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宋时娟：寻找三十岁之前的宋美龄

1927年12月1日， 即将30岁的宋美龄与40岁的蒋介石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万众瞩目。自此以后，宋美龄以“蒋夫人”之名直至终老。

“婚后宋美龄的人生就是一个趋向单一的政治形象。”青年学者宋时娟说。“作为‘领袖夫人’，她的言论常常站在遥不可及的高度，代表国家、代表民族、代表女性、代表‘蒋委员长’，唯独不代表自己。而那个真实的、个性化的宋美龄，似乎只存在于1927年以前。”

宋时娟对此深有感触。她正进行一项以“1898—1927年的宋美龄”为题的研究，八年来跑遍海内外档案典藏机构及宋美龄曾就读的学校，搜集与之相关的书信、手稿、档案、照片，逐渐拼凑出一个早年宋美龄的形象。尤其是在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档案馆找到的、宋美龄与大学闺蜜埃玛·米尔斯的大量私人通信中，她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可以与之对话的宋美龄。

这是一个人们不那么熟悉的、年轻的宋美龄。她是留学生，是同学会骨干，是姐妹，也是女儿；她为学业努力，为家事操心，为爱情烦恼，也关注社会；她穿华服、乘汽车、打网球，过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也曾去工厂、做调研，为童工争取权益。

但为何丰富的社会活动不能带给她成就感？她在追求什么？关键的早年家庭生活中谁影响了她？哪些经历让她作出“婚姻是女性最大的职业”这个判断？作为社交明星的她又为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了蒋介石？哪些因素使她最终成为一个“游走在权力中心”的女人？

2016年4月28日，由新民晚报、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的“她们·风华绝代——宋氏三姐妹特展”开展，宋时娟作为上海市孙宋文管委的研究人员参与了部分筹备工作。在300余件珍贵文物及图片中，她最感兴趣的是首次展出的宋美龄婚纱，以及两张孙中山题赠宋美龄的照片，因为那是关于早年宋美龄的拼图。

在宋时娟看来，“蒋夫人”更像一个符号，言行举止包裹着“身份”的外衣；而早年那个毫无保留地与朋友分享心事的宋美龄，能给她答案。

澎湃新闻：写宋美龄的传记作品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有多少？即便“宋氏三姐妹”如此知名，关于她们的姓名书写、出生时间、出生地点这些基本信息还有争议，除了宋庆龄以外也没有权威的年谱年表。

宋时娟：关于宋氏三姐妹，写宋庆龄、宋美龄的作品比较多，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围绕宋蔼龄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就宋美龄而言，权威的年谱年表目前的确没有，坊间流传的野史传记常常是真假参半。

1940年代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写作的《宋氏家族》（The Soong Sisters），是关于三姐妹最早的、也是相对可靠的传记作品。埃米莉·哈恩曾生活在上海，通过男友邵洵美牵线搭桥，近距离地接触过她们三人。她在香港和重庆两地多次采访过宋蔼龄和宋美龄，宋蔼龄还提供了自己保存的一些照片和资料，以及一张上海的采访名单。我在埃米莉·哈恩的档案卷宗中找到了她当年采访宋美龄、宋美龄对她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的打印稿。尽管书中仍有细节的出入和个别史实的错误，但我认为作者对三姐妹早年经历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而我们目前看到的各种传记作品，关于宋家早年情况的描述基本上都来源于这本书。

1990年代，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林家有、李吉奎合著《宋美龄传》，是大陆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宋美龄传记。2003年宋美龄去世，媒体报道铺天盖地，相关档案陆续解禁，这个话题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2006年新闻记者出身的李台珊（Laura Tyson Li）在美国出版宋美龄传记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2010年汉娜·帕库拉（Hannah Pakula）从宋美龄参与权力的角度写作传记“最后的女皇”（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这两本书都有很大反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引用大量英文报刊和档案，比较全面地写了她的一生。但中文材料使用很少，基本是站在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宋美龄，尤其写到抗战访美这一段，不免带有美国立场和价值判断。

至于三姐妹的早年信息，有疑问并不奇怪。宋家的显赫地位是随着中国政局变换、家族成员地位的提升逐渐形成的，早期资料相对缺乏，研究也往往聚焦于后半生。

宋美龄的出生年份有争议，1897、1898、1899年三种说法都有，甚至她本人的叙述也有矛盾的时候。我更倾向于1898年，主要以她1907年出国留美的护照为依据，上面写着她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这是阴历，对应的公历日期是1898年3月4日，并且有她的中英文签名。

