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杨大庆：我们距离一部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还有多远

近年来，东亚国际局势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中、日、韩作为这一区域的主要国家，在现实矛盾之外，又有很深的历史纠葛，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就常常引起中韩两国的激烈抗议。如何写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东亚地区的共同历史？欧洲的共同历史教科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4月26日上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杨大庆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场题为“欧洲与东亚地区共同历史教科书”的讲座，尤其就东亚共同历史的撰写，与在场师生交流他的观察和看法。

欧洲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尝试

上个世纪，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创伤，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深刻反省。出于对和平的呼吁，反思近代欧洲历史教育的想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现了，二战结束以后，欧洲人开始尝试通过教科书来消除国家之间的隔膜、加强国家之间的交流。

杨大庆先生指出，德国作为二战的一个主要侵略国，在改善自己和其他国家关系上，确实作出了很多努力。德国在1951年成立了一个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可以说这是把一战以后对历史教育进行反省的想法付诸实践。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华沙之跪”，而在1972年，西德政府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德国和波兰历史教科书的对话，尽管当时双方分属两大阵营，但还是建立起了对教科书提出修改意见的讨论机制，1976年的时候他们提出了26项内容的《历史教科书改进意见书》。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2001年，他们还编写了一本供教师用的参考书《20世纪的德国与波兰》。

同时，欧洲的跨国历史对话机制也是共同历史教科书形成的背景。二战以后，欧洲出现了德国历史研究所、共同历史学家委员会等机构，前者设立在二战期间与德国交战的国家首都，德国政府会资助本国学者在那里进行研究，并和当地的学者建立长期的合作，后者大约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组织多个国家的历史学者，定期就一些历史问题进行对话，并且会召开会议、出版一些史料集甚至教材。

法德和解是战后欧洲的重大事件，而编写一本法德共同历史教科书，也终于变成了现实。2003年，在一次法德两国青年交流会的活动上，两个国家的普通年轻人提出了共同历史教科书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学界的响应和两国政府的支持，由学者们组成的编撰团队，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分别完成了《1945年以后的欧洲与世界》、《从维也纳和会到1945年的欧洲与世界》、《从古代到1815年的欧洲与世界》。这是在两国的部分学校里得到了实际使用的共同历史教科书。法德两国的这一尝试，还在巴尔干地区产生了影响，为后者所仿效。

东亚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杨大庆先生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欧洲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过程，接着就将视野转向了大陆的另一端，考察东亚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和共同历史编写的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近三十年来引起了相当多的注意，他首先为我们介绍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

战后的日本政府在战争罪责问题上一直就有所回避。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就因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省要求大量删改，在60年代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这场官司打了三十多年，不过那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还是一个内部问题。80年代初，日本媒体报道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把“侵略”一词表述为“进入”，引起了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应，在外交上成为一个问题。

90年代时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们在受到东亚其他国家的批评后，当时日本的自民党政府同意审定教科书要考虑周边国家的反应，后来它有过一段和社会党共同执政的时间，所以在90年代后期日本教科书在战争叙述上有所改善。这一结果引起了日本保守势力的反感，他们成立了新教科书编撰委员会，随着日本经济形势的变化，保守势力逐渐上升，他们编撰的新版教科书获得日本政府审核通过，引起了中韩等国家新一轮的反对。

于是，有一些进步的学者希望在教科书问题上做出建设性的工作，而不只是批判，最早是由日韩学者进行了尝试。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也希望把他们的经验推广到东亚地区，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就和东亚学者有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另一方面，东亚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把共同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理想提出来，比如日本民主党的某些人士也对欧洲经验非常推崇，韩国几位总统常常积极呼吁共同历史教科书。不过这一时期的尝试，只是形成了一些参考教材，没能在学校里投入使用。

一部东亚共同历史应该怎么写？

中日两国的对话起步比较晚一些。杨大庆先生首先介绍了他参与的2004年中日青年历史学者论坛，那次活动的想法是让中日两国的年轻学者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出版了《超越国境的认识》一书，把中日两国近代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都摆出来，在学术上进行讨论。

另外一项来自民间的努力，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出版的一部东亚共同历史，中文版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本书也没有成为正式的教科书，只是在一些重点中学作为推荐读物或高校的参考书。杨先生认为，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一些缺陷，主要在于它过度叙述日本对中韩两国的侵略，以至于一部东亚近代史就被写成了一部日本侵略史。

编委会吸收了这些批评后，在2013年又推出了《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叙述了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变动，下卷的内容则非常有意思，它以主题的方式，介绍都市化、女性问题、大众传媒等三个国家在近现代共享的一些历史现象，而不再是以国家为中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

基于这些尝试，杨大庆给予了一些积极的评价，他认为这说明跨越国境的历史叙述是可能的，有助于各方了解和认识别人的立场，而且在学术上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机制。同时，杨大庆认为，对于撰写东亚共同历史的初步尝试，还有一些缺陷，如选题仍然狭窄，学术水平没有展现，政治施加影响的情况仍然存在，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实际影响比较有限。

为什么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步履维艰？

通过欧洲和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还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杨大庆先生认为，欧洲和东亚的差异首先在于制度上，法德和解主导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了很久，而东亚共同体却始终难产，在协调教育、教科书等问题上有比较大的障碍。另外欧洲的学术共同体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以及德国在外开办的历史研究机构，对于协调不同国家历史观念的差异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重要的一点，杨先生表示他一直也在思考，历史学家、教师和政府在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相比于东亚来说，欧洲的学者、教师起到了比较大的领头作用，而且他们的独立性也较强。

最后，杨大庆就东亚三国最新的合作情况进行了展望。东亚三国的官方合作机构TCS虽然媒体曝光率不高，但仍然提出了一个半官方的建议，希望提供一个支持的平台让三国的学者包括欧美学者一起交流。让年轻人参与进来，是很值得尝试的。为此，韩国主办了“东亚历史夏令营”，由韩国政府召集三国的年轻人进行短期的东亚历史教育。另外，三国的一些高校合作的历史研究报告会也在定期举办。中日一些年轻学者还主编了一部《中日关系史词典》，把影响中日关系的人物、事件等关键词汇编纂在一起，通过两个国家学者不断磨合，写出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词典。

结合欧洲的经验，杨先生为听众留下了进一步的期盼。即东亚三国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种长期稳定的对话机制，而不是时有时无，在这种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他提出师范类大学是否应该发挥某种作用？日韩两国都有类似中国师范类大学性质的高等院校，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常常是由师范大学的教师撰写，而从事历史教育的老师也往往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能推动这方面的合作，对东亚三国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或许会起到积极的意义。

（本稿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