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基督城：在城市废墟上跳舞

 一位身穿舞衣的女性把光盘放入CD机，伴随《鸽子歌》（Cucurrucucu Paloma）的旋律，几位盛装的女性在露天舞台上跳起弗拉明戈，舞台边，小孩子和行人们驻足观看。她们跳舞的这块地方，就叫做“Dance-O-Mat”——中文可以理解为“在垫子上跳舞”，我们在此不妨称之为“舞垫项目”。2011年，新西兰基督城地震过后，草根群体组织发起了许多城市重建项目，其中“舞垫项目”被公认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舞垫项目”是一个移动的舞台，用四个音响围起来，在洗衣机里投两块钱（新西兰元），就可以放30分钟音乐，人们可以在播放器里插入自己的音乐。舞台的设置非常简单：小围栏、简单的绘画、一些装饰的小彩旗，以及聚光灯。

震后重建的日子里，很多基督城的居民都在“舞垫”上跳过舞，从路过广场随兴加入舞蹈到各种组织的广场舞，舞蹈类别也非常丰富：弗拉明戈、SALSA、肚皮舞等。居民可以非常方便地到达广场，广场向所有人敞开，像是在鼓励大家都来“玩一下”。

2011年2月22日，新西兰的基督城发生了6.3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午餐时间，有185人死亡。随后发生上万次余震，城市的中心商业区及很多地区全被夷为平地。在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工作之外，基督城还涌现出大量由草根群体发起的重建活动，把艺术、舞蹈、音乐、园艺等市民活动，融入城市的空旷空间。一部名为《复原的艺术》（The Art of Recovery）的电影展现了这些富有创意的工作，并于2015年8月起在新西兰国内上映。

丹麦著名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扬•盖尔制作的另一部电影《人性的尺度》（the human scale）中也提到了基督城的重建，电影中提到，原本政府规划了一个新的CBD，像世界上那些知名的CBD一样，开发商希望可以建设各式摩天高楼。但这个重建计划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市民坚持保持“低层的市中心”，最后，政府和开发商做出了妥协，规定建筑限高为7层。政府还做了一件让市民参与的活动，你认为未来的基督城要变成什么样，来”分享一个想法”。结果，政府收到了10多万个想法。

简•雅各布斯曾说，城市有能力为每个人都提供一些东西，这仅仅是因为，城市是每个人创造出来的，只有城市为每个人提供所需的时候，每个人才能更好地创造城市。在基督城，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大型重建项目，一步步缓慢展开，而市民们也不愿只是等待，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投身于城市的重建活动。

“舞垫项目”是由一个名为“缝隙填补者”（GAP FILLER）的组织发起的，“缝隙填补者”发起了一系列创意城市更新的活动，负责组织和运行各种城市的临时项目、事件、装置和设施。除了“缝隙填补者”的参与，“舞垫项目”的实现还离不开附近店铺和居民的援助，他们捐来了各种器材设施：木头、钢管、电力、洗衣机、音箱等。

“舞垫项目”还没开展起来时，不少人说，新西兰人都很羞涩，不会当众跳舞。但没想到，这里很快成了人们的聚集地，不仅是爱好舞蹈的居民，原本不怎么跳舞的人也来了。甚至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其中最有名的算是2015年夏天光临的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他们在这里和居民一起跳舞。“缝隙填补者”的项目负责人说，没想到我们也有这么风光的一天。

“缝隙填补者”认为，相比新的建设项目，这些短期的小规模项目，几乎没有什么财政风险，而且会给各种实验性想法提供机会和舞台：尝试新的想法、打破社会的阶层界限、用灵活的参与模式，让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自己的城市。你可以与当地社区组织、艺术家、建筑师、土地拥有者、设计师、学生、舞者等方面合作，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就可以一起实现。

当然，也有居民投诉噪音问题。最开始，广场舞开到晚上11点，遭到了两位居民的投诉。“缝隙填补者”与噪音管控部门进行沟通，讨论了音量级别的限度，也与其中一位投诉者见了面，希望可以通过沟通解决问题。后来，他们把关闭时间改到晚上10点，并控制了音量。而那两位居民之所以能听到噪音，是居住房屋的隔音不好，旁边的楼又因地震损坏而被拆除，从而又失去了一层遮挡。

某种程度上，基督城因为地震的不幸，而成了幸运的“城市重建改造试验场”。在一部名为《城市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city）的短片中，“缝隙填补者”项目协调人Richard Sewell说：“我觉得这座城市的价值在于社区，一个个不同的社区，共同为城市塑形。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我可以参与，而不止是消费。人们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做各种试验。我们一直在怀疑，城市需要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社区式的生活，在一起生活、工作，这是非常酷的事情。”

这些草根群体的出现也给政府带来了积极影响，2015年10月，在伦敦举办的“Citylab”会议上，Citiscope的记者克里斯多夫•索佩（Christopher Swope）采访了基督城市长市长莉安·戴尔济埃（Lianne Dalziel）。市长莉安·戴尔济埃说，政府官员从这些自发的社区精神中学到了很多，市议会也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支持这些社区活动，以保证未来市民仍然持续这种积极参与的良好势头。以下是澎湃新闻的编译：

克里斯多夫•索佩：这些社区群体是怎么在基督城产生的？

莉安·戴尔济埃：地震之后进行了许多拆除工作，因此整个城市中心区存在许多空地。如何激活这些私有或公有的城市空间？在我接任市长工作之前，这些问题早已出现。如何为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社区团体创造机会，让他们尝试用临时活动，来激发这些空间呢？

