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方，我们爱莫能助：托尼·朱特论法国知识分子的沉默

【编者按】

“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 色，托尼·朱特在这本《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中分析了这个知识分子圈最大的冲突：如何回应共产主义的许诺及其背叛；以及在面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新东欧及法国本身的伪善时，如何维系对激进理念的坚持。

朱特向我们展示了，这批处于时代先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战后为某些“作秀式审判”辩护，如何忽视斯大林主义背后的恐怖，甚至向民众传播苏联式道路是通往解放的必经之路的理论。此外，本书还对当时知识分子间逢场作戏、争权夺利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描绘。其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时髦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加缪和波伏娃，还涉及到了重要的天主教哲学家、中立的报界人士、文学批评家和诗人等。

本文经三辉图书授权，摘编自此书第9章《对于东方，我们爱莫能助：双重标准和欺骗》。

作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中被压抑的维希时期记忆的一部分，法国本土有关反犹主义的记录在那些年也被封存了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配合法国对本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和通敌者的整体处理，清理反犹主义被看作是涉及少数人的工作；它是一种30年代入侵国家机体，并在德占时期通过暴力占了上风的毒药；只是现在，它已经被完全清除出去了。这种想要把失控的过去抛诸脑后的想法在那些重返故国的被驱逐的犹太裔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最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再一次相信法国以及共和国的平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因而，把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仅仅看作是反动和纳粹主义的极端症状，是一种近乎普遍的愿望。这一点因为共产党人的态度而变得更为复杂，其中的很多人是犹太人，他们仍然期待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经历这样的革命的国家—苏联以及现在的东欧国家—很显然，已经从种族仇视和迫害的苦难的根源中解脱出来了。此外，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又一次，是红军，因其在欧洲的胜利，才将余下的欧洲犹太人从死亡集中营中拯救了出来。随着斯大林对希特勒的挫败，反犹主义也走到了尽头。

因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谈到犹太人的问题，会产生一片奇怪的寂静。罪犯已经落败，受害者无意再谈他们的经历，政治层面认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人们还是会想起并谈到流放，那也只是在说到英雄主义的抵抗运动之时；按多梅纳克的原话，“毕竟，我们将不会以种族的立场去赞颂那些被流放的人：他们跟那些带有斗争意义的流放者不同”。当然，偶尔也会有关于反犹的突发报道，在一些知名人物的私人写作中，他们继续对犹太人持一种始于早年经历的矛盾心理。但是几乎没有关于这一主题的严肃讨论。纽伦堡审判一结束，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期刊就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虽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是少数几个认为这一事件值得关注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甚至认为，对犹太人的态度，事实上自30年代以来就没什么大的变化。结果就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突然浮出水面的反犹偏见，法国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并未做好准备。

法国评论员本不该忽视中东欧的反犹主义的流行范围，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西欧对这整个地区的忽视，在未来的数十年仍是如此。然而，在许多案例中，在犹太人的领导下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却再度激发了地区性的反犹情绪，这时恰逢流放归来和结束监禁的犹太人试图拿回曾属于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内部，关于意识形态的或者个人品性的政党内部的争论中，论敌一方常常会强调另一方的犹太人身份，以此作为对自己有利的论据。但是对于西方观察者来说，包括大多数的西方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显眼的。他们所看到的，是犹太人占据了共产党和国家的显要位置，后者的官方立场必然是反对任何种族或伦理的偏见或者偏好。

因而，即便是在40年代晚期，苏联的意第绪语艺术家受到迫害的报道之后，西方人仍然认为卫星国至少还未沾染任何反犹主义的习气；在匈牙利，毕竟，是犹太裔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Rákosi）和盖勒（Gerö）审判并枪决了非犹太人的拉依克。因而在斯兰斯基案中集聚的暴力语言和公开的反犹指责，以及莫斯科的“医生阴谋案”就完全被当成了意外事件。他们的回应当中尤为令人迷惑的是对新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调。以色列如今替代南斯拉夫成了反共阴谋的典型和司令部，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被看作是早先背负罪名的牺牲者的民族主义偏好。只是早先的判决并不具有什么意义，即使有的话，也只是反映了民心所向，而反犹太复国主义则在其地区受众那里产生了真实的效果，获得了共鸣。在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在罗马尼亚，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和其他人是1953年间至1954年早期类似控告的牺牲者］，所有人都能够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区分开来。

更糟糕的是，谩骂和指控提醒人们另外一种仍然鲜活于记忆中的传道会；因而，就那些在布拉格受审并处决的人，《红色权力报》（Rude Pravo）在1952年11月的社论中写道，“看到这些冷酷的、没有情感的生物，我们因厌恶和反感而颤抖”，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怪异的面孔”。“犹大斯兰斯基”，以及其他“同民族不相容的元素”只是“带着过去的恶名的垃圾”，他们的罪恶行径由“犹太复国主义、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引导，那是一种“为资本服务”的意识形态。如哥特瓦尔德在同年12月举行的捷克党代会上所解释的那样，出于善意，我们让过多的犹太人进入了党内，因为犹太人民过去的不幸，我们就忽略了他们的阶级根源。

