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张泰荣︱张光润：抗战时期风尘仆仆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应对时局，地滨海口的奉化县组织了各界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下设总务、经济、粮食、管理、自卫、防空、救护等组，张泰荣任经济组募捐股股长。据我粗略统计，到抗战胜利，张泰荣先后出任过13项这类战时职务，1944年还出任县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因而，张泰荣依然是县长的座上宾，也更加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但在见证这段乡邦国难时，少了当年的风生水起，更多的是“一刻数惊”和“仆仆道途”。

战火烧到奉化后，仓惶奔避空袭和恶劣消息中的惶恐不安，冲淡了张泰荣声光灿然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风声鹤唳，一刻数惊”。

奉化居民的战争苦难，最先从返乡避乱的亲友开始。淞沪战役前数日，张泰荣在《日记》里记录返乡避乱的人潮，“旅京沪杭及各地人民均陆续回家”，“连日沪甬线、杭甬线以及鄞奉、奉新、奉海旅客每日以数万计”，“烟台、嘉兴之叔父家属亦已南回云”。与亲友一起南回的，还有各种战事消息：叔母来谈烟台情形；仰夫兄自南京来，“谈国事甚久，得闻新消息”；闻上海已于12日下午3时开火。同样，当地的其他居民，也能从他们避乱归里的亲友那里探知类似的只言片语，报刊上的战事，遂来势凶猛地发生在眼前。

8月14日晚间，敌机第一次在奉化过境是。次日清晨，又有敌机十余架翱翔天空。几日内，谣言鼎沸，人心惶惑，“城内搬迁者络绎于途”。从此以后，平常的安谧生活犹如黄鹤无踪，仓皇出奔几乎成为日课。午夜、清晨、中午、傍晚，都拉响过惊心动魄的空袭警报。有时，“全日飞机四次过境”。1941年1月22日，《日记》中有段百感交集的文字：“浙东为滨海之区，尚幸未遭沦陷，仅于空袭之中感受惊慌，已属万幸。”

然而，战火连天，难遂人愿。4月23日下午，县城陷落。秩序奔溃后，土匪猖獗。先是匪与民鏖战三夜不息，再是匪与军队激战，后来孤儿院农场遭劫。“一日谣言数起，不外乎敌与匪之行动如何云云，虽经明了，而已饱受惊惶矣”。因久作惊弓之鸟，遂有杯弓蛇影之事，“晚有工人十余名，自赋竹岭而下，误以为匪，颇为受惊。杯弓蛇影，可笑亦复可怜也”。

直到1945年8月10日，《日记》中仍是“一时人心惶惑，皆纷纷移动”的记录。次日，得悉日本非正式投降的喜讯时，“闻之欲狂”中仍是“将信将疑”。

如果说上面的“一刻数惊”是张在抗战中的苦难，那么下面的“仆仆道途”便是他在抗战中的苦苦支撑。

从敌机第一次过境开始，政府就做出坚定的抗战部署。8月18日，各界联席会议奉令改组为抗敌后援会；19日，县城举行了防空演习；21日，召开了三小时之久的非常时期紧急会议。张作为亲历者，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地官方抗战组织的因革：1937年7月29日，召集各界联席会议；8月18日，各界联席会议奉令改组为抗敌后援会；12月21日，抗敌后援会执委会常委改组为三人，另组抗日自卫委员会。1939年8月16日，抗日自卫委员会改组为动员委员会。变更的名称中有一点没变，本地抗战组织，不是让日寇陷入遍地狼烟，而是坚守秩序，并作萧何保证前线给食不乏，而张泰荣的职务更重后者。

他在出任抗敌后援会的职务时，自勉道：“事关救国，惟以尽力以赴之”。因而，自抗战开始，张泰荣也开始了更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服务桑梓。削瘦的张泰荣（身高1.71m, 重48kg，1937年7月10日），一路风尘仆仆，为孤童募捐、为修路募捐、为平民织布厂募捐，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奉化，并及周边的宁海、宁波，乃至沦陷后的上海。

以支撑孤儿院为例。据成梦溪的研究，当年奉化相对贫瘠，难以短期内筹集足够的资金，因而孤儿院建立之初，募捐的重点一直是上海的宁波籍商人；抗战后，交通阻隔，募捐范围便收缩在奉化本地及毗邻的宁海。我做过粗略统计，抗战期间，张泰荣共计17次走出奉化：上海1次，宁波7次（1次是专程送亲人诊疾），永康1次，宁海8次（2次是行途绕道）。1941—1942年，只有赴宁海5次，2次还是行途绕道避敌。换句话说，张泰荣这两年不仅要在奉化本地完成往年的募捐任务，同时还要承担上文提到的战时职务。

1941年1月6日，农历腊月初九，“家家已经做年糕度岁”，尚未康复的张泰荣却因捐务紧要，顾不上连日劳顿，仍旧扶病道途，不禁自叹“可笑亦可怜”。 也是在这一年，张经历了“五日之内，伤女折子”的生离死别。在募捐路上，有时故地重到，亡儿入梦，压抑不住地“悲从中来”，有时“万里无云，火伞高张，炎热殊不可耐”，有时“天色昏黑，殊艰于行”，往往日行六七十里，“处处便是家”。

读张泰荣这段时期的《日记》，最令人舒眉的是仆仆道途中的“憩”字，而风尘仆仆的“疲”字和它出现地一样多。至于张泰荣在“憩”和“疲”中的支撑，其功效如何，不妨留个悬念，以待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