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21世纪会是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吗

4月21日，耶路撒冷大学历史系教授、《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应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一场题为“新的不平等：21世纪会是历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吗”的演讲。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A.Bell）教授担任主持人，汪晖教授与崔之元教授作为评议人出席。

演讲伊始，赫拉利先对人类历史做了一番回顾。他指出，不平等可谓人类社会的常态，自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文明、所有社会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等级制：阶级维度的、种族维度的、性别维度的等级制。甚至是家庭内部，在丈夫与妻子、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等级制。

直到20世纪，平等才成为最受推崇的价值之一。当然，并不是世界各地的社会都变得完全平等了，但纵观20世纪的历史，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在这个历史时段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弥合：在全球范围，不同地域、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减了；而在一个社会内部，不同阶级、种族、性别之间的鸿沟也变小了。平等成为最重要的价值理念，缩小不平等成为政治、社会、文化过程的核心。

紧接着，赫拉利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在他看来，平等化的潮流在21世纪有可能发生反转，在20世纪得以缩小的鸿沟有可能在21世纪重新扩大，甚至21世纪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赫拉利对比了19世纪和21世纪的国际不平等。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人们曾见证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当时，人类掌握了新的能源，掌握了蒸汽机、石油、电力、无线电，这赋予人们新的技术和工业力量，使得人们能够更便捷、更丰富、更有效率地从事生产。但这种新的力量并非为所有国家平等地共享，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然后是日本和美国，它们引领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并凭借新的力量征服和主导了未工业化的国家。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及时地跟上工业革命的节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花费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来弥合这道在19世纪撕开的鸿沟；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直到今天也仍然没能弥合这一鸿沟。

而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几十年，会发现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人类再一次掌握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它比蒸汽机、石油、电力还要更强大，那就是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种力量不只是用来生产纺织品、食物、交通工具、武器，它们的主要产品将是躯体、大脑和心智。几千年来，人类学会了如何改变周边的环境、驯服动物、培育植物，人类学会了如何改变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可有一样却始终未变，那就是人类自身——人类今日的躯体、大脑、心智与古代中国甚至石器时代的人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将改变人类自身，人们将学会如何设计、加工、制造躯体、大脑和心智。与19世纪的情形相似，21世纪的工业革命所掌握的新力量很可能仍然不会由所有国家平等地共享，而是由少数几个国家引领风潮。赫拉利认为，由此产生的鸿沟可能会比19世纪更大，这一次，那些被历史甩在后头的国家可能再也不会拥有迎头赶上的机会。

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可能看到鸿沟在社会内部产生，原因正在于上述的科技革命，尤其是生物学革命。过往的贫富差距、国王和农民的差距，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法律学意义上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但从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在历史上，某些社会文化的确曾让人们想象，特权阶层拥有更优越、更高贵的“血统”。——但那并不是真实的，依据我们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在国王和农民之间，基本的生理和心理能力是相同的，彼此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差别。但在21世纪，新技术将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富有的精英将能够设计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后代，使其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

赫拉利提出，甚至是死亡的社会位置也将因为生物学革命而发生改变。在人类历史上，死亡一直行使着令众人得以平等的伟大功能。即便是一个社会里最具权势的那位要人——国王、皇帝、教皇，他们也终有一死。死亡被视作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被视作神的指令：我们会死，因为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是绝大多数文化、文明共有的前提。

但在今天，人们对死亡有了新的理解，越来越多科技、商业精英正在重新思考死亡，他们将死亡视作技术问题。在这种视角下，人之所以会死，并非神的旨意，并非自然的规律，而是因为技术性的失败：你死了，因为你的心脏停止供血，因为癌细胞扩散进你的肝脏，因为病菌侵蚀了你的肺部。而每一种技术问题在理论上都会有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也许你还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所有的技术难题都会获得解决。赫拉利强调，这并不是幼稚的幻想，世界上一些最具权势的精英和机构正在非常严肃地尝试处理这个问题，例如，谷歌就在近年成立了一家名为“卡利科”（Calico）的新公司，其任务便是寻找方法来克服死亡和衰老问题。

