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馆到望平街，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何以形成

今日“申报馆”，昔日望平街

“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知名报人曹聚仁曾在《上海春秋》一书里这样评价“望平街”。这条南起福州路、北终南京路的短短街道，汇聚了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大小报纸，包括《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等，被称为“报馆街”。

在望平街汉口路的拐角处，申报大楼矗立至今。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而这栋1916-1918年斥巨资修建的经典建筑是史量才接手《申报》之后迁址改革的大手笔。1949年《申报》停刊，这里曾是《解放日报》的办公地址，自去年5月起，又以“申报咖啡馆”的全新面貌向公众开放，曾见证历史的地标成了新时代的文化空间。

4月30日，开业一周年的申报咖啡馆举行第二届“申报馆论坛”，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上海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秦绍德及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张力奋等嘉宾出席讨论“上海近代公共空间的演变”，活动由《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李礼主持。

根据学者许纪霖的研究，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最早出现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期间，《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出现了大规模的议论时政、参与变革，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而近代上海的望平街随着报刊、报馆的聚集，逐渐成为一个规模更大、文化政治批判能力更强的公共领域。

论坛中，新闻史学者秦绍德以史量才（1880-1934，自1912年起任《申报》总经理）为例谈近代报人的公共参与。他认为近代上海形成公共空间有两个要素，一是1843年开埠后上海成为各国商船文化交汇的大码头，二是公共租界构成微妙的政治格局，因此人们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空间很大。“而史量才一生中最出色的社会公共活动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

“1932年史量才成立‘壬申俱乐部’并任理事长，组织上海银行界、实业界的高层人物，商讨国家形势、中日关系，还组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起到了当时地方政府所不及的作用。尤其是战争爆发后，他们支援抗日军队，救济难民，维持地方实业和金融发展，曾通过《申报》公共募集百万资金支援十九路军，并且每天登报公布资金去向。史量才经此成为跨报界和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

1934年，史量才在浙江返沪途中遭枪击遇害。然而《申报》的地位已经奠定，可称得上执近代中国报坛之牛耳。曹聚仁曾这样描绘它受欢迎的盛况：“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憧憧，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

“上海人将报纸统称为‘申报纸’，可见它的影响力。”秦绍德说。

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何以形成？

历史学者熊月之认为，三个因素孕育了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

首先是制度差异导致的缝隙效应。“上海开埠后的100余年间，大部分时候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一个城市，三个政府’。公共租界实行英美制度，纳税人做主，往往是有钱人说了算；法租界实行法国制度，听令于法国领事；华界则由中国政府管理。”制度差异产生缝隙，公共空间得以生存。例如租界的治安是市场机制，给钱越多、警卫级别越高，因言论而威胁到自身安全的政府反对派，可以重金请租界的巡捕保护自己。

第二，两种公共空间交融以后的放大效应，即租界中存在物理空间、舆论空间的交融。

以晚清的张园为例，它从一个私家花园转型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都能在此发表演说、参与议论；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这里也总有集会。张园就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望平街，大小报刊竞相刊登演说内容，舆论进一步发酵刺激讨论，二者交融效应放大，从晚清到民国莫不如此。

第三，移民人口导致的特殊网络。上海开埠时人口不超过25万人，到1949年人口已增至550多万。在地方政府负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会馆、同乡会组织承担了管理外来人口的职能，帮移民介绍工作、排解纠纷、联络乡谊，甚至安排入学、料理后事等。上海的同乡会组织少的时候有56个，多则达到250多个。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出于安全考虑，中央机关设于上海的时间较多，这种南腔北调、五方杂处的环境能够提供隐蔽也是一个便利条件。邓颖超谈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为何没有暴露时曾回忆，“（当时）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此外，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二大”会址也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也体现了上海制度差异所孕育的空间。

未来上海向何处寻找公共空间？

“上海的《申报》创办于1872年，比我曾任职的英国《金融时报》（创办于1888年）还早16年。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张力奋说。

在最近翻阅的1936年《申报》中，他看到的上海“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离世界中心很近很近”：上海播放的好莱坞大片几乎与欧美同步，上海工部局的交响乐团是远东最好的交响乐团，上海新闻界讨论的是全球问题，视野遍及德国、中东、日本。“时空穿越，至今我们还在讨论同样问题。”

谈及当下与未来，张力奋认为建立公共空间应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物理意义上的讨论空间，如沙龙、咖啡馆；第二是大学；第三是文化。“如果没有最好的博物馆，没有世界量级的交响乐团、实验剧团、一流大学，物理空间很难有思想指标的意义，它就只是空间而已。”

论坛嘉宾在讨论中表示，上海近年来相继建立迪士尼、大剧院、图书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文化发展的蓝图令人鼓舞。“但是设施建立后能否将最精彩的文化注入其中？我们有最好的交响乐厅，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能否源源不断地来？舞台构筑得好，还得让全世界优秀的人来演出。”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今天的“公共空间”与哈贝马斯的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但最本质的内涵没有改变。“它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思想的市场，是讨论重大思想议题和公民权利的空间。”张力奋说，“而‘思想的市场’的标志，包括知识界的力量，以及公众对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舆论力量。”

“上海是有传统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成为中国最自由、最有国际意义的公共空间。”张力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