社区群体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

一个名为“绿化废墟”（Greening The Rubble）的组织，负责引入植物和种植者，进行一些景观设计，在空地处形成一些口袋公园。另一个叫做“缝隙填补者”的组织，利用废弃的运输货盘（shipping pallets），建造了一个临时建筑物“托盘馆”（pallet pavilion）。于是，就此诞生了“过渡性建筑节”（Festival of Transitional Architecture）。不同的社区群体有着各种视角，一些以景观为主，另外的活动则围绕激活社区、营造活动场所这类主题。这些并非由地方政府和议会授意，而是社区群体心之所向。

尽管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所做的涉及市议会的管理问题，但他们只是单纯地想为社区的重建发展做些事。他们要获得私人土地的使用许可，撰写租赁合同，确保社区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哪怕只是想要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你都会发现，其实事情非常棘手。

意识到这点之后，地方议会与社区群众协作，并创建了一个叫做“空地之生活”（Life In Vacant Spaces）的团队，它主要起到社区代理人的作用。这是个非盈利的联盟组织，它代表着社区各类不同的群体，负责与私有地主进行谈判商议。同时，团队严格遵守着地方议会的法规条例。政府和这个组织之间，彼此信任，互惠互利。

克里斯多夫•索佩：这个社区群体模式可以应用到其他城市吗？

莉安·戴尔济埃：自成为市长以来，我跟“空地之生活”团队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所做的一切。将来，如果你们能帮助政府为社区群体建立一个社区花园，或是在公园举办活动，这不是更好吗？”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的代理人，这样社区民众就再也不必为繁文缛节的官方手续而感到无力了。对于这个可能性，我是十分激动的，这将成为由地震而生发的一个优秀的城市管理模式。

社区团体告诉我，他们十分讨厌处理官方繁琐的程序。“我们仅仅是想在公园举办一个活动，为什么政府却非要让我们提交一个交通管理计划呢？”我们都知道，当举办这样一个活动的时候，会有很多车辆聚集于此，并且司机必然会找地方停车，所以，理论上说，一个交通管理规划案是必须的。但是，这个任务是社区团体所该做的吗？我们可不可以创立一个组织，将其作为社区的代理人，与社区团体合作，从而避免官方繁琐的程序？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模式。

克里斯多夫•索佩：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繁文缛节省去呢？这样一来，社区群体就不需要代理人来协调了。

莉安·戴尔济埃：当事情出了差错，一定要有一方来承担责任，而这一方通常都是地方议会。因此，我们必须确保一整套完整的官方程序。在新西兰，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政府部门一些善良的职员，为了使人们能更好地欣赏一条小溪的美景，搭建了一个平台。但是他们并没有等到技工来搭建，而是自作主张地构建了这个观景平台，结果导致平台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必须保证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从而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控制。政府会对这些管理准则进行精简，避免不必要的条文，但必须保证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责任，使人们及时察觉到任何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恰当行动。

克里斯多夫•索佩：你觉得这份创新是如何引导产生的呢？

莉安·戴尔济埃：这是由社区自己自发产生的。我们有这样一句不知出处的老话，“请求谅解比请求批准要容易的多”。群众为社区做贡献，但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确保人人都做正确的事。这也是一种小创新。

克里斯多夫•索佩：现在基督城重建进展如何？

莉安·戴尔济埃：我们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是因为城市中心区经济的恢复是相当困难的。在不确定会展中心哪一年才能建成的情况下， 我们也并不知晓什么时候应该着手进行五星级酒店的投资。我们都知道这是个严峻的问题。现在，仍然有很多待业在家的市民，等待着政府的决议，看是否会帮助其家园修复或重建。如果可以修复，还要等多久？重建又要等多久？

地震委员会及保险公司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持续了很长时间。作为重建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也会给保险公司设立一些截止期限，保证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得到修葺。

克里斯多夫•索佩：基督城的经历，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否同样可为其他城市所借鉴？

莉安·戴尔济埃：朱迪斯•罗丹（Judith Rodin）有一本书，叫做《弹性回报》（The Resilience Dividend）。书中有两句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话，一句是，“好消息是，你永远比你想象中准备的更好。”这主要是指，社区内部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来为自己做事情。

第二句话是，“突发事件所能带来的实际经验并不是让城市四分五裂，而是让社区群体团结起来。”没错，这就是我们这次地震事件所得到的真正经验。“缝隙填补者”团队为社区所提供的临时构筑物以及所有类似的社区主导的活动，都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与此同时，地震后，社区群体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不仅体现在社区内部的居民们联合到一起，各个社区之间也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震灾。此外，灾后还产生了许多类似学生志愿军（Student Volunteer Army）的组织。他们自愿加入了农场军（Farmy Army）,帮助挖走地震带来的地面淤泥。

我们已经有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部门：了不起部（Ministry of Awesome）。这是另一个社区自发形成的团队，他们的职责是保障城市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很“了不起”。你能想象城市拥有这样一个部门是多厉害吗！

参考文章：

http://www.citiscope.org/story/2015/christchurch-mayor-lianne-dalziel-how-boost-grassroots-groups

http://www.gapfiller.org.nz/charles-and-camilla-try-out-the-dance-o-mat/

http://popupcity.net/urban-regeneration-one-dance-floor-at-a-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