赫拉利指出，死亡由人类宿命向技术问题的转变，也意味着死亡将不再充当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平衡装置”（equalizer）。因为，顶尖机构正试图研发的技术将会极端昂贵，绝非全世界七八十亿人皆可购得的，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负担得起这项技术。在20世纪，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贫苦的穷人，都因医学进步而延长了寿命，然而，在21世纪，贫富之间的鸿沟正重新张裂，富人的长寿程度将远远超过穷人。在未来的几十年，富有的精英也许并不能做到“永生不死”——他们可能被车撞死，可能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是，只要付出足够多的金钱，接受足够优良的治疗，他们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延长自己的寿命。而当死亡仅仅成为穷人的问题，穷人将会前所未有地愤怒，因为连死亡都不再是平等的了。富人则会前所未有地焦虑：过去，当你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你在面对死亡的风险时会更为豁达，因为那并不意味着失去上千年的生命；而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机会实现永生，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可能导致死亡的风险，很少有人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对于这样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医学的进步并不是弥合而是制造了巨大的阶级鸿沟，典型的回应是：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拥有20世纪的经验。在20世纪，绝大多数的医学进步一开始都只应用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但它们逐渐都能惠及全人类，例如，抗生素和疫苗如今都已普及到南美洲和非洲最贫穷的人群。

但赫拉利提醒听众，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20世纪所发生的这一切将在21世纪重演，因为，医学的目的正在发生关键性的变化：在过往的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间，医学的主要目的是治疗病人（Healing the sick），而现在，医学正变得越来越关乎“升级健康”（Upgrading the healthy）。前者意味着，你设想存在一个与人类的自然生理结构相关的普遍标准，生病即低于这个标准，医疗是要帮助生病者回到那个标准；后者则是追求凌驾于这个标准，是为了让某些特定的人获得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如果某种升级变得廉价而资源充足，以至于大家都能实现升级，那么就会产生新的普遍标准，也就会有人试图获取超越这个新标准的新优势。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在于，之所以20世纪的医学进步能产生惠及大众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是因为20世纪的现代国家普遍建立了面向公众的医疗服务系统。这并非源于政治领袖的善良，而是因为现代国家的运转需要大众的人口。即便是暴君统治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为德国公民建立了普遍适用的医疗服务，因为纳粹的政治精英知道，如果他们想要赢得战争，想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就需要健康而庞大的人口。因为20世纪是大众的世纪，军队需要大量的健康军人，工厂也需要大量的健康工人。这是20世纪医疗服务公共化的深层逻辑。

但赫拉利继而指出，21世纪可能不再是大众的世纪。在军事领域，由于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军队的强大已不再依赖于士兵基数的庞大，而是仰仗于越来越少的高度专业化的军人及其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优势。未来战争中的职业军人将越来越像科幻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拥有超级装备和超级能力，而大多数的普通人则将不再具有“军事价值”。

赫拉利由此引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们会不会失去他们的“经济价值”？赫拉利指出，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趋势是，越来越智能的计算机和机器人正在将人类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

赫拉利举了司机和医生的情况作为例子。10年前，还有很多专家声称，城市道路的交通状况充满不确定因素，应对此类状况的车辆驾驶技术对于计算机来说太复杂，汽车驾驶员是一项必须由人类来担任的工作。但今天，已有不少专家预测，到2025年的时候，一些城市就将出现自动驾驶的车辆。在未来，某些城市甚至会禁止人类开车，因为人类会违章、酒驾、疲劳；而完善的人工智能是没有这些缺陷的，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网络互相连接，迎面驾驶的人类无法知道彼此的想法，人工智能驾驶员却能够信息共享，从而避免车祸的发生。——而在今天，车祸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各种暴力杀人都多。由此推测，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将失去工作，人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与此类似，人类医生也有可能会消失。人类医生只能依据快速进行的几个问题和测试来做出诊断，他无法掌握全世界所有的相似病例，也并不知晓病人及其亲属的完整疾病史和DNA，人类医生还会疲劳、生病和生气；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好。赫拉利介绍了IBM正在研发的Watson项目，能够收集全世界的病例，不断更新其庞大的数据库，它能够获取使用者及其亲朋好友的疾病史和DNA数据，并通过精密的数据分析做出诊断和治疗方案。使用者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回答Watson的问题、无时限地进行各种测试；Watson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或者可穿戴设备随时随地陪伴使用者，关注其健康状况，监测其血压和心跳，给出及时的健康建议。当然，这样的人工智能医生还有一些技术和法律的问题有待解决，因而不会明天就取代人类医生，但Watson项目的优势在于，训练一位人类医生，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而且一次只能培养出一名；而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只要集中攻克一道技术难关，其成果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复制到无数终端，从而创造出不可限量的价值。

