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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 龙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五)--千年拗公 敢于斗争
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人,敢于坚持己见,不服输、不妥协、不苟且,一生以变法为己任。他做事百折不挠,毫不气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性格里的拗劲时常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时人谓之“拗相公”。
吕诲上书 罗列罪状
由于新法触及到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激烈反对。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变法才刚刚开始,吕诲就罗列“十大罪状”,上书弹劾王安石。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议行新法。变法一展开,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风骤雨之中。保守派大臣吕诲等强烈抵制,匍匐于朝堂叩头至出血,向神宗上疏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请求罢免新法,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
吕诲上疏给皇上,弹劾奏折洋洋洒洒,开宗明义就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而王安石就是这样外表质朴忠诚,内心窝藏奸邪的人。接下来,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是傲慢无礼,无视朝纲。第二大罪状是前倨而后恭,有政治野心。第三大罪状是与皇上在一起过于随便,不尊重皇上。第四大罪状是与同事相处关系不好,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第五大罪状是用感情代替法律,撼动法律尊严。第六大罪状是贤能之人没推荐,推荐一批奸邪之人。第七大罪状是对唐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八大罪状是企图专权。第九大罪状是结党营私。第十大罪状是设置条例司,集中财权、军权和政权。
吕诲罗列的这十条罪状对王安石进行全方位地攻击,从为人处事、政治主张、道德品行、为官治吏,无不把王安石当作一个大奸臣来看待,想把王安石置于死地,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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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安石深受神宗信任,正在筹备各项新法的出台,并组织朝庭大臣展开讨论,极力推进变法。但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王安石只得把球踢给了宋神宗,表示要称病辞职,看看皇帝是否有变法的决心。吕诲的弹劾着实让宋神宗震怒,神宗皇帝态度明确,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很快将吕诲贬官出京,吕诲惨败,两年后悲愤去世,弹劾风波就此平息。临死前,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重病中起身,张目怒视,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这是告诫司马光,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
嘉祐四友 分道扬镳
仁宗时,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四人十分友好,暇日相约游山玩水,往往谈讌终日,当时人们称之为“嘉祐四友”。但因为变法,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都是北宋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果不是因为变法立场不同,可能一辈子都是挚友。后来由于变法之争,因为政见不同却分道扬镳。司马光本来极为欣赏王安石。在刚开始推行新法时,王安石遭到众人围攻和弹劾,司马光还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极力维护王安石。御史中丞吕诲罗列王安石的十大罪状。司马光看了之后,对其激烈言词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此论着实冤枉了王安石。但随着新法的推进,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弊端也日渐显现,特别是青苗法的实行不但没给百姓带来好处,反而导致民怨沸腾,使司马光渐渐改变了主张,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成为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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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吕公著亦师亦友,一开始关系甚密。吕公著后来选择了与司马光共进退,而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也成为变法的反对者。吕公著出生宰相世家,与司马光相比,吕公著与王安石的交情更深,经常以兄弟相称。在熙宁之前,王安石默默无闻,吕公著等人在皇帝面前极力推崇,让王安石一时名扬天下。吕公著学问精粹,曾为帝师,欧阳修说他是大宋品学兼优之士,也深受王安石敬仰。王安石曾经多次拒绝朝廷征召,并说吕公著不做宰相,不出来做官。当吕公著做了宰相,王安石也同时出山为仕。后来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王安石投桃报李,推荐吕公著接替。王安石本以为自己所提的变法主张,一定会得到吕公著的支持。没想到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比司马光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二人“以故交情不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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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维曾经与王安石至交,可以说没有韩维就没有王安石变法。韩维是宋神宗登基之前的“王府记事参军”,与宋神宗“半师半臣”,经常在宋神宗面前提及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是百年难得的奇才,使神宗对王安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宋神宗刚一继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安石,并安排他到江宁府担任知府。没过多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调到身边,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终日陪侍在左右谈论变法理想,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执政生涯。可以说,王安石能够跟随宋神宗主持变法,韩维等好友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其走向权力巅峰作了铺垫。但随着王安石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韩维开始在变法一事上,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反目成仇,甚至被贬黜出京,二人也因此各奔东西。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对其变法开始都寄予了厚望,紧接着是失望和抗争,最后只得“恳辞勇退”,退避三舍,眼不见为净,达到绝望的境地。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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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簪花 政见各异
