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张泰荣︱沈洁：民国“小知识分子”怎么办社团

剡社是奉化城里一个很有点影响力的社会改良组织。它发起于1920年，正式成立是在1921年。1923年发行机关刊物《新奉化》年刊，1926年《新奉化》改月刊，剡社亦进行了改组。1927年4月，因为剡社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捕而停止活动。张泰荣是在1924年1月，作为第四批成员加入剡社的。

剡社从发起到发展及至最后取消，见证了奉化地区1920年代复杂的政派、党派纷争，也几乎是见证了国、共两党在地方上由跨党、合作反军阀而走向分裂的初期经历。

从剡社的发起来看，民国九年，严竹书、王仲隅、胡颖之、王任叔（巴人）这些奉化的“新青年”因为感到对现实的不满，邀集同志，成立了这个“本互助之精神，行改造之事业”为宗旨的组织。第一批成员共63人，后来发展到120人，多为宁波、奉化等地的小学教员和日报记者。社中设有执行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并设总务、文书、经济、编辑、调查、交际六股，是一个以“新青年”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改良团体，但同时也吸收了庄崧甫（前清举人，晚清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回乡创办龙津学堂，为上海、浙江辛亥光复元老）这样的地方大绅加入其中；亦邀请王正廷担任顾问，《新奉化》年刊创刊号的封面题字即由王正廷所书。

剡社同人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新社会呢？用周代殷在《新奉化》年刊第2期（1924年7月1日）上所引用的陈独秀的话：

新时代的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这就是剡社中人信奉、追求的，他们的家乡奉化所应当成为的那个新时代、新社会。张泰荣在1926年1月9日重新填写入社表格时，表达过的关于对社负责之意志，虽未援引陈独秀，但见解与态度是一致的：“本兴革桑梓之利弊，而有本社之组织，愿积极的打倒社会之障碍，建设有益于社会之新事业，以资有所补救。”这也正是《诗·小雅》上说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文人士夫即当效力。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王任叔回忆剡社创立经过，在他看来，这个组织“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团体，不是彻底的革命派”，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空气的青年们想要对奉化社会来一次新改革，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出发，想用教育来改革奉化，隐约间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1924年加入剡社的张泰荣正是激进新青年王任叔眼中的这类“小知识分子”，怀抱的是兴革乡梓利弊、建设有益社会新事业之主张，并没有太多的党派政治意识。

1923年，因为卷入奉化地区“新旧两派”势力的激烈斗争，这一年成为剡社发展的关键年份。此时，奉化地方士绅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城关举人周钧棠、戴南村为首的法治协会，中心人物还有俞飞鹏、朱守梅等人，是“保守的落后的”，“纠聚一堂，势力不小”；一派以孙表卿、庄崧甫为首，是晚清以降的维新派绅士，两人亦均为奉化的辛亥元老。剡社主要发起与领导人庄公闾、王仲隅、王任叔（剡社左翼，他们都是1924年奉化建立国民党支部时的早期跨党党员，后来均在1926年下半年或1927年初正式加入共产党）团结在孙、庄周围，出版《新奉化》，与法治协会相抗。他们推戴庄崧甫，与孙传芳系军阀控制下的县政府抗争。随着庄崧甫当选议长，剡社又吸收了一批开明士绅做社员，扩大了组织。而在此后，庄公闾、王仲隅、王任叔等人就依托剡社、《新奉化》以及新成立的奉化县立初中，大力发展党组织，组织农会与学生运动。到1926年，剡社几乎成为奉化地区党组织的一个基地。

在1926年底驱逐县知事沈秉诚的运动中，剡社中的激进左翼与大绅士庄崧甫，以及以张泰荣为代表的温和派中小知识分子联合，取得了胜利，把军阀的地方代理人、县知事赶跑了。驱沈事件中，由构成人员，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其中复杂的党、派交错。更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是，在众所周知的1927年4月开始的“清党”之前，奉化地区已经充斥着有关“赤化党”的议论和种种纠纷。仅列举张泰荣日记中1926年的两条记述：

论及剡社被告事，有对方诬社以赤化党之说，所以上方甚为注意，须及早设法云。十时许即辞归，告任叔以种种。伊唯唯有行意。呜呼！剡社皆系血心青年，以纯洁之精神，干地方之事业，名正理直，不料受忌如此，彼城狐社鼠，狼心狗肺，诚天之所不容他，为之伤心不置！（1926年6月24日）

上午，至议会，德焕君谓剡社被诬赤化事已照准，上方派委究查，所有大桥书局所存之《新奉化》，均被掳去。闻讯之下，何胜气愤。剡社何辜，《新奉化》年刊有何得罪，乃竟同在封闭查禁之列耶？城狐社鼠之狼心毒肺，官厅之曚暗，令人不欲言，慎之慎之！勉之励之！！矢志以待时，当有恢复之一日也。（1926年7月21日）

作为剡社一员，张氏愤懑于法治学会派以“赤化”为借口，对剡社及其成员的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到，此时的奉化，追捕“赤化分子”的，主要是孙传芳系的军阀。法治学会及沈秉诚，以及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均属孙传芳系。他们是最积极在奉化捉拿赤化分子的。1926年左右，孙系的统治者不仅逮捕赤化，而且也撤换进步的国民党员校长，此前已经比较公开的国民党党部也都被视为非法而解散了。

这是奉化在国民大革命前夜，国、共依托地方上的“旧”绅士、“新”青年共同对抗军阀统治的实录。从张泰荣这个稳健的小知识分子的见闻、感受与记录中，可以得到鲜活而具体的历史情境。然而，也几乎就是以1926年前后为节点，在反军阀、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中，“清党”已经初显端倪。随着“赤化”传言和军阀分子逮捕赤化行动的展开，剡社内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1925年9月，胡颖之离职，赴日留学，下半年，剡社中有人建议王仲隅引退，冯三昧不再续聘，此后，随着王任叔在《新奉化》等刊物上的激进文章，剡社中的右派士绅们也希望其自动引退，使他们远离赤化嫌疑。到王任叔从广州返回奉化，“清党”前夕的剡社，在他眼中已然变成了一批“想做绅士而没有做成绅士和做成了绅士而还想做个大绅士的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乌合之众。”北伐前夜，发生在张泰荣和他身份各异的朋友们身上的这些故事，已经提前预告了“大革命”之后，即将到来的，更彻底的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