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大量例子，说明“难见”的语义。但更重要的是，他从这句话出发考察鲁迅的文学观念，整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前后的思想活动，论述其思想里的“耻辱”感。丸尾老师主张，《狂人日记》的这句话体现了小说的主题：叙述者“我”发现自己或许在无意中也吃过人，感到莫大的耻辱，无颜面对“真的人”。概言之，由细微处思考鲁迅文学和思想的大问题，是丸尾老师研究的一大特点。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自己的思考轨迹：不仅有涉及语法的参考材料，还有关乎鲁迅文学精神的札记，这些笔记给了他构思论文的灵感。

丸尾常喜著《耻辱与恢复》

丸尾老师的笔记本还展示了一项他特别重视的活动：翻译。可以说，他的研究态度集中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中。诚然，他以注重细节著称，他却不会逐字逐句、一字不差地把中文翻译为日文，他的译文反而更偏重在整体上表现鲁迅原文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否定直译，但这也不等于一味追求意译。丸尾老师依然强调鲁迅作品细节的重要性，只不过他认为只有全面厘清整个文脉，才能准确无误地理解细节。我们在丸尾老师的笔记本上可以看到他不断追求更好译文的痕迹。

从细节入手探究鲁迅文学精神的研究态度，并不是丸尾老师的独创，一定程度上，这是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家宝。丸尾老师自东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大阪，师从增田涉先生。增田涉先生在1930年代来到上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每天访问鲁迅先生，一字一句地请鲁迅先生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他事后回忆：“两人并坐在书桌边，我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他给予指教，关于字句、内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彻底地询问，他的答复，在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单的，在内容方面，就要加以种种说明……”（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我们不妨说，丸尾老师从增田涉先生请益鲁迅先生的方法中获得启发，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比增田涉先生年轻一代的学者，二战后在东京组织了“鲁迅研究会”，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细读文本。翻阅研究会同人出版的《鲁迅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当年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会读”。所谓“会读”，即每次指定一个文本，同人一起会面阅读。每次“会读”有一人负责，事后撰写记录文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文章综合“会读”结果，翻译原文，并记下重要词汇的注释，有时也记录对于一个句子的不同理解，撰写者最后用不长的篇幅提出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而当其他同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也会写短文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这批学者非常尊重同人之间的不同意见，通过公开意见分歧，深化对鲁迅的理解。可以说，正是这样见木又见林的研究活动，成就了尾上兼英、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鲁迅研究大师。丸尾老师比鲁迅研究会同人年轻一些，似乎没有正式参会，但他显然深受他们研究方法的影响，并进一步综合、发扬了这些方法，他笔记本中所录便是明证。

丸尾常喜著《“人”与“鬼”的纠葛》

谈起丸尾老师的鲁迅研究，大家都会想到《“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的“阿Q=阿鬼”说。这是丸尾老师最有创意的假说，其实它也与老师一贯的研究态度有关。丸尾老师注意到“鬼”的契机是《阿Q正传》开头部分的一句话：“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可能会对这话不以为意，认为它不过表达了作者在不知不觉间对阿Q感兴趣了。但丸尾老师在翻译时，居然找到一个细微的线索。他抓住“思想”一词，查阅《阿Q正传》中该词的几种用例，发现鲁迅文本里的“思想”几乎与“想象”同义，意味着脑子里发生形象，即把“象”想出来。于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的意思，便成了叙述者脑海里产生“鬼”的形象。丸尾老师继而扩大调查范围，研究民俗学意义上的“鬼”的形象，尤其考察鲁迅从小就很熟悉的目连戏里的“鬼”。最终丸尾老师确认《阿Q正传》的文本处处渗透着目连戏等中国民俗中的“鬼”的形象，必须参照“鬼”的视角，才能清楚理解鲁迅《阿Q正传》的意义。就此而言，阿Q到底是不是阿鬼，未必是丸尾老师研究的重点，从“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个细节进入，引入“鬼”的视角，打开《阿Q正传》文本，指出《阿Q正传》与中国传统民俗之间的深刻关系，才是他的真正贡献。

近期中国翻译出版了丸尾老师的鲁迅传记——《明暗之间：鲁迅传》。这是老师在四十八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因为是面向大众的读物，老师认为它不够专业，还谦虚说，自己的鲁迅研究还不到位。但我们一读便知，这本书已清楚展示了丸尾老师的研究特点，也处处透露出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日文原书的副标题：“为了鲜花甘当腐草”。照丸尾老师自己的说法，这句话改写自鲁迅1929年所写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原文是：“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这话并不特别，这篇文章也绝不是鲁迅的代表作。丸尾老师以此为副标题，或许只因为他爱养花？理由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丸尾老师在序章中提到了鲁迅描写“花”的几个例子，从早期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到写给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信，他在这章结尾还引用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的一句：“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丸尾老师告诉我们，鲁迅用“花”的形象表达心情，通过追寻“花”可以体察他不同时期的心情变化。同样是细节，带我们走进鲁迅的内心。至于这本书副标题的用意，我想可能是为了突出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即便对于一本他口中的“大众读物”，丸尾老师也下足功夫，把他一贯的研究方法用得淋漓尽致。

丸尾常喜（1937-2008）

在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他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充分解释。其实，鲁迅的文本孕大含深，犹如膏腴之地，还留下很多尚未被挖掘的细节。如果有独具只眼的朋友能够见微知著，抓住那些可以通往鲁迅深邃之处的微眇，那鲁迅的作品就依然能为当下的、未来的读者打开新的文学世界。丸尾常喜老师的教导在今天没有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