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给汽车开光对不对？厅级和尚该受嘲讽吗？

近来，“三个和尚打架”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议论，相关文章和评论充斥网络媒体，其中既有中肯的批评，亦有恶意的谩骂。在这个时刻寻找与制造新闻的网络时代，和尚们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一事件本身暴露了当代中国僧团存在的诸多问题，而网络媒体的大量报道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佛教的普遍关注。

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和尚不应过问世间凡夫俗事，更不应做出这种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失望悲愤之余，有人借题发挥，把“三个和尚打架”，同整个人间佛教联系起来，更把一些寺院的人间佛教实践，说成是佛教的世俗化、商业化和官僚化。

当代人间佛教多元发展，寺院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如汽车开光、手机开光、烧高香、撞头声钟等。这样的实践是否就是人间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肯定抑或否定，人们有必要首先搞明白：何为世俗化？何为人间佛教？宗教世俗化，是十六世纪西方基督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打破了教会垄断，使宗教走向社会，向各阶层开放。

当然，中国人所谓的世俗化，大多数是指庸俗化，即宗教失去神圣性和他世性，如韦伯所说的“去魅”；宗教成为现世社会的一部分，宗教活动成为人们祈求现世今生健康、发财、享福、太平的廉价工具。

当然，韦伯的宗教去魅之预言并没有实现，当代宗教虽然入世已久，但其神圣性依然存在，世界大多数人仍然有宗教信仰。其实，宗教的神圣性要在其世俗实践中体现，宗教并非完全为他世他界服务，但必须为现实社会服务，帮助人们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天堂极乐是人们消除现世痛苦灾难的理想国。

一般宗教为此理想的实现，开设了种种接引大门，构成丰富多彩的宗教仪式和文化传统。再者，佛教的不二法门，打破了传统文化中的世俗与神圣的对立。佛教僧尼为信仰者的汽车、手机等开光，或祈求国泰民安、身体健康，这种简短的宗教仪式，在一般人看人似乎很庸俗，但这并不违背佛教传统，亦可减少当事人们对无常世界的恐惧和不测未来的担忧，使不安的内心有所寄托，这不应是一件坏事！

试想，如果信众有这样的要求，但不找或找不到正当合法的寺院，他们只能找歪门邪道去了，这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非好事。再说，这样的实践，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在亚洲各国、乃至西方世界也屡见不鲜。

什么叫人间佛教？一般人，乃至部分学者把人间佛教看成是一种实体，动不动就称人间佛教应该如何如何。其实，没有一个现成的、一成不变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存在因缘和合、契机发展的过程之中。佛教是佛法应化人间的文化模式，由释迦牟尼佛同历代高僧大德、乃至一般佛教徒共同创建。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佛法以不同佛教文化模式出现，教化不同根性的众生，帮助人们解决现实人生问题，实现离苦得乐的终极理想。

文化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亦贵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在2500多年的传播历史中，佛教出现了众多文化模式，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人间佛教（当代南传上座部国家有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在这些大文化模式中，又形成众多小文化模式，如部派佛教的十八宗派、中国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以及当代人间佛教的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生活禅模式等。

当然，佛教文化虽是时代社会因缘所生，但其创新亦要契合佛法，即以佛法为根本。唯有契应时代，契合佛法的不断创新，佛教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完成佛法在人间、化人间的事业。历代祖师上契佛法之理、下契时空因缘，创发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形式，如经忏佛事（当然，在过去乃至现在仍有人认为这些是封建迷信）、文学艺术等，方便接引众生。

契理即不违背佛法之理，如缘起法、三法印等。在此基础上，大乘佛教徒利他自利，勇于创新，在适应时代、恒顺众生的同时，又给人生提供正能量，引领社会道德建设，这即是菩萨道。一切资生事业皆为佛事，皆是善行。就佛教而言，善恶是世间缘起，衡量一行为的善恶，不是行为自身，而是发心。

发心正确，对己、对人、对社会有益之行为，即善；反之，即恶。从大乘佛教角度来说，饶益有情是戒中之戒，佛教的使命即是服务众生、特别是人类大众；人民的需求，就是佛教的使命。开光、烧高香、撞头声钟等，既是传统经忏佛事文化的延续，又是当代部分人群的需要。当代佛教界要做的，不是取缔，而是在国家法律和佛教思想、社会公德的指导下，加以有效地规范，减少其消极面，扩大其积极面，使之更好地利益人生。

