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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给星星念《诗》的电影人

2021-09-25 09: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西比北戴河桃罐头厂电影修士会

14世纪的明朝，有个不爱说话的青年，经常盯着苍穹，眼里闪着奇怪的光，他叫万户。

后来，他用生命向天空闪烁了人类的第一次火光，也正式启动了人类突破地球引力的漫漫太空路，是中国古代航天事业的浪漫之举。而中国人对星空的仰望，也几乎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哪怕是在最艰苦、最一无所有的年代。

左边是-30℃的呼啸北风，右边是漫天飞扬的黄土，窝头和盐水是三餐，破旧的土坯房是居所。这样的岁月，被主持东方红一号研制的戚发轫院士评价为：一种艰苦而幸福的生活。

戚老已八十八岁高龄，满头白发，说这话的时候，眼中依然闪闪发亮。

因为他和一众航天人，走过那段荆棘丛生的路，从一无所有的地方出发，为我们铺开了今日的一片坦途。

而《我和我的父辈》中《诗》这一单元，讲述的就是这群人的故事。

前面提到的戚发轫老先生的发言，就来自这一单元的全国首次放映，活动现场，戚发轫说：“电影里面的情节，基本上是真实的，包括牺牲的战友，我亲自见证过燃烧，见证过爆炸，见证过牺牲。”他回忆起冬天露天做试验的时候，捂紧单位发的没有布面的老羊皮袄劳保服，在严寒中依然无济于事，冻得瑟瑟发抖。

真难啊，那时候。

时间拨回1965年，当烈风拂过呼和浩特的远郊，一群背负着研制人造卫星使命的青年跋涉至此，这项任务光荣而艰巨，紧密地将家国命运维系在一起，等待他们的，却远不止技术方面的难题。

那里常常是风沙弥漫、遮天蔽日，一年有半年温度在-30℃以下，狂风吹着身体乱跑，经常因为看不见路迷失方向，稀拉拉的土坡上没有一棵树。

同时，除去几千人中少部分有简易楼房住，大部分人都住在民房窝棚之中。全体干部职工一边搞科研生产，一边自己动手脱土坯或用夯实的沙土筑成墙，盖“干打垒”以供居住。

干打垒

当时国内固体发动机技术在国际上是严密封锁的，是没有任何技术转让的，完全靠自力更生在摸索中前进。

内蒙基地建设初期，设计条件也很差，都是在“干打垒”的平房里设计图纸，手摇计算机是当时最先进的运算工具，数量很少，还要排队等待。

手摇计算机

这样的条件，不要说做研究，光是生存，都很难很难；但也就是这群来自五湖四海高校的最顶尖人才，义无反顾地聚在一起，只为了从遥远古代就筑起的飞天梦。

他们做到了。

这群人中，有一部分工作者，负责火药部分的修缮，他们的职业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火药雕刻师”——虽然听起来很浪漫，但与威力巨大的易燃物为伴，每天都要谨小慎微地行走在生死间。

章子怡负责执导并主演的《诗》，重现的，就是来自这群“火药雕刻师”鲜为人知的过往。

不光是上文提到的戚发轫院士，还有一些航天元老，在看完《诗》首映后，都热泪盈眶，导演的镜头，仿佛让他们在原本平静的2021年，再一次感受到戈壁大风撕裂脸颊的痛楚，感受到了黄沙扬起又落下的波涛，仿佛时光倒流，再一次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当他们啃着窝窝头，坐在“干打垒”式的宿舍门口，院中的子女奔跑打闹，抬头望一望，是他们将要征服的无垠星空。

虽然还未看到正片，但在已曝光的预告片中便能看出，心怀谦卑的章子怡在年代还原度上下足了功夫。预告片开头黄沙漫天，无论是跳大绳的女孩们，滚铁桶的少年们，还是攀登绳梯的伙伴们，都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生活景象。

她说做什么事就要做到最好，每个场景的细节都藏着航天人的记忆，不容辜负。

荒凉的戈壁上，一排排“干打垒“拔地而起，日常的食物也还原了经常出现在餐桌上的窝窝头。

片中出现的窝窝头

墙壁的大字标语写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彼时的航天事业没有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只有青春的激情和无私的奉献。大院里的喇叭响彻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的嘹亮歌声，激发着毎一个人的豪情壮志，是对物质丰富的向往，也是航天人精神上的激励。

