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张泰荣︱王家范：富贵在天，平安可求

【编者按】民国各类精英，是近几年文史论坛热议的话题，给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民国印象”。相比之下，对普通人物的经历介绍得比较少，不免感到有些偏颇。一个原因，恐怕是直接的个人文字史料难找。而《张泰荣日记》恰好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借该书出版之机，我们约请日记整理者分别谈谈他们所“接触”的那个民国那个地方那个普通人——张泰荣。

日记主人张泰荣，虽在全国名不见经传，在浙江奉化却因为萃献一生心血，把民营的奉化孤儿院办成民国时代一个有声有色的地方慈善事业，前后27年间，历尽艰辛，善始善终，成绩斐然，赢得了当地各界人士的敬重，成为民国奉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张氏从1922年开始写作日记，一直写到1957年，36年里从不中断，有事必录，一丝不苟；相比为“传世”而作的名人《日记》，这本纯为个人事务备忘的记录，真实程度极高。因为院务筹款的需要，张氏经常奔波于奉化各城乡，以及杭州、上海、南京各地，广泛接触宁波、奉化籍政商乡绅各种人物，交游面、见识面都极广，这样就为我们无意间保存了大量民国时代社会状况的实录，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张泰荣日记》由收藏单位奉化市档案馆编纂，宁波出版社印行发行。全书四册，200余万字。全部书稿的电子数据处理以及点校整理等项事务，系奉化市档案馆与华东师大历史系通力合作的成果，前后历时三年有余，于2015年12月正式出版。

张泰荣

老境愈深，愈喜欢读私人书信、日记。抑或是“乡下人”，草根微介，备尝各种滋味，欲借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高远一点，则谓藉他人之一生，可窥破三界五蕴六尘之究竟？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只是直觉而行。

张氏《日记》我喜欢，因为他是写给自己看的。所有的激越、彷徨，愤懑、伤感，兴奋、失望，自期、自责……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发泄，倾吐得月光如泻，清净明亮，展示了一个内心世界既生气勃勃又充满矛盾纠结的鲜活人生。看22岁那年，他一会儿沮丧地说：“人生斯世，无论如何，难免一死，不过有长与不长耳。今而后，吾更想之明白矣，看破红尘，浊浊世上，有何趣味”；一会儿又痛加自责：“英雄豪杰往往失足于一念之初，忍使顶天立地之身，暗堕禽兽而受冥惩，此可悲也。吾当高一层见识，时存节制之心，入高寿之域，操持以坚，学一个厚重君子为要。”所幸到23岁上，经历赴沪甬求学奋斗，备尝挫折失败之后，渐趋务实，初定宗旨，说道：“虽然谚语有云，大富靠天，平安可求。余固非抱显豪于一时者。不过关怀桑梓，有与公益之志，及不愿子孙低颜求人，略树家声是耳。”

虽说僻处浙东一隅，“六山一水三分田”，民国年间奉化的风气并不闭塞。晚清以来，奉化人竞相赴沪甬等地谋生经商，游走于政商之间，成功者不乏其人。以庄崧甫、孙表卿为代表的乡贤先进，城乡两栖，离乡不离土，带动奉化人具有了能适应时代变化节奏的那种“流动感”。报纸书刊等传媒进入年青人心灵，向他们打开了更开阔的外部世界。新式中小学陆续兴办，以教师为主体的青年结社办刊物的风气渐开。他们议论风生，对时势、对当局多有不满。张氏当“三十而立”的前后，又正处北洋军阀统治行将析解、蒋氏国民党有张大统一之势的过渡时期，中共革命力量也开始活跃于民间基层。张氏头顶的那爿“天”，虽一时间灰暗混沌，动荡不安，沮丧愤恨情绪蔓延，但也渐见有“变天放睛”（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可能。那样的年代，有志气的读书人，不关心政治，不可能；要办社会事业，完全不涉政治，也不可能。