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寺院为社会经济服务是佛教商业化表现；寺院出售佛教用品即是在“赎买如来家业”。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寺院商业活动和“商业化”之间的不同。其实，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乃至在印度，佛教寺院就有了商业活动，商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有力推手；早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佛教僧人就从事农商活动，寺院经济相当发达，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亦从此成为中国佛教的传统。

有人认为，一些和尚跑到高校去念MBA速成班，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旅游、休闲、商贸一体的经济带，带动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寺院成了旅游景点，宗教场所成了上班公司，方丈成了CEO，佛教充斥着世俗功利。这样的指控看起来充满正义，其实只是一种说辞而已。

首先，和尚能不能到高校念书?和尚到大学念书并不违背国家的法律，亦不违反佛教戒律，大乘佛教更要求人们广学一切、尽一切学。其次，在当代中国，为了国家建设，寺院是否应该协助当地社会的旅游、休闲、商贸、文化的发展？这可能不是某一个寺院自身可以决定的。

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全民大事，也是国家对每一个社会团体、包括佛教界的要求。有人说，出家人不应从事经济活动，因为这样的行为有违戒律和威仪。其实，过去的祖师大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时，亦曾受到同样的指责，但是，劳动仍然成为中国佛教的传统，乃至成为禅宗的重要实践。有人或许认为，出家人不应有任何商业行为，而应一心修行。问题是何谓修行？诵经、念佛、坐禅是修行，接人待物、方便弘法是否也是修行？当代寺院功能，与传统寺院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单一的出家人修行和生活之场所。

因此，无论从历史和现代、佛法与世法的角度来看，寺院不是不应有商业活动，而是说这样的活动不应商业化，保持自身的宗教文化特色。无论是创建一新的佛光山（包括佛陀纪念馆）、还是正在扩建中的玉佛寺等著名寺院，都有佛教文化用品出售，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

这样的实践得到佛教信众的欢迎，方便了他们信教需要，却亦招来一些社会人士的批评。其实有些人并非真的反对寺院经济活动，只是他们“看不惯”当代寺院太有钱了！确实，一个寺院若有很多的钱而又不知如何使用，定会招惹是非，诱发议论。因此，如何把来自于十方的财富用之于十方，为社会服务、弘法利生，这才是当代佛教界和社会各界必须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最后，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是否有官僚化倾向？一篇网络文章曾以调侃的口吻称“厅级和尚”、“处级尼姑”，并把他们同僧团腐败联系起来。其实，僧尼当“官”和佛门“腐败”不是同一回事，其中也没有必然联系。就当前的中国政治情势而言，僧尼很少担任政府部门职务，有的只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是国家的政策，是宪法赋予国民的义务，正如在某些国家，僧人必须服兵役一样。因此，“厅级和尚”、“处级尼姑”不应成为人们冷嘲热讽的话题，僧人不应因此而成为指责的对象。

也许有人会说，出家人本来就不应参与政治。但何谓政治?太虚大师曾说，政治就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应积极参与政治，但不干涉政府事务，这就是在行菩萨道。佛门腐败，同社会腐败一样，正信的佛教徒和老百姓都深恶痛绝! 但不能因个别僧尼的腐败，而否定整个人间佛教。腐败亦不是当代人间佛教特有，佛陀时代的“六群比丘”即是佛教内部的腐败分子。人们在指责腐败的同时，亦要有建设性地提出解决腐败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谩骂和指责。

就当代寺院而言，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应做，这永远是个问题。当然，什么事都不做，亦会受到社会的批评。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人们无法从书本和传统文化中找到答案，唯有当代僧尼自己根据佛法思想和戒律精神，契合时代社会因缘，不断探索和优化。中国佛教历代祖师，深知印度佛教思想和戒律中国化的必要，建宗立说、创立清规，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文化和大乘佛教。

同样的，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亦必须要有这样的创造和开拓精神，做到僧尼入世而不世俗化、发展经济但不商业化、问政而不官僚化。而要做到这些，国家宗教政策和僧团道风建设至关重要，社会监督也十分必要。僧团不但不必拒绝、而应欢迎这样的监督。佛教戒律的产生即是社会监督的结果，社会监督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证之一。不过，社会大众亦不应滥用这样的监督，在中肯批评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同时，不要以点概面、见风是雨，而要就事论事、客观全面地分析。多一点随喜赞叹，少一点无端指责，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