宋庆龄的出生地有川沙和虹口之争，宋蔼龄的名字有“霭”和“蔼”两种写法。实际上在1927年以前，宋美龄曾先后用过“宋美林”、“宋美琳”这两个中文名字。这次“宋氏三姐妹特展”会展出一张孙中山送给宋美龄的照片，上面写的是“美琳三妹惠存”。

澎湃新闻：在宋美龄人生的前30年，哪些因素对她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宋时娟：有三个年份非常重要，1907年9岁赴美留学，1917年大学毕业回国，1927年跟蒋介石结婚。从出生到出国留学近十年，家庭生活、教育是主要的，留美十年美国文化的影响是主要的。回国后、结婚前这十年，是中西交融的十年，主题是家庭生活、上海的社交和社会服务活动。她在陪伴两个姐姐尤其是宋庆龄的过程中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政权，旁观中国政治。

在早年生活中，家庭的影响是第一位的，是家庭让她有留美的机会，而教育对她有深远的影响。其次是上海这个城市，作为当时留学生汇集的地方、中国现代化较早的城市，决定了她早年生活的社交网络。

就家庭而言，整个宋家（除了宋母倪珪贞）都非常西化，彼此通信用英文，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很西式。父亲宋耀如的命运就充满机缘巧合：他不是留美幼童，只是舅舅波士顿店里的童工，却阴错阳差地认识了留美幼童牛尚周、温秉忠，而后逃跑、得到教会帮助、上学，回国成为传教士和商人，还成了牛、温的连襟。宋耀如回国后一个重要的社交圈就是留美幼童，后来追求过宋美龄的一个留学生，其父也是当年的留美幼童。而宋家的女儿，宋蔼龄是晚清少数几位自费留美女生之一，宋庆龄是中国第一批官费女留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

除了父亲宋耀如外，在不同时段，母亲倪珪贞、两个姐姐宋庆龄和宋蔼龄、长兄宋子文对宋美龄的影响都很大。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非常有趣，尤其是倪珪贞对她的影响值得关注。宋美龄的成长过程有她独特的一面。先是父母，后来是姐姐、哥哥，对她有过关键性的影响。

留美对宋美龄的影响深刻又久远。她9岁去美国，留美时间比两个姐姐都长，回国后在留学生中相当活跃。宋美龄始终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化。她很欣赏中国文学作品，热衷于将其译成英文，并且特别去学习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有人说她的英文有南方口音，其实她在美国南、北方都待过，相比而言两个姐姐的口音更有南方特点。因为留美，宋美龄对美国的感情非常深厚，把美国看成是她的第二故乡，晚年也定居在美国。

在这30年间，我认为她展示了一个更真实、个性化的自己。她的私人通信中有许多想法，无关政治、外交的宏大命题，而是一个普通女性的喜怒哀乐。从早年经历也能看到对她后来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我希望能补充这一部分史实，从家庭、社会和女性等角度来呈现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澎湃新闻：从1917年7月回国到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这10年里，宋美龄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宋时娟：首先是家庭：帮母亲打理家务，陪伴姐姐，装修房子，管理佣人，要调节佣人之间的矛盾，还要给两个弟弟辅导功课……忙得不可开交。

她在书信里提到许多日常琐事，比如圣诞节要购买袜子和礼物，佣人们的袜子尺码都不一样，为了分配、包裹礼物“试来试去我几乎都晕了”；刚回国觉得上海的春节习俗很新鲜，过年要给父母磕头，佣人也给他们磕头；弟弟没考上圣约翰大学，请了家庭教师来补习历史和语法；10岁的小弟对母亲不敬，她拿棍子教训他，把棍子都打断了，直到他向母亲道歉……1919年的一封信里她还提到，乘汽车外出时不小心撞到一个小孩，把小孩送去医院后提心吊胆地回家，接到警察的电话恳请不要让她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那时候宋子文在北方，家中没有男丁，她因惊吓而发高烧，母亲很担心她。

这些细节补充了我们对宋家早期情况的认识。那时这还是一个普通的上流社会家庭，而后来随着孙中山地位的确立，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国民党内职务的变化，宋家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显赫家族。1918年宋耀如去世，参加葬礼的主要是亲友；到1931年宋母（倪珪贞）去世时，就是一个国民政府颁褒扬令、上海市长出席致祭、各界媒体关注的盛大葬礼了。

