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金融恐慌：上海地产大亨徐润为何遭盛宣怀查处

中国近代大企业家盛宣怀被称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清末的中国经济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商战中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大商人胡雪岩和他之间的暗战就因为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许晏骈（高阳）先生的生花妙笔而为人们熟知。

胡雪岩曾借助筹集到的大量资金，大规模进行丝的投机买卖，到光绪九年（1883），他囤积了15000包丝，但因时局变化，银根突告紧缩，钱庄发生挤兑风潮，所囤生丝拟贱价出让也不可得，因此造成几百万两乃至上千万两的巨大亏损，阜康钱庄受此牵累倒闭，胡氏本人破产。在胡雪岩面临的商战背后，除了有竞争对手洋商的身影，李鸿章门下的盛宣怀等人为清除左宗棠羽翼，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光绪九年十二月，中法战争正式开始，战争之前山雨欲来的金融恐慌已经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上海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鲜为人知的是，上海另一位商界巨子徐润在这一年，同样面临市场带来的巨大挑战和盛宣怀筹谋已久的商场暗战。

地产大亨徐润的勃勃雄心

咸丰二年（1852），年方十五岁的徐润从只读了几个月书的苏州书院辍学回到上海，投奔自己在宝顺洋行（Dent & Company，又称颠地洋行，创始人Dent即电影《林则徐》中那个反面角色英商颠地）担任买办的伯父徐钰亭，开始学生意。当时徐润的月收入是本洋（即西班牙双柱银币）10元，彼时初出茅庐的他应该没有想到，约30年后他的资产可以达到320万两白银左右，这个惊人的数字包括徐润担任宝顺洋行买办获得佣金的积累，也有自己投资的茶业、工商业、农牧业、矿业和保险业所带来的收益和资产增值，更包括了他在上海进行的大规模房地产投资。

根据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的记载，他在上海所购的地产，未建房屋的有2,900余亩，已建房屋的有320余亩，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余两。地亩房产名下，共合成本223,6940两。此外，徐润还有包括轮船招商局（以下简称“招商局”）48万股、开平煤矿15万股等在内的各行各业的股票426,912两白银，如果再加上“合业典当架本”（即典当股本）和“股票抵押各欠”，徐润的总资产达到了3,219,470两白银（其中股票和典本已经都做了折价）。如果根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对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一年平均收入的估算，徐润一人拥有的资产总值大概相当于30万农民一年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徐润有大规模开发上海房地产的宏伟蓝图毫不奇怪，他拟设立一个名叫宝源祥房产公司的开发企业，预计总股本400万两白银。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到了光绪九年，竟然成了黄粱一梦。

是年夏秋之间，法国军舰驶抵吴淞口，并扬言要攻打江南制造局，于是上海发生了巨大的恐慌，除了粮食、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和民船租赁价格暴涨之外，各种商品价格暴跌，银根收紧，徐润在《年谱》中记录传言说当时整个上海市面的现银只有不到100万两，另一处更指出只有38万两，而这种局面本身既因恐慌引起，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恐慌情绪的蔓延。

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等富商大贾的生意接连失败，同时大量中小商家倒闭。钱庄和债权人对宝源祥房产公司失去信心，纷纷前来索债提款，徐润不得不将大批房地产变卖来应付，而此时的变卖价格因为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慌气氛中，可以说都是白菜价。

1883年11月21日，徐润召集所有债权人，告知自己处于破产状态，他公布了所有资产账目，将成本223万两的房地产和经过债权人公举的14人会议认定为982,530两的所有股票交与债权人全权处理，用于抵充252万两的债务。

徐润的这次大出血虽然让他感叹“受亏至八九十万，岂不痛哉”，但他的积极应对和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显得很有上海人夸赞的“有腔调”（沪语，指有气派），也不乏近现代企业家面临危机时成熟的经营意识，但是他的麻烦却并没有完。

