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走马｜日本的自然观：少有“人定胜天”的霸气

上周五，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纽约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加强国际合作，达成全球共识固然重要，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难毕竟不像核扩散那样，会让人们感到迫切的恐惧和威胁。相比于制度性的安排，使人们真正从内心认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或许更为根本。如何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本的自然观似乎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个民族自然观的形成，跟其风土有密切关系。幅员辽阔的民族，自然环境变化较大，其自然观相应也呈多样化，如中国古来就有南北之分，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观就有差异，但由于传统文化起源于中原，所以中原风土在传统自然观中烙下较深的印记。日本国土虽然跨幅不小，但幅员相对逼窄，自然观的一致性相对明显。

“自然”一语是日本人借用汉语对洋语“nature”的译语，其原义在欧美一般作为“文化”、“精神”和“历史”的对置语。

明治以前日本人对“自然”的观念，原本并非西洋意义上与“精神”和“意识”对立的外在世界，即自然界的存在物。古代日本人所言及的自然，除了来源于华夏的“自然而然”的外在自然之外，常常还是如盆栽和庭园一般凝聚着“匠心”的自然“具现”物，也就是具有美的和文字价值的“自然”，或者说是经过人工运营的、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两位学者和辻哲郎（1889-1960）和寺田寅彦（1878-1935），曾经对日本人自然观的内涵及其成因，发表过重要著述，至今仍被视为权威言说，广为征引。

自然既是“慈母”又是“严父”

文化学者和辻在其名著《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中首先对风土做出释义，他所谓的“风土”，并非只是人类生存的外部“自然环境”，而是“人类存在的构造契机”，即是“主体性人类存在的表现”和“自我了解的方法”。

和辻的定义有些过于哲学化，意蕴隐深。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说，“自然环境”是远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实体，而“风土”却是自然环境加上人类的文化观照。和辻把人间学（人学）和伦理学融进其“风土”概念，可以说是从文化学角度阐释“风土”，所以他又称“风土”是人与自然的“间柄”（相互关系），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和辻把世界上的风土，大致分成三大类型：即亚洲的“季风地带”，阿拉伯、非洲和蒙古的“砂漠地带”，以及欧洲的“牧场地带”。他指出“砂漠型”因其干燥缺水，生存环境险峻，人与自然多呈对抗关系；“牧场型”因其水草丰穰，天灾稀少，人将自然置于支配之下；而“季风型”因其自然惠泽与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祸福相倚，人对自然一体接受，虔敬忍从。

和辻的风土分类法显然过于大而化之，对不同类型风土的特征描述也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不过，他认为日本人的传统自然观重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而与另外两大类型的“二元对立”做出区分，却是对日本人传统自然观的准确描述。

寺田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对日本人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观察上更多一些实证与经验的成分。他的随笔《日本人的自然观》远比和辻的《风土》篇幅为小，却具有相等的影响力。他从日本岛具备亚热带到亚寒代的一应气候水土条件出发，指出其为大陆和海洋要素的混合体，既有周期性的季节循环，又不乏突发性的变化与替代，以气候多样性和变化频繁性为特征。岛上特殊的自然条件，形成动植物的丰富多样化，尤其给农作物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但是海陆季风的交汇与地形构造的复杂，也在岛上引起周期性的台风暴雨与突发性的地震海啸等天灾。

一方面是周而复始、充沛无尽的自然惠泽，另一方面却是突发无常、肆虐性的自然灾害。寺田将两者形容为“慈母的慈爱”和“严父的威严”，大地母亲的慈爱，往往和天灾的惩罚相交替，如影随形。

在很多日本人看来，自然灾害就像“严父的鞭笞”，警策在安逸中容易流于“游惰”的人心。既然天灾不可回避，就勿需生出反抗叛逆之心，而应该委顺自然的威力，通过师法自然，学会与自然相处。

“甘享”慈母的惠泽与“甘受”严父的惩罚，是人类作为自然大家庭一分子的应有姿态，寺田认为这就是日本人自古以来的基本自然观。

征服自然？你咋不上天呢？

上述自然观的形成，当然与日本的本土神道教和中世传入的佛教有很大关系。浸透神道思想的《记》《纪》神话中，物（自然）与神是同时诞生的，自然物即神，神即自然物，神物一体。日本人的神祇崇拜，其实就是对自然的崇拜，所以征服和支配自然，就像征服和支配神祇一样，在日本先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神道教认为人从自然来，归向自然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从属于自然。日本人看自然“诸行无常”，一直处在变化中，变是常态，无恒久性可言。平安末年的歌人鸭长明在《方丈记》中列数史上地震、台风、洪水、旱魃、饥馑、火灾、恶疫等灾害，影响人世的枯荣盛衰，让人慨叹“世事无常”，他主张逃脱“无常”的去处就是佛门寺庵，在自然的怀抱里找到“安住”之道。佛教还主张有生则有死，有惠泽则有灾难，祸福交替，无法以“善恶”价值观来判断是非，既然是“不可避之物”，就必须忍从“甘受”，也成为日本人自然观的哲学宗教基础。

基于这样的自然观，日本人很少有“人定胜天”的霸气，也没有“愚公移山”的豪气。

日本学者举例说：当暑溽难忍时，西洋人会发明电扇和空调等，日本人最初却只会考虑如何与自然“和谐”，如开窗垂簾，吊个风铃什么的。或在桌上放一钵鱼缸，置三两条戏水的金鱼等等，寻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凉爽”。

日本料理重视刀工，而对自然食材很少加工，不追求烹调功夫，籍以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西式庭园讲究几何学对称、对照和比例，从古罗马以来强调通过“人工”对自然的支配；而和式庭园更重视在有限的空间“放置”自然，让自然水石草木自显匠心。

农业的发明，是迄今为止对自然最大、最深刻的改造，人类最终脱离自然，如告别狩猎采集的生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以笛卡尔开始的现代西洋自然观，吹响了工业时代“机械论”征服自然的宣言。

工业化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对自然及其物种的大规模破坏和毁坏，人类与自然从此成为尖锐对立的一对怨偶。最终以“发展”和“进步”的名义，人类将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殆尽，使得人类安身立命的自然根基倾颓崩塌，如全球性气候变化，无疑是在警告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之途。

“人定胜天”的自然观，既是开启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动力，又打开了人类贪欲的魔瓶。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身，如果缺乏人类伦理和是非价值的约束机制，对自然索取无度，肯定会招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与惩罚。

我们期待新的自然观的诞生和形成，在此同时，传统思想资源如日本人的自然观，或许还有些参考价值。

（赵坚，上海人，曾经就读复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课程，后留学日本、加拿大，长期在海外执教，留心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