再就是陪伴母亲和两个姐姐，尤其是在陪伴宋庆龄的过程中接触了孙中山及其身边人，认识了被孙中山所倚重的蒋介石。大姐宋蔼龄也带着孩子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宋美龄始终非常疼爱孔家孩子，她的确是看着他们出生长大的。1919年9月孔令伟出生前后，宋美龄帮着大姐照顾孔令仪、孔令侃，忙得不得了。她在信中描述的是一种平凡温馨的家庭氛围：姐姐交代不能给孩子吃得太多，刚出生的孔令伟长得极其漂亮，等等。

这是早年宋美龄在家庭中的角色，协助母亲、陪伴姐姐，但她并不满意。她想出去工作，不愿“生活在反射的光芒里”。只是当时没有多少适合女性参与的社会工作供她选择。她也收到过几个教书的工作机会，最终没有去。有一阵子她很不开心，想回美国读书当医生，但母亲劝她留在国内。

在家庭之外，宋美龄有丰富的社交生活，其中一部分是留学生群体组织的活动。教育家李登辉（1872-1947）创办过一个寰球中国学生会，留学生出国、回国时该会联合其他团体做些送往迎来的工作，这是宋美龄回国后踏入社交圈的一个重要平台。

再一个是参加上海精英女性社团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西女塾校友会、欧美女子同学会、美国大学女子同学会、上海妇女会等等。宋蔼龄是中西女塾校友会会长，宋美龄是秘书。在美国女子大学同学会，宋美龄担任副会长，组织茶话会，讨论慈善救济、中式婚礼等话题。

她还做过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她曾在书信中说，每周去审查电影，“电影整体上都不错，我们审查通过了大多数。百代和维多利亚公司是最好的，大部分电影都有很多模糊的做爱镜头从眼前滚过。”

还有一个她日后颇为得意的经历，是担任上海工部局童工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有三个中国人，除了她还有实业家穆藕初、留美女医生石美玉。他们想在租界发起保护童工、改善工厂条件的运动，宋美龄曾去工厂视察，调研过童工的待遇和健康问题。我在上海市档案馆里找到童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上面有宋美龄的签名，当时她的身份是上海妇女联合会秘书。尽管报告没有立即在工部局通过，但日后国民政府通过工厂立法时吸收了其中的建议，在1930年代中国工业立法史上留下了一笔。这件事宋美龄后来提起过好几次。

总体上，这10年间宋美龄参与了不少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实践活动，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她自己也认为在留学生平均线以上，但她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就感。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她认识到，婚姻才是女性最大的职业。考虑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成了头等大事。

澎湃新闻：那么您如何看待她的婚姻？您曾证实过宋美龄早年的若干情感经历，她是当时颇受瞩目的社交明星，最后是什么原因使她选择了蒋介石？从蒋的日记看来，他或许对这段被所有人都解读为“政治联姻”的婚姻有一些压力，学者罗敏说他“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为爱所轻’”。

宋时娟：确实有不少人喜欢、追求过宋美龄，而她一直做不出那个决定。这些人里，有留学生，有实业家，还有外国人。这其中有她自己的主张和家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比如说，喜欢的外国人，家人不同意，就是死也不让她嫁给外国人。

宋美龄回国之初，父母反对她过早结婚，但婚姻幸福的两个姐姐却热情地为小妹安排社交、张罗婚事，这让习惯了独立的她感到厌烦。她写信给闺蜜说，在归国的船上遇见了“我的命运”，那是一位荷兰建筑师，但由于家庭的阻力不能在一起，“既然不能和我真正在乎的人结婚，我也不会和其他任何人结婚，除非是为了名声和金钱。”亲戚给她介绍对象，说是百万富翁，不嫁可惜，她就很生气，说我回国半年了，知道金钱的意义，但也知道自尊很重要，我不会为了钱而嫁人，但是没有钱我也不会嫁。她甚至喜欢过有妇之夫，但又说“我们不能做不体面的事”。后来还反思自己，说爱上那个人是不明智的。

总之，作为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很自然地有人喜欢她、为她撮合婚事，只是这个过程反映出她对婚姻和女性的困惑。然而她的幸运在于最终她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

