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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属越南的古国占城是怎样消失的

郭晔旻

2016-06-15 14:33

来源：澎湃新闻

在越南海岸线的中央位置，坐落着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1802-1945年）的首都——顺化，拥有堪称北京紫禁城迷你版的越南故宫。而在距离这座故都的不远处，就是另一座曾在越南战争中闻名世界的港口——岘港。今天的顺化和岘港是毫无争议的越南领土，但自古以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繁荣的印度教古国

历史上的越南中南部，曾有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古国，名为占婆补罗（Campapura）。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因此在汉文史籍上，亦称之为“占城”。占城是中南半岛上一个历史悠久的滨海国家，早在大约192年左右（汉献帝初平年间）就已出现。占婆建国初期，中国史书称之为“林邑”，南北朝以后则改称“占城”，但在考古发现的碑铭中，“占婆”是其唯一的自称。占城的领土范围在最大时从现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岳沿着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与柬埔寨（扶南/真腊/高棉）接壤，相距近1000公里。

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交趾（越南北部）不同，占城独立后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有“印度教化王国”之称。在政治方面，印度教神化王权，并按照印度模式组建占城的国家机构，制定典章制度。在社会方面，印度文化的传入使占城国上层社会仿照印度的种姓制形成婆罗门和刹帝利等级。宗教方面，印度教盛行，广建寺院，供奉印度教神灵，湿婆神地位突出。

正因为有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占城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再吃牛肉，寡妇不再嫁人，原来贵女贱男的旧俗随着印度文化的到来而有了改变。经济上，由于占城的领土狭促，东西向的河流对长山山脉的切割作用，致使地形支离破碎，缺乏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明史》称之为“国无二麦，力穑者少，故收获薄”，就迫使占城人去开发他们的丰富矿藏、森林资源并加强沿海贸易及从事其他海上活动（包括捕鱼和海盗）来保证其经济收入，樟脑、檀香木、糖、铅和锡等土产成为占城的主要出口商品。

越南美山的占城建筑遗址

当时的占城海上贸易很活跃，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之一。与宋朝有密切贸易关系的阿拉伯等国商船东来时往往在占城逗留（同时也把伊斯兰教传入占城，9世纪末占城南部已存在一个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区），然后从占城出发，走海路若顺风的话，半个月即可到达广州。

“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宋元时期，占城移民及其后裔已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直到今天，海南岛上还生活着一支回族，与其他回族一般使用当地的汉话不同，海南岛的回族使用一种与岛上汉、黎、苗各族语言迥异的“回辉话”。这种独特的语言属于相距遥远的南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最近的亲戚则是今天仍然存在于越南中部的占语（Cham），比如“鱼”，在马来语、拉德语（Rhade，越南占语的一支）、回辉话中分别读作ikan、akan、kaan；数字“五”则为lima、ema、ma。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海南岛上的回族正是十个世纪之前从海路而来定居于海南岛上的占城商人的后裔。

海南岛上的回辉话

市舶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占城与中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占城的农业虽不发达，但占城人耕种的稻米“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约在唐末宋初，“占城稻”便被引入福建种植，随后这种农作物得到宋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在皇帝的亲自推广下，适应性强而耐旱的占城稻大规模推广，使“地多丘陵”的江西摇身一变为粮仓，对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期战争失败者

作为中南半岛上重要的古国，占婆和北方的交趾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的文明之路，占婆的印度化和交趾的中国化同样特征分明，而异质的两个文明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保持着殊死的争斗。

大越与占城南北对峙

自立初期的“大越”国，北面是宋朝，东是大海，西有湄公河与长山山脉的阻隔，在其侵略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方的“占婆补罗”，故而越南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希望将占城变为自己的“藩属”。

早在公元982年，篡夺丁朝皇位的黎桓挫败宋朝的军事干涉伊始就以占城寇犯边境为借口，率大军进攻。越军摧毁了占城首都因陀罗补罗（Indrapura，在岘港附近），迫使占城于1000年迁都至佛逝（Vijaya，现在越南中南部的归仁）。此后双方的战争更是史不绝书，从公元1021年至1069年，李朝祖孙三代皇帝就对占城发动了5次战争，并且都任命帝位继承人——皇帝长子——率领军队直接指挥战争。其中李太宗以占城“十六年来不修职贡”为借口，于1044年发兵攻破佛逝，斩占城王；1069年，李圣宗又擒占城王，俘获5万人，并使占城被迫割地，称臣纳贡……无怪有人认为“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

1075年，占城与李朝暂时媾和。几乎与此同时，一支占城军队却洗劫了南方真腊（柬埔寨）的城市，又引发了与后者的长期战争。这与其说是外交上的短视，毋宁说是占城国内体制顽疾的发作——它的政治体制远未像大越国的中央集权那么完备，其国王的权威仅限于自己的河口平原，只能通过不断四处劫掠来获得属众的尊敬和政治上的承认。既然无力袭扰北方的李朝，侵袭南方的真腊就顺理成章了，于是两国不顾一切地拼斗不休（至十三世纪），北方的大越国站在一旁，满意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这场战争以两败俱伤而结束后，以逸待劳的越人前来收取渔翁之利了。