“四相簪花”出自《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异事》,从字面意思看是说四个宰相戴花,四相分别是:韩琦、王安石、王珪、陈升之,但他们政见却各不相同。
三朝贤相——韩琦。韩琦为相十年,辅佐三朝。但与王安石的关系可谓貌合神离,形同陌路。嘉祐七年(1062年),王安石在京出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与已是宰相的韩琦发生激烈冲突。王安石在审查鹌鹑一案时,韩琦站在了开封府一边,令王安石十分难堪。熙宁变法初期,新法执行在许多地方走了样,老百姓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甚至还出现一些坑害百姓的现象,让百姓苦不堪言。在河北安抚使任上的韩琦这时不但不支持变法,还火上浇油,将矛头指向王安石,直接上书神宗反对变法。熙宁三年二月,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认为不可能实现“抑兼并、济困乏”目的,又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用自废武功的方式换取边境安宁。不过韩琦三朝为相,敢于直谏,为人耿直,其个人品格深受王安石敬重,给予了韩琦很高的评价:“德量才智,心期高远”,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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筌相——陈升之。表面上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实际上反对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为了荣华富贵,他不惜假装拥护,得逞之后又翻脸不认人,后人给陈升之送了个外号叫“荃相”。
陈升之与王安石结识后,深受王安石器重。但陈升之老谋深算很有心计,善于逢迎以取悦富贵。王安石任宰相,担心议论满廷,引见陈升之辅佐自己。陈升之心里明白不能胜任,却尽力为王安石所用,王安石为了感激他,因而让他比自己先任宰相。刚一受到重用,就请求解除条例司,并借口“宰相不为吏事(理财)”,不再参与变法。后又见朝臣反对变法,“托病归卧百余日”。陈升之虽是“熙宁变法”的早期参与者,可后来和王安石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未免不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因陈升之善附会以取富贵, 世人因此讥讽他,称之为“筌相”。
三旨相公——王珪。宋神宗元丰年间,王珪担任宰相虽长达7年之久,但对于朝纲大政却几乎没有自己独立主张。他每逢上殿奏事必称“取圣旨”,经皇帝裁断之后他说“领圣旨”,退而传达他便说“已得圣旨”。由此人们谑称他为“三旨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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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从仁宗朝入仕,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运亨通,为相16年,在变幻莫测的官场生涯中实不多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乃是封建社会大部分人的为官之道,王珪可以说是运用得最充分、最典型的一个人,这也是他稳坐相位的一个原因。王珪虽非王安石一党,但是向来唯宋神宗马首是瞻,毫无原则,有王安石之缺陷而无其操守,王珪品性狡猾,刀削豆腐面面光,左右能吃,谁也不得罪。元丰八年,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领宰执入见,要求病危的宋神宗立储,并让皇太后高氏听政。此时的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点头同意。之后宋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祐。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对王安石的新政进行全面否定,意味着王安石变法失败,史称元祐更化。
君臣失和 孤立无援
神宗皇帝年轻有为,锐意进取,勇于改革,但他性格也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另一方面又有摇摆性,有时候会动摇对王安石的支持。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但要与“守旧派”斗,还要与皇帝“斗”,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勇士。
在熙宁变法初期,由于共同的志向,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同一条船上,上下同心,一起战狂风,斗恶浪,变法得以顺利推进。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跟王安石有过一次著名的君臣对谈,从此对王安石信任有加,君臣之间也相谈甚欢,亲密无间,被朝野众臣所欣羡。曾公亮曾对苏轼感叹说:“上与王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蜜月期,王安石提出的变法措施,神宗都会给予支持,王安石也毫不避讳地说:“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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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变法的进展,危及到各方利益。神宗皇帝为了维护皇权,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使朝廷无可避免地出现内耗。由此,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也就变得有限且多变,他经常先找外臣谈话,然后与王安石的奏对进行质证,以考察王安石对他的忠诚;他还喜欢“掺沙子”,故意任命“守旧派”参与枢机,使之互相制衡,防止变法派“独大”不受节制;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时机通过语言或行动来笼络或敲打大臣。
在变法过程中,由于君臣之间的地位差别和认识水平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分歧也越来越大,隔阂也逐渐显现,王安石为此两次罢相,让熙宁变法也就成了神宗一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当时孤立无援的窘迫境况,变法的生态是多么恶劣。在变法问题上,开始时神宗皇帝与王安石两人君臣同心,变法顺利推进,一遇到挫折,神宗皇帝心神动摇,变法难以为继,最后成了一锅夹生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熙宁变法是王安石一个人在“战斗”,所以有人称王安石是“最孤独的改革家”,变法注定难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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