至于蒋介石，他对宋美龄的追求声势浩大，登报澄清从前的婚姻关系、到日本向宋母提亲，传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另一方面，蒋当时的地位并不低。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尽管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不如胡汉民、汪精卫，但他们都是文官，而蒋握有军权。蒋介石虽是下野之身，但他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重返政坛的想法，主动请辞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事实上他在下野期间仍不断有人来拜访，要求其继续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结婚后就马上赴南京就职了。至于蒋介石是否自卑，我想，从家世来说蒋家显然没有宋家显赫，但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崛起，随着他领袖地位一步步地稳固，日记中也很少再出现这样的“自卑”情绪。

我们知道宋耀如是反对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的。而倪珪贞对蒋介石的认识没有那么糟糕，其中可能还有孔祥熙的周旋、宋蔼龄的撮合等因素。总体而言婚姻得到了家长首肯。

我认为俩人是情投意合，尽管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受到非议，甚至被认为是政治婚姻。蒋介石比较感性，情感外露，宋美龄则更理性。结婚时她已经比较成熟，知道她要什么，应该怎么做。宋庆龄跟孙中山结婚的时候，说自己像是从一所学校来到了另一所学校——她那时刚毕业，孙中山像老师一样带领着她。而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时已近30岁，已经有不少社会经验的历练。所以她和蒋介石是肩并肩的、“势均力敌”的爱情。

宋美龄是富家小姐，婚前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舒服而惬意”，反而嫁给蒋介石后，跟他视察出行，到奉化乡村、到边陲、到前线、吃了一些从没吃过的苦，颇有点风雨同舟的意思。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写遗嘱，惦记的是叮嘱蒋经国、蒋纬国认宋美龄是“唯一之母”，要他们听“母亲宋女士”的话，也可以看出宋美龄在他心中的地位。

1944年蒋介石传绯闻，7月5日他为即将赴南美的宋美龄举行告别茶话会，会前让宋美龄准备发言，澄清外界对他的谣言和诋毁。宋说我根本不需要发言，谣言不攻自破。最后她还是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讲话英文稿在斯坦福胡佛档案馆里能看到。她说，“理想的爱情不仅是基于相互的爱，也基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在我与蒋17年的婚姻生活中，委员长的品格是无可指责的。我相信他的忠诚……。在过去17年里，在他所有的战斗中我一直是他忠诚的伴侣和同事，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后方与他一起分担沉浮与危难。”婚后蒋宋两在人大起大落中携手一生，不容易。

澎湃新闻：1917年宋美龄回国时，宋蔼龄与孔祥熙、宋庆龄与孙中山都已经结婚，前者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后者则在政治上逐渐走向蒋介石等人的对立面。能否谈谈这一时期她与两位姐姐之间的关系？

宋时娟：宋蔼龄在宋美龄的早年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尤其在社交生活和服务社会的实践方面。1921年宋美龄有一封信专门谈到大姐：“我姐姐孔夫人曾经比我更独立。她现在比我更敏锐，是一位真正杰出的女性，非常善于交际，两三年之前她一直都是社交领袖人物……我希望你能认识她，因为她是家人里面最有才干的，非同寻常地敏锐、机智，快活、机敏、富有活力。”字里行间充满敬意和钦佩。

宋蔼龄支持她和蒋结婚，后来也经常带小孩去奉化。从“国史馆”的蒋宋往来函电中可以看到，蒋有些函电直接发给孔家，再转蒋夫人。宋美龄很多时候跟孔家人生活在一起。

对宋庆龄她没有评价，但对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早年书信中说到姐姐婚姻幸福，后来评价宋庆龄和孙中山“是一对理想的幸福夫妻，他们两人都忠于对方，体贴对方”。我个人认为，宋庆龄的婚姻模式或多或少对宋美龄有影响。1921年她到广东陪伴宋庆龄的时候曾反思自己，回国四年，没有什么收获，觉得都白费了。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参与革命、收获爱情，生活美满。当时宋庆龄辅助孙中山工作，劳军、视察前线，已经带有夫人政治的痕迹，比较有开创性。如果说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也是爱慕英雄，与她姐姐的婚姻模式是有共通之处的。

