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一桩离婚案引发英国政治和宗教大“地震”

亨利八世的离婚申请

公元1527年的一天，来自英格兰的皇家使节辗转到达罗马，他们此行受国王委派，称有要事须马上拜见教皇。他们的请求很快获得教皇克雷芒七世御准，不久后使节们便入宫觐见。见到教皇后，他们呈上携带的国王密信。教皇展开信件，读后大感意外。原来英王亨利八世所谓的紧急事务其实是一项离婚申请，他要求同王后凯瑟琳离婚，理由是二人虽然结婚已近二十年，但妻子没有为他诞下一位健康成年的王子。而王后已年过四十，生育无望，如若继续维持这段婚姻，英格兰王室便会因为缺乏一位合法的男性继承人而陷入危机。

亨利八世的要求似乎有些道理。在当时欧洲人心目中，妻子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生育子嗣，让父系家族得以延续。如果妻子未能尽到这一职责，丈夫有理由提出离婚。作为国王的亨利八世自然也有权向教皇提出这一要求。虽说如此，但这一案件的实际情况却错综复杂，让教皇大感头痛，难以处理。

首先，当时的西欧各国普遍信仰天主教，而天主教重视婚姻，仅承认一夫一妻制的合法性，婚礼甚至同圣餐礼等并列为教会的七圣礼。反之，教会不提倡离婚，除非特殊情况不得批准离婚诉求，更何况该离婚案牵涉到王室，必然万众瞩目。一旦处理不当，会对婚姻的神圣性以及整个教会的权威造成极大冲击。

此外，教皇很早就牵涉到这桩婚姻中。这要从亨利如何结婚开始说起。亨利的王后凯瑟琳本是西班牙王国的公主，在1501年曾许配给英格兰王储亚瑟。亚瑟是亨利的哥哥，当时是王太子，所以凯瑟琳本是亨利的王嫂。但是亚瑟体弱多病，婚后不到半年便去世了，亨利便幸运地接替哥哥成为太子，还把嫂子纳为己有。

头绪纷繁的离婚案

这桩婚姻其实是父王亨利七世的安排。亚瑟和凯瑟琳的结合本是老亨利“婚姻外交”的一部分。当时的西班牙王国崛起，是欧洲的头等强国，亨利七世欲与之结盟，故安排亚瑟迎娶西班牙公主。但亚瑟早逝，婚姻失效，这无疑让两国的关系失去一项重要保障。因此老亨利极力促成凯瑟琳再婚，嫁给继任太子的小亨利。但是寡嫂嫁给小叔，这是当时的天主教婚姻制度明文禁止的。

然而，在老亨利和西班牙王室的请求下，经过一番运作，教皇最终正式批准了这桩婚姻。教会给出的解释是：亚瑟体弱多病，婚后并未同妻子正式同房，所以二人的婚姻有名无实；凯瑟琳仍是处女之身，故可以嫁给亨利。这样，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亨利和凯瑟琳最终顺利成婚。但二人的婚姻仍然引发了不少争议，对教会的声誉也造成了一定损伤。此时亨利提出离婚，必然导致人们重提旧事，假若教皇批准离婚，无疑会引发信徒对其权威更深的质疑。

除此之外，凯瑟琳王后也坚决拒绝离婚。而且凯瑟琳恪守妻子和王后的本分，相夫教子，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母仪天下，不仅在英格兰王国受到国民的广泛拥戴，在整个西欧天主教世界也有极高威望。因此相比亨利，她得到人们更多同情，这种民意教皇也不得不考虑。

还有，教皇也得考虑凯瑟琳显赫的家族背景。她是西班牙公主，属于哈布斯堡王室，所以这起离婚案也涉及到这一庞大家族的荣誉。此时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兼任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势力如日中天，是整个西欧最强大的君主。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姨母，查理当然不会坐视不管。而且恰在此前，教皇曾联合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反对查理五世。查理因此派军侵入意大利，劫掠了罗马并掳走了教皇，这便是著名的“罗马之劫”事件。此时的克雷芒身为阶下囚，自然不敢再对查理有丝毫冒犯，更不会贸然批准离婚。