文人间结社风气，承袭于明清以来江南传统，但到了民国十年之后，就不可免地有党派政治掺入其间。例如“剡社”内，王仲隅、王任叔兄弟属中共，而严竹书、胡次乾诸人属国民党。任叔原为筹划创设孤儿院诸“开国元勋”之一，后遭追捕甚且入狱，幸得同乡名绅出面保释，亦为那时代的特有风景。若以张氏“朋友圈”范围广而论之，则更多的属于国民党方面。“恩公”庄崧甫、董事长孙表卿，自不必说。再如张家与俞家为世交，尊称镇臣为“世伯”，泰荣常为俞家帮办庶务，相互走动甚勤。俞飞鹏为蒋氏表哥，而俞镇臣与蒋介石为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同学，系早期同盟会成员，均受蒋介石倚重。俞家两堂侄俞济民、俞济时亦因此层关系，得蒋氏提拔，顺风顺水步入仕途。通览《日记》，张氏办孤儿院借力于俞氏两兄弟甚多；托渠等美言，方能接上蒋宋夫妇关系，光大“门楣”（按：《日记》最早记述蒋氏为1926年 5月12日，系筹备会正式成立28天后，“上午接蒋介石先生由广州寄孤儿院一信，内极表赞成，并肯帮忙云云，此亦该院前途之幸福也。”可见两地间信息之灵通。兹后，1929、1930年蒋宋夫妇两度亲临孤儿院参观并给予帮助。）

张泰荣成就奉化孤儿院的事业，以其坚强的毅力，超人的韧性，一步步踏实走去，其精神直令后人不能不肃然起敬，赞叹无已。但，感动于那种“武训精神”般的募捐细节（《日记》不厌其烦，惟恐漏录）之余，却并不容易体会进行中的环境压力及政治“困境”，他内心无以言语的郁闷与艰难的自我定位。从酝酿倡议之日起，怀疑、讪谤、诬陷，无时不有，泰荣初则归之于“忌心”，置之耳边。待孙传芳军警方面动手“捕共”，“出头鸟”王任叔被盯上，接着剡社遭禁，《新奉化》被封，特别是因任叔给张氏的邮件被查扣，引起口角，差点被军警司令部拘禁，张氏深受刺激。1926年4月到10月，张泰荣平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政治环境的险恶。尽管孤儿院的筹备已经进入正式日程，非常忙碌，但心境却极坏。他在日记里不断写道：“城狐社鼠之狼心毒肺，官厅之曚暗，诚天地所不容，为之伤心不置”、“人心之险恶，祸从口出，古之明言，言语谨慎，其从今后牢记心头可也”、“慎之慎之”。大约到10月8日，他摆脱忐忑不安，回复到意志清醒的正常状态，告诫自己：“事闻各方，谣诼繁兴，有谓余以函告广州同乡会以浙江军情者，有谓固有赤化嫌疑而被逮者。种种讥笑，种种评论，闻之令人可气亦复可笑也。呜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讥评中可概知一般，幸余尚未遭大祸，人情即现如此，倘真被解至司令部，又不知如何耶？烈子（张氏字号）乎！尔其立定脚跟，俯头做事，慎毋再越一步范围也。”

张泰荣是个非常注重孝悌亲情，把家庭责任看得比山重的传统书生。他清楚，自己不可能做出毁家纾难的豪杰之举。他的性格里有悲天悯人的天赋，见无母无父伤心落泪，思有以拯救；见激烈行动有损人身尊严，内心不忍，即使是那个为人不堪的北洋政府沈知事，等国民大会上遭群殴时，也觉不是滋味；1927年4月12日，是时，国民党县党部已经控制奉化局势，路过奉中，见“党部外人山人海，声势汹汹，询之，则长寿农民协会与大批乡民相打架，血肉横飞，视之甚惨”。他的感叹是：“呜呼，若不澈底设有办法，徒有纷扰，殊非社会之好现象，深以为患。”读完《日记》，私心以为，张泰荣并不希望别人给他什么光彩照世的伟大头衔。他一生最满足的是，做一个“厚重君子”，成为一个奉化人能记住的“乡里善人”，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他这样做了，也做到了。

最近见到一位有识君子，在返中学母校的庆祝会上，说：“我们固然无法控制外部的大环境，但是，如果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能够坚守做人的底线的话，我们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绝不为虎作伥，绝不落井下石，绝不指鹿为马，或者恩将仇报。”说得好啊，如此做人，即使外部世界兵戎相见，动荡不宁，我们的内心世界将永远是平安的。我想用这层意思来诠释张泰荣23岁时所说的“大富靠天，平安可求”，是很妥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