“趁你病、要你命”：盛宣怀查处徐润

徐润和胡雪岩一样，具有官员的身份，他们都是捐班候补道台，达到了通过捐纳可以升到的最高官位正二品，照仪制可以戴红色的顶戴，也就是俗称的“红顶商人”，可是这个原先给他们生意带来便利和助益的身份，此时却变成了另一个软肋。

在徐润宣布自己破产的次年，他因为挪用招商局白银十六万千余两而被革去二品衔浙江补用道，革职这件事直接和盛宣怀有关。奉命查处徐润的盛宣怀在奏片中指出“唯徐润原欠银十六万千余两，前交银七千余两，又以房地产契抵银十四万数千余两，核计尚未足数”，基于这一情形，盛宣怀提出因为“（徐润）查有亏欠局款情事”，与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兼江海关道）邵友濂一起“确查账目，督同清理”，最后提议“应请旨将二品衔浙江补用道徐润革职”。

盛宣怀和徐润本来是共同担任招商局高管的老同事，在收购兼并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商战中，徐、盛二人和唐廷枢通力合作，“盛某主其成，而与洋人议价则唐某也，领款付款则徐某也”，最终取得了收购战的辉煌胜利。但是这场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商战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惨胜”，因为收购动用了北洋官仓练饷50万两和两江总督沈葆祯处的190万两官债，造成了招商局极高的资产负债率，全局股票的净资产最后只剩下23万两左右，摊薄的股权包括了唐廷枢的10多万两股票，徐润的24万两股票，和盛宣怀的4万两股票，徐润在事实上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当然，徐润曾经付出的牺牲不能为其后来挪用局款而背书，挪用局款这一行为确实存在，即使在当时潜规则允许、各种官督商办企业这类问题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该行为在明面规则上也是有极大问题的，特别是1873年徐润进入招商局的时候亲自按照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原则拟定了《轮船招商局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后来的挪用虽然事出有因，但确实也是自坏其法。在这个意义上，盛宣怀的处置从管理规定角度看或许并无不当，但由于胡雪岩的垮台背后也有盛宣怀、邵友濂等人的身影，这当中暗流涌动、波诡云谲的局面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命犯六冲两“愚斋”

徐润在本次事件后，并没有像乡亲朋友猜测的那样“非服药，即投河”，依旧整顿心神，收拾残局，徐图再起。事实上，虽然后来徐润再未达到自己顶峰时期的辉煌，但他在天津等地经营产业也取得了一定业绩，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受到李鸿章的再度垂青，于1890年重新复职候补道并被朝廷“赏戴三眼花翎”，并先后受命委办广东香山天花银矿、回归开平煤矿、总办热河金矿等处，其在招商局的既往工作也受到李鸿章的嘉许，但是他一直没再能回到1884年被踢出局的招商局。

对于盛宣怀，徐润基本上很有风度地不出恶言，只是在宣统元年（1909）撰写年谱的时候，面对这些自己“曾经拥有”现在却已“永失我爱”的房地产，徐润不免痛惜感叹。在历数这些房地产天差地别的新老价格后，他冷冷地提到了“又售与盛杏荪二马路（作者按：今汉口路）住宅房地三万余两，现开客利西饭馆，闻每年得地租二万余两。期满之后，克利（原文如此，当即客利）所造之屋，归于业主，利难胜算矣！”查办者低价买入被查办者的抵债房地产，徐润多少有些话里有话。

说来也巧，徐润生于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年，狗年），有愚斋的别号；盛宣怀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年，龙年），也有愚斋的别号（盛公文集被后人辑为《愚斋存稿》）。按照传统命理的说法，这两位愚斋的生年是所谓“六冲”中的“辰戌相冲”，据说是冲克刑伤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吊诡巧合和玩笑戏言，但曾经的通力合作最终演变为“趁你病、要你命”的暗战相杀，虽然参与者有胜有负，但对于中国商人整体而言，可以说是都输了。

辛亥年后，盛宣怀因为失去政治上的凭藉，一度陷入所谓“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最终因为人身安全受威胁、财产更几乎不保而被迫流亡国外。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和适宜其生存的时代，暂时的胜者或许也终不免成败萧何、宿命轮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