英格兰王室与罗马教皇

显然，离婚案给教皇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他不批准，必然得罪英格兰国王亨利。如果同意，又会冒犯西班牙国王查尔斯。面对如此困境，克雷芒绞尽脑汁，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拖延不理，说不定最后便不了了之。虽然亨利不断请求，时时催促，但教皇总是以各种理由回避。亨利申请在英格兰组建专门的宗教法庭，调查审理这起离婚案。几经波折，该申请获得批准，但克雷芒无意促成这一案件的最终解决，故而进展非常缓慢。

此前亨利对教皇寄予厚望，对成功处理离婚案似乎也有相当的信心。原因之一是：从老亨利执政时期，英格兰王室已同教皇确立了长期的同盟关系。到亨利八世执政前期，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巩固，这同亨利在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前期捍卫天主教的突出表现有直接关系。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对罗马天主教集权腐败、注重仪式、忽略信仰本义的行为提出尖锐批评，在西欧各国引起震动，教皇权威受到极大挑战。在这场运动前期，亨利坚定地支持教皇，反对路德。他不仅积极镇压英格兰国内的宗教异端，还在1521年亲自发表《为七圣礼辩护》一书，对路德的主张进行回击。亨利的这些做法对罗马天主教来说可谓雪中送炭，作为回报，教皇里奥十世在1524年授予亨利“信仰守卫者”称号，亨利因此在西欧天主教世界赢得极高声誉。有鉴于此，亨利觉得自己的离婚申请应得到重视甚至批准。

其次，亨利自认为离婚的理由得当。上文提到，凯瑟琳王后本是亨利的寡嫂，二人成婚在当时引起争议。小叔娶嫂，这是当时西欧天主教的禁忌，在《圣经旧约》的《利未记》中明文记载：若娶寡嫂，终会绝后。虽然此前教皇为二人的婚姻合法性提供了神学基础，亨利那时也是接受的，但事情的发展让亨利对这一解释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亨利和凯瑟琳1509年成婚，到1527年已经18年，在此期间凯瑟琳王后虽多次怀孕并生育，但仅有玛丽公主存活下来。这一现实对亨利无疑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圣经旧约》中的预言似乎在他身上应验了。向教皇申述时，亨利便以此为据，称其婚姻“在上帝眼中是肮脏的”，其离婚要求显得合情合理。

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

教皇对亨利的诉求可能不无同情，但因种种考虑他一直采取拖延的策略，使得案件一直没有实质进展。到1529年，教皇取消了宗教法庭，将此案收回罗马教廷办理，这意味着离婚案可能又要重头开始。亨利对此非常失望，一怒之下，他决定绕开教皇自己办理离婚。其实在离婚案开始之前，亨利已经爱上王后身边的侍女安妮•博林，但安妮拒绝充当情妇，只接受正式结婚，这是亨利决定离婚的重要原因。1531年，亨利将凯瑟琳王后逐出王宫，将王后宫室赠予安妮。1533年1月，亨利同安妮在伦敦公开举行婚礼。同年5月，亨利授命组织特别法庭，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莱默公开宣布亨利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同安妮的婚姻有效。随后凯瑟琳的王后称号被撤销，并被关押在一处修道院直至去世。6月1日，安妮正式加冕为王后。

在当时的天主教世界，教皇作为信徒首领，对所有离婚诉求具有最终裁断权，但亨利未获得教皇批准自行离婚，这一举动前所未有，直接挑战了教皇权威。为维护新婚姻的合法性，亨利在首席大臣的协助下，获得议会支持，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剥夺了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的一系列权力。1532年通过《限制上诉法》，剥夺了教士向罗马教皇上诉的权利。1533年通过《继承法》，认定凯瑟琳王后的女儿玛丽公主为私生女，无王位继承权，而亨利同安妮的婚姻合法，二人的子女对王位具有优先继承权。1534年通过《至尊法》和《叛国罪法》，议会承认国王为英格兰教会的首脑，王国内任何人如果拒绝承认其至尊地位将以叛国罪惩处。这意味着教皇在英格兰教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亨利剥夺，至此亨利和教皇也彻底决裂。同年，克雷芒对亨利发动反击，公开宣布开除其教籍。亨利不为所动，继续促使议会颁布法令。1538通过《年俸与什一税法》，废止英格兰教会和修道院向罗马缴纳年俸与什一税的惯例，规定其改向王室缴纳。此举剥夺了教皇的财权，再次激怒罗马教廷，克雷芒再次开除亨利的教籍。

