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遗稿：点校本《辽史》修订是怎样进行的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辽史》读书课上，刘浦江先生总结陈词，宣告《辽史》修订工作初步完成。此前一天，先生专门致信称，“历时六年的《辽史》修订工作将于明日结束，今晚翻看这些年来的修订档案，感慨良多，把最早的两封邮件发给大家分享”。其中一封邮件写于2007年4月30日，略叙斯事缘起，现摘录如次：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5至7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目前的《辽史》点校本出自冯家昇和陈述先生之手……我们的修订本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所以这项工作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我们现在也有《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三朝北盟会编》研读之类的读书课，但这项工作情况不同，因为要做到能够正式出版的程度，而且是这样的一部书，所以会做得很规范、很严格，大家可以通过这项工作受到更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不一样，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在研读《辽史》的数年间，先生始终持此信念，教书育人。如今，《辽史》修订本正式刊行，先生却已归道山，无缘得见。弟子谨据先生生前在读书课上的影像录音，将先生的总结发言整理出来，以示纪念，文中个别词句、语序容有改动。（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昨天晚上我把最早的邮件给大家发了两份。中华书局修订“二十四史”的第一次会议是2007年5月份在香山饭店召开的，由于之前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所以当时我很早就做了准备。大概从2007年5月中旬开始读《辽史》，到今天已有六年一个月。

昨晚我清点了一下每个人的点校情况。我先说每个人点的卷数，任文彪最多，是19卷，然后康鹏、邱靖嘉各16卷，苗润博13卷，肖乃铖11卷，乐日乐10卷，陈晓伟8卷，赵宇7卷，高宇5卷，曹流5卷，林鹄4卷，聂文华2卷。另外高宇还承担了很多前期工作，编纂《辽史勘误》《〈永乐大典〉引用〈辽史〉汇编》《辽代石刻新编》，工作量都很大，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文彪的《礼志》《乐志》《仪卫志》，很枯燥，很麻烦，但文彪做得很有兴致，也很细致。靖嘉的《历象志》，主要是《闰考》《朔考》那两卷，做得非常彻底，所以出的成果也最多。其中《朔考》那卷读了2个月，共计8次课。康鹏的《地理志》工作量非常大，非常麻烦，本来历代正史《地理志》都很麻烦，《辽史·地理志》尤其麻烦。润博的《营卫志》难度是比较大的，此外还有4卷表，涉及到世系，非常棘手。晓伟一开始从“传”读起，杨绩、杨皙那篇文章，就从这里面读出来的。然后还有林鹄的《百官志》，做得非常彻底，初稿做了二十多万字。

我们这六年多来，通过读书课培养学生，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这些年来通过点《辽史》，现在已经发表的文章，我粗粗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几篇。我一开始目标就很明确，我首先不是为了项目而做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从2007年开始，最初是每周读半天，后来没多久变成一周读一天。2010年有一个学期因为开四库的课，是两周读一天。中华一直催进度，我就说，我们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中断，但是我们的进度就这么快，我们一字一句地过。因为《辽史》篇幅小，所以能够这么做。这些年，我算了一下，自始至终参与这项工作的大概只有靖嘉。康鹏和晓伟因为中间都出去过一年，所以没有完整参加。

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读书课培养学生的效果非常好。原来不是学历史出身的同学，可以通过这个读书课很快地找到感觉，进入历史学的学术领域。原来基础并不是很好的同学，通过这个读书课，可以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本科的同学可以由此进入辽金史领域，有了真正的感觉。这些都是读书课带给我们的收获。

这几年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明显的进步，2007、2008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不会写这种半文半白、文言体例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的校记或者长编说不清楚、写不明白。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读书课上重新写。大概读了一年多以后，大家渐渐有了感觉。最近这两三年，大家写的初稿基本上都能用，有修改的基础。而且很多问题，大家不容易独立发现。比较典型的是靖嘉的皇太子、皇太弟问题，晓伟的杨绩、杨皙问题。当时的初稿基本上都是承袭原来校勘记的说法。但是我指出这个肯定不对，或者说应该再往前走一步。然后大家去做，最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通过这几年的读书课，使得大家尽快入门，而且很快进入到学术前沿。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

第二个收获，通过这样一种读书课的形式，使得大家进入学术领域，不走弯路，是一种正道。我们养成了一种实证研究的路子，一种严谨的学风。因为我们的读书课，不管是写校记还是长编，尤其是校记，我们是锱铢必较的。每一个字该改不该改，尤其是改字，是非常慎重的。一个很小的问题，一个标点符号，都反反复复讨论。这样一种训练，养成了大家一个好的习惯，将来做学术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根基。

虽然《辽史》涉及的文献有限，但是我们要求穷尽材料，要求一手的东西。传世文献大家都用最好的、最靠得住的本子，石刻大家也尽可能找拓本。在点校的过程中，相关的学术史，基本上都做了一个穷尽的工作。几年下来，大家细细研读一遍之后，以后不管做什么，《辽史》里面大概有什么，大家一定有印象。而且在讨论的时候，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可能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名物制度，就会从里面牵扯出来。这为大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辽金史的资料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民族语文、出土文献以及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来弥补。读《辽史》的时候，涉及到民族语文的东西比较多，对大家养成这方面的意识也有好处。

另外，说到大家的收获，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古籍文献整理，知道一个基本的路数。“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是最严格的，我们经过了最严格的规范训练。如果大家以后整理别的古籍、别的文献，包括写文章做研究的时候处理材料，会知道规范分寸，知道应该怎么做。

虽然我们六年多，就读了一部《辽史》，但是读得非常彻底，训练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要反思这门课的局限，一是限于点校本的体例，出校记的范围是比较窄的。不能出校的、属于考史的东西，我们没有深入挖掘。二是对于大家的知识面还是有限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还会读图像的东西、地图的东西、民族志的东西，或者宋代的文献。研读品类如果丰富一些的话，对扩展大家的知识面，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我们的修订工作现在就告一阶段。下面统稿的工作量还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前几年读的部分，现在偶尔牵涉到前面的东西，返回去一看，问题还很多。还有统一体例，按说统一体例是最简单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比原来的点校本有明显的提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石刻，比陈述先生那个时候要多得多；陈述先生那个时候不能检索的东西，我们能检索。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而且一个人点校，毕竟不如集体讨论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彻底，一个人总会有顾此失彼的时候。此次修订本里面肯定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目前材料情况下，我觉得近期提高的余地不大。也许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又出来好多石刻材料，契丹文字的解读又进步了，那时可能还有继续修订的余地。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这是至理名言。

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花这么大功夫去做。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