宋庆龄在家族成员中比较特别，我想和孙中山有关。他们结婚十年间对社会底层的情况有一定了解，而宋美龄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矛盾所在，她的经历让她很难看到中国社会的暗流涌动。我认为宋庆龄的境界是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去看，而宋美龄则更多地捆绑在蒋介石的政权上。宋美龄婚后不久曾写信给美国同学，很自豪地说自己的丈夫正在做统一国家的事情，而不像那些军阀自私自利，割据一方。后来，她维护蒋政权的一切，即便它被很多人指责为独裁、腐败的，她始终立场坚定而明确。

澎湃新闻：宋家始终处在中国革命的漩涡中，那宋美龄在嫁给蒋介石之前是否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宋时娟：我认为宋美龄早年是政治的旁观者，没有参与其中，但她对政治有热情，这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当时她参加社会服务的一些组织里，有些人明确提出远离政治，只谈“改造社会”。

五四运动期间宋美龄和朋友有两封很长的书信，这是以前很少人注意到的。她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她认为学生爱国是好事。她也有自己的想法：成立一个学校，让大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接受教育；中国的教育要加强近代史教育，培养爱国情感，等等。我认为宋美龄的这些认识，是比较理性的旁观者姿态。

包括后来中国政局继续动荡，宋美龄的记述主要是“拜访我的姐姐”、“拜访我的哥哥”，都是旁观者的姿态，并没有深入参与，或者说没有什么身份去参与。

澎湃新闻：“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这是民间对宋氏三姐妹由来已久的一种印象。尽管有简化和塑造的成分，但宋美龄的确是“游走在权力中心的女人”。作为研究者，您如何看待这种“爱权”形象，如何解读她对权力的态度？

宋时娟：这种建构的形象流传很广，我也好奇这句话最初的源头是什么。但我个人更认可1930年代美国记者采访她们时所做的描述：宋蔼龄是现实主义，宋庆龄是理想主义，宋美龄则介于二者之间。

宋美龄爱权一说和她参与蒋政权有很大关系，西方媒体就把她说成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女人”、“最有权势的女人”。

要说雄心壮志，从她大学毕业时的一封信里就能看出端倪。1917年，宋美龄在回国途中看到中国人被运往法国做劳工，19岁的她说：“如果他们其中一位死了，他的家人会得到150块钱，这就是他们生命的价值。如果我有任何影响力，我将看到中国的苦力不再被运输出去，因为中国需要所有中国人开发矿产。”她在早年就流露一种不甘于平凡的心绪。而她嫁给蒋介石，就是希望能和他一起“为中国做贡献”。她对参与社会、改造中国怀有极大的热情，没有权力做不到这些事。

的确，和蒋介石结婚后，宋美龄也毫不避讳权力对她的影响。新婚燕尔的她跟蒋到南京，觉得城市建设太糟糕，就打算去市政府公共卫生部工作。她和闺蜜在信中说：“我想我有好的人选去领导它。然后，我也计划建一座公园，成立残废军人之家，让他们在那儿康复并学手艺。南京没有像样的宾馆，所以我要筹建一所政府招待所，可以接待政府外宾。我来这里才两天，但我发现很多事要做，我要看看我能做什么……”她完全可以安安心心做个太太，享受荣华富贵，但她要的不仅是这样。在南京，成立励志社是她的主张，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她的贡献也很大。

她认识到“蒋夫人”这个政治身份带来的影响力，认识到婚姻带给她的权力和荣耀，是她发挥聪明才智、改造社会实现理想抱负的有利条件。1938年宋美龄在一篇题为《苦难不能动摇我的信念》的文中曾说：“当我结婚之后发现自己被赋予了我从未梦想到的权力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了实现我的主义上帝给我的帮助比较他所给予那些比我更伟大的改革家的还要多。我久已暗中怀想着提高人生价值的改革，现在我有机会来把它实行了。我必须尽量利用上天所赐的恩惠。”——她丝毫没有避讳，她感激权力。

她怀着抱负和努力试图做一些事，包括救助儿童，筹建空军，外交活动等等。然而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女性很少。1928年刚到南京时她就说，只有她一个女性，一开始很不习惯。对她而言，游走在权力中心，以“夫人”身份展示政治话语权，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圈子里，很不简单。但出于一些传统观念的原因，我想同时代的男性对她有看法。

我个人觉得宋美龄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走在时代的前列，聪明有才智，富有热情，渴望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最终她就是通过婚姻获得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和权力平台。但，在一个男性主导政治的社会里，渴望权力的女性，是容易遭人诟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