而那个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是至今仍回荡在中国航天人心中的军令状。

章子怡朴实的扮相差点让我没认出来，干练又简单的短发，一种岁月的真实感扑面而来，她背靠漫天的黄沙，倚靠在低矮的平房，脸上是平实且真挚的笑容。

片中的第三级固体燃料发动机是长征一号的一部分，也是最难攻克的一部分。燃料在制造时，必须一次成型，所以一般会多一些棱角。

章子怡饰演“火药雕刻师”的工作就是手工用刀把多余的燃料剔除掉。而雕刻过程中不能出现一点火花，否则就会引发燃料爆炸。

“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这是本片故事原型之一的徐立平在《感动中国》中的颁奖词。

与以往预告片宏大背景不同的是，《诗》从一个普通航天家庭为切口，故事通过孩子天真的疑问展现：父母是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

而黄轩和章子怡饰演的父母，一方面是期盼陪伴孩子成长，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航天人。象征着一份不可辜负，也不能辜负的崇高使命。

在《诗》里，黄轩饰演的父亲，隐秘地向孩子讲述自己工作，他说：我是个诗人，是个在天上写诗的诗人。

在《诗》里，章子怡扮演的母亲，用无限的母爱包容孩子天真的提问，也用真实的经历在一点点教会孩子生命的意义与宝贵，无形中将航天人的精神传承给了尚且年幼的孩子们。

往小了看，这是一部四口之家关于爱、离别、使命的诗，往大了看，这是一首写给中国航天人的诗、写给光年之外的诗、写给我们父辈的诗。

片尾大家欢庆的镜头，预示了结果的成功，在这背后，有千千万万个中国航天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付出。

《诗》通过勾勒中国航天人的缩影，侧写出时代家国记忆飞扬的青春，从万户飞天到“祝融”登上火星，中国航天人身上的精神也一代代传承至今。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中国航天，传不熄之星火。

回到《诗》的故事本身，从剧情上来说，《诗》作为章子怡导演的作品，倾注了她对航天精神自己的理解，剧情创作起源于她无意中看到的《大国工匠》纪录片。

“火药雕刻“这份危险与技术并存的职业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它是火箭研发中一步特别关键的工序，非常有代表意义。章子怡和编剧李媛开始一起查资料、找原型，构思这个故事。渐渐地，一个基于火药雕刻师的故事，浮出水面。

为了力求航天故事开始的原点，章子怡对几代航天人做了大量的采访，并感叹道：“我只是短暂经过，而他们奉献了一辈子”。

怀揣着对航天人的钦佩，她用8个月的时间，用底稿素材重新勾勒出那个年代的故事线，在基地长大的孩子们，爱看星星的父亲，在发射架下检查器械的航天人，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航天精神的共鸣。

在拍摄过程中，面对艰苦的环境和进展缓慢的难题，章子怡从未气馁，她说 “航天精神会鼓舞你，而且当你发现自己身边有这么多有能量的人，就会特别有干劲。”

剧组中的小演员也受到她的悉心照顾，她会很耐心地给每个小演员讲戏，也会一点点引导他们的情绪，让每个小演员能在最自然地状态下发挥自己的情感。

《诗》首次放映到场的嘉宾，不光有上个世纪的航天开路者，也有新时代的航天人，虽然年代不同，但片中的航天精神，却能真实击中每个航天人，中国首位升空的宇航员杨利伟也在场，面对电影中，航天父辈们艰难迈出的一步步，他直言：“看完这个片子，倍受感动。”同时，他也很高兴能看到电影“把我们的传承通过艺术方式展现给大家”。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承载着传递人类精神文明的作用，章子怡深知作为一名电影人的担当，她说：“中国的航天自古以来就非常浪漫，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问探火，名字大都取自于中国的诗词，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承。提起我们的父母一辈，我希望表达的情感像诗一样，流畅、有韵律、让人动情。”

作为主创参与《我和我的父辈》，章子怡运用镜头语言站在了“父辈”与“孩子”中间，成为了接续与传承的那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