十三世纪，大越国先后经历了改朝换代与蒙元入侵。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停止对安南用兵。陈朝刚刚从自顾不暇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立即野心发作，矛头直指占城。1306年，陈英宗将妹妹玄珍公主嫁给占城王制旻，换取聘礼乌里两州（今顺化一带）；未及一年制旻去世，陈朝派人夺回公主，以免占城按照印度教习俗将玄珍公主火葬。于是占城便不欲践约割地，按说这也无可厚非，结果陈朝竟以此为由兴兵夺取两州，更进兵掳获占王。

此后的占城突然回光返照，在最伟大的国王制蓬峨的统治之下，占军“渐革旧俗，勇悍耐苦”，如入无人之境，1371年竟从海路攻陷升龙，大掠子女玉帛而还。1377年，陈睿宗御驾亲征，结果十二万大军全军覆没。但是历史偏偏和占城开了一个玩笑，就在陈朝眼睁睁地看着制蓬峨攻势呈破竹之势而束手无策之际，由于叛将告密，制蓬峨在1390年的海战中阵亡，陈朝统治者为之弹冠相庆，“制蓬峨死，大局安矣”！的确，制蓬峨的继任者缺少他那样的军事才能，占军又沦落到原先“兵众脆怯”的地步，很快就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征服成果。

苟延残喘三百年

此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完全逆转，占婆因其政治结构松散逐渐显出颓势。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陈自立，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两年后，胡朝竟尽夺占城北部膏腴可耕之地，设置升、华、思、义四路。就在胡朝企图征服彻底占城的时候，明军攻灭胡朝，暂时挽救了占城岌岌可危的命运。但经过二十年属明时期之后，黎利重建大越国，是为后黎朝（1428-1789年），而此时的占城统治者却发生内讧，政局动乱达三十年之久。

1470年，黎圣宗以占城“不修职贡”为借口，征集国内15岁以上“黄丁”，纠合26万大军御驾亲征。侵略军攻破占城首都，斩杀占军六万，生擒并虐杀占城国王茶全，后黎朝将这次侵占的土地改为广南道，顺化和岘港两地即在此时并入其版图。占城往日“印度教化王国”的辉煌一去不复返，许多占婆人移居到柬埔寨与马六甲，伊斯兰教传入后日渐发展，最终成为占人的主要宗教信仰。

晚期的占城庙塔

不过，黎圣宗尚未彻底灭亡占城。占婆的残余势力在剩下的五分之二国土上建立了占城、南蟠、华英三个小国，作为京族政权的附属国仍在苟延残喘。进入16世纪后，后黎朝由盛转衰，1528年以后更是出现“南北朝”局面，莫朝占据北方，后黎朝在南方复辟也无暇他顾。占城、华英、南蟠三个小国，得以侥幸存在达百余年。

黎圣宗南侵后的占城

1592年莫朝被赶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后，号称“中兴”的后黎朝却再次南北一分为二，北方的权臣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阮潢则在南方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南阮、北郑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

广南背山临海、地瘠民贫，无法与北圻（越南北部）之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无不致力于向南扩张，他们尤其觊觎占城的残余海岸线，这里不但有今天越南中部最重要的深水军港金兰湾，还盛产玳瑁、比目鱼、石头鱼、象耳蛤、文蛤鱼油、鱼翅等海产品。

1611年，阮潢出兵攻打占城，于是年，在占城的土地上置富安府。1653年，阮主阮主又南下伐占城，迫使占王将潘郎江以北之地全割让予阮主，占城的国土仅余潘陀浪地区（今平顺省、宁顺省）。由于失去了众多传统的重要海港，原本善于捕鱼和航海的占婆人被迫远离了沿海地区，而逐渐变成一个完全的农业民族，“习野性拙，只事耕农，并无别业”。

至1693年，广南政权镇压了占婆人的又一次反抗后取消占城国号，建立顺城镇，以占婆降吏充任一些官职，逼迫他们“易衣服从汉风”，“这一年占婆由一个国家变成了内路政权（指广南政权）领土的一部分，其后变成了越南国家的一个省”。

但当时占婆地区仍有自己的国王——越南政权称之为顺城藩王——与管辖京族人的顺城镇并存。直到 1833年，阮朝明命帝废除顺城镇，改设宁顺、咸顺二府，对占婆人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命运多舛的占城历史终于以被北方强邻彻底鲸吞告终。或者用越南当代历史学家的话说，占城“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被吸收进一个更富有进取能力的邻近民族中去了”。昔日占城所留下的痕迹，大概只有占婆人的国家守护女神浦那格（Po Nagar），以海神天依圣母的形式在今天越南京族的信仰里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