审判仅仅是个开始。幸存者及其家人所受的污辱、他们在警察手中的遭遇、同胞公民对他们的偏见和迫害，都有文献史料，那个时期东欧的政治和社会中就普遍贯穿着这样一个反犹主义的主题。几乎不需要怀疑，斯兰斯基案的发生及其后续对很多以往笃信东欧的人们来说是个转折点。但在西方，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有人有心，这样的证据并不难找。因为在那时，西方共产党奴隶般地依附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而地区的共产党党媒则如实地回应着布拉格或华沙人们的感想。皮埃尔·埃尔维（Pierre Hervé）并不是唯一一个反复提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人，并且，《法国新闻》（）对布拉格那些已被定罪的囚犯的描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托洛斯基分子、铁托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世界公民和战犯……所有这一切都由一根金链子牵着，系在了美元上人像的衣领上”。

即便那些进步知识分子对《法国新闻》及其策略置若罔闻，那么他们也应在布拉格事件发生之时，对来自极右阵营的热切欢迎有所警惕；《法国万象》（Aspects de la France）在1952年12月用欢快的调子评论了斯兰斯基案：“比起捷克和犹太寄生虫的不幸，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命运对我们的影响。这些人毒害了欧洲，他们是我们的病症和他们自身被奴役的根源。”让-玛利·多梅纳克在《精神》中发表的文章中，确实提到了当时法国媒体中流行的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拒绝无条件地谴责审判，更不用说得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本质的整体性结论了。“我们决不能认为，”他写道，“它的镇压机制同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但关于这件事，我们知道得太少……我们不要那么迅速地投掷石块。我们必须将布拉格事件当成一面镜子。”需要更多的证据，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同时，布拉格是一个训诫，不是对于共产党员的，而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的。

在面对共产党人的反犹主义时，有一个人的沉默尤为引人注意，那就是让-保罗·萨特。这之所以令人惊讶，有两个原因。首先，关于整个斯兰斯基案件，他主办的杂志中刊载了马尔塞·佩朱冗长的由三部分的分析构成的文章。佩朱很小心地同捷克事件的反共解读保持距离，这使得他的一些阐述偏离了主题（这也由于他依赖巴黎的捷克大使馆提供的材料）；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他的态度明确且不含混—依据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和民族主义的议题，对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强调是言之成理的。但是对斯兰斯基的审判，就其性质和本质而言，是反犹的。他写道，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只是旁观者了，而是“缺乏抵抗力并且要负一点儿责的暧昧的同谋者”。如果萨特读到了他的供稿人的文章，很难想象，他在呈现的证据和从中得出的结论面前还能保持沉默。

第二个奇怪之处在于萨特本人在其1946年出版的著名文章中也提到过犹太人问题。在作品中，他借助其早先的哲学观察，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犹太人自我认同的图景；他认为，认同来自他者的看法（他又一次使用了“凝视”概念），以及在迫害面前，所有人拥有的自由以及肯定他们自己态度的权利。简言之，犹太人虽然是被反犹主义者的那些人“构建出来的”，却并不注定要成为后者的牺牲品，也并不注定要借由他者的仇视和偏见来塑形他或者她的存在。自由，对于犹太人还是其他人而言，都存在于一种能自由选择自身道路的可靠性。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萨特反对反犹主义的不含糊的承诺是伴着人类存在的总命题出现的，福降罗马城及全世界（urbi et orbi）。然而在那以后，萨特却很少表现出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尽管如此，不管是他自己的作品（发表于1954年）还是他的许多并未阐明但不断重复的伦理都能说明这一点。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国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显现的反犹主义的倾向应该能够引起他的回应。

众所周知，他保持了相当的沉默。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直接引述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并要求萨特就苏维埃阵营的犹太人的状况、对犹太裔共产党员的迫害、对意第绪文人的流放和谋杀以及关于莫斯科内部即将发生的大屠杀的传言做出评论。然而这个对道德承诺的请求，对于萨特而言具有重要的介入意义的请求被提出之时，正值萨特热情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之际；为了维护共产主义运动开放的合法性，他发表了最强有力的论述；《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于1952年7月发表于《摩登时代》，第二部分发表于同年的12月。萨特不仅没有评论斯兰斯基的审判，在大规模处决案件11人的几天之后，他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共产党人的“世界和平大会”。他对莫里亚克唯一的回应，就是提出了下述有典型性的警告：“人民民主体制下的犹太人状况的问题切不能成为宣传或者引起纷争的借口。”他甚至都没有宣称，需要时间来准备对这些事件的回应，因为在那之后，不会有任何的回应了。正如艾田蒲在一封1953年7月发表在《艺术》（Arts）的公开信上所提示的那样，他去了维也纳，将支持给了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能明白，他将不会就受到共产党人迫害的犹太受害者再说些什么了。

据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言，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她的同伴的极度苦恼，我们也许可以听信她。她说，萨特“ 从未从布拉格审判、莫斯科的‘医生阴谋案’和法共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中缓过劲来（法文原文nʼencaissa pas）”。他答应莫里亚克会抽时间对他做出回应，在斯大林死后，他就放弃了这一承诺。换句话说，如德·波伏瓦所总结的那样，斯大林的离世使他避免了破坏其与共产党人新伙伴之间的关系的尴尬。作为存在主义者的萨特也许本来可以义正言辞地辩称，生命中有比令朋友或自己尴尬更为糟糕的事情，并且，历史中有些时刻就要求我们必须畅所欲言，鲜明地阐明立场，并承受其结果。但是作为反—反共产主义者的萨特却并不这样想。再一次，同1936年、1940年和整个德占时期一样，他失去了行事果断、在道德承诺上始终如一的机会。但是，这是他个人的悲剧。反—反共产主义，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