与此同时，亨利还将矛头对准了修道院，此举基于多重考虑。一方面，英格兰境内的修道院大多从欧洲大陆传播发展而来，普遍同教皇保持着密切联系。亨利已同教皇决裂，自然需要打击修道院势力。另一方面，修道院在英格兰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此时的亨利同教皇及其支持者对抗，财力渐渐不济，通过打击修道院可以缓和财政压力。1536年，议会通过《次等修道院解散法》，将财富低于200镑的小修道院全部解散。1539年开始解散大修道院。据统计，在1536-1540年，超过800所修道院被解散，财产被王室官员没收，僧侣大多被迫转为世俗教士，有少数因抵抗被处死。在此过程中，亨利对议会进行了改组。此前教会人士在议会上院占有多数席位，其政治影响力举足轻重。亨利在解散修道院后，也剥夺了高级僧侣特别是修道院院长的上议院席位，仅留下主教等世俗高级教士，因此教会政治势力大减，相对世俗贵族而言成为上院的少数派。

亨利通过一系法令和政策确立了君主对教会的最高权威，使英格兰教会从教皇领导下的罗马天主教中独立出来，这个教会便是后来英国国教安利甘教派（Anglican Church）的雏形，这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被称为“英国宗教改革”。虽然这场运动被称为“改革”，但其对英国历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英国著名史家埃尔顿认为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经历了转折，他称之为“都铎革命”，而由亨利引发的宗教改革、议会和政府改革是这一变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此后英格兰逐渐实现了宗教独立，这是英国发展为独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之前提。

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内外交困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引发了宗教改革，对英国及欧洲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亨利1509年继位，1547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38年。离婚案堪称转折点，亨利的执政时期可据此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亨利基本延续其父的内外政策。内政方面，保证社会安定和平，修养生息，同时巩固王权，打击敌对的贵族势力。外交方面，认清本国实力较弱的现实，韬光养晦。一方面发展同教皇的关系，另一方面利用欧陆各国纷争，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大国争霸的局势，坐收渔翁之利。在这一时期，英国维持了长期稳定，国力获得提升。

然而在离婚案之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却使英格兰逐渐陷入困境。首先，在国内引发了激烈的思想矛盾和社会冲突。英格兰民众普遍信仰天主教，并以教皇作为教派领袖。改革后突然要求所有人承认国王是教会首领，否则便以叛国罪严惩，这种做法引发了普遍不满和敌对。例如约翰•费舍尔和托马斯•莫尔二人，此前均是受亨利信任的大臣，但因不承认国王的至尊地位而相继被处死。在全国各地，民众也纷纷请愿，要求亨利收回成命，回归罗马天主教。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1536-1537年发生于王国北部约克郡的“求恩巡礼”运动，参加者高达4万人。其次，解散修道院也引发了政治灾难。在数年之内，亨利派遣王室官员奔赴各地，调查并没收修道院财产。诸多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因此被搜刮，地产被没收，各种宗教器物和文书手稿被洗劫一空，僧侣被迫还俗，修道院建筑大多也被毁坏或废弃。

在外交方面，亨利也陷入空前的孤立之中。因为脱离罗马天主教会，亨利同教皇决裂，此前在西欧天主教信徒中的声誉和威望丧失殆尽，而且激化了同传统天主教强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对立。此外，虽然同教皇交恶，但亨利还保留着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在宗教改革中极力抵制新教思想的影响，因而也遭到新兴的新教势力的敌视。到亨利去世时，英格兰王国可谓是内外交困，岌岌可危。

不仅如此，亨利的个人性格和君主形象在离婚案前后也形成鲜明反差。青年时期的亨利勤奋好学，文武双全，有志成为像大卫王和先祖亨利五世一般的伟大君主。然而离婚案后的亨利就全然不同了。此前气定神闲的个人魅力逐渐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急躁不安和喜怒无常。在处理国事时，亨利往往不顾后果，独断专行，背信弃义，丧失民心。

亨利的离婚案引发英国宗教改革，进而深刻影响了英国甚至欧洲的政治和历史。一场离婚案竟然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影响，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亨利作为这场离婚案的发起者，也成为影响英国乃至欧洲历史的重要人物。但在此前后，亨利个人心理和行为的巨变，从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明主转变为喜怒无常的暴君，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君主，其复杂的性格和跌宕的情感婚姻也使他成为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诸多文学家钟意的戏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