对此，常见的质疑是：人工智能或许能够胜任智力劳动，但能否胜任情感劳动？如果你患上了癌症那样的可怕疾病，你是想从冰冷的机器那里还是从热心肠的人类医生那里获得治疗呢？但赫拉利认为，这个表面上的二选题其实还有第三个选项：暖心的人工智能。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人类的情感也不过是一种生物-化学过程，它们可以通过表情和声音来识别并回应你内心的情绪变化。现在，一些市场营销的公司就已经在利用类似的技术手段来判断通话者的心理状态。计算机程序能够接收你的声音，分析你的语调和措辞，基于庞大的数据库来判断你目前的情绪状况和你的人格类型，进而结合这两方面的分析结果来为你匹配适当的服务。在这方面，人工智能似乎也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它们自身没有感情，却能够识别并回应你的感情。

赫拉利向听众提出了一个令人惊悚的问题：人类会不会变得百无一用？乐观的论调认为，即便机器在很多岗位上取代人类，也依然会有新的工作涌现，人类会转移到新的岗位，特别是服务行业，因而不大可能被完全驱赶出劳动力市场。但赫拉利指出，人类的两种基本能力是生理能力和认知-心理能力，19到20世纪，机器大规模地承担了那些要求生理能力的工作，比如农业，而人类转移到那些需要认知能力的岗位上；而如今，机器也开始具备认知能力，并在相关岗位上取代人类。我们并不知道人类是不是还拥有第三种能力——机器所不具备的能力，所以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21世纪就会简单地重复20世纪的历史。

赫拉利最后再一次对比19世纪和21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出工人阶级，当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希望都集中在这个崭新的阶级；而21世纪的新工业革命也可能会产生出一个新的大众阶级——失业者阶级。新的问题和挑战可能在于，这些没有工作的失业者、这些经济学意义上的无用之人，他们将何去何从？赫拉利描绘了一幅带有恶托邦色彩的未来画面：新的不平等可能将社会分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一边是新的“经过升级的精英”（upgraded elite），一边是新的“百无一用的普罗大众”（useless proletariat）。

评议人崔之元指出，赫拉利的著作《人类简史》的英文标题是《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而在中文译本中，“sapiens”（智人）被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取代，这个表述暗示，这本书不是科幻，而是以幽默晓畅的语言呈现的深度哲学反思。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经由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证实，不过是六种人属动物之一而已。在全书最后一章，赫拉利暗示，在未来，这种“动物”中很少的一部分会变成“上帝”，其余大众则将成为无用的智人，而生物阶级、生物阶级斗争将随之出现。

崔之元同意，20世纪的平等进步并不会想当然地重现于21世纪，但他也依据书中的逻辑指出，生物阶级斗争并不必然会成为新世纪的主导。赫拉利已经论证，相比于其他动物，智人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最大优势是合作，围绕合作有一系列的制度发明，例如“法律拟制”（law fiction）——将团体法人视为单独个体。崔之元乐观地认为，合作的优势能力在21世纪不会终止，更乐观的可能是：每个人都分享“上帝”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少数人成为全能的“上帝”。十三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就提出，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分享他的属性；美国思想家爱默生（Emerson）也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屋檐下的上帝。不平等和种种局限使得“神样”（god-like）的人无法完全发挥其潜能。但即便在美国，器官移植这样资源稀缺的生物改进也通过立法形成了随机对象选择，而不是被富人垄断。崔之元设想，人类对于“好社会”的想象或许会继续决定新的科技条件下世界的走向。

另一位评议人汪晖回顾起，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讨论过“什么的平等”，今天赫拉利又讨论了“什么的不平等”：技术、生物技术等方面的不平等。汪晖的评论立足于对这两种视域的比较。他指出，在新泽西的实验室，人类的大规模复制和模拟妊娠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然而，法律、伦理传统的约束阻止了这些技术成为现实。社会政治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作为形成于19世纪的最重要的一种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观念——“社会关系”，仍然可以转化为“什么的平等”与“什么的不平等”的交织，近几十年来，平等观念发生了转变和进步，但人们仍旧需要某种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来帮助人们改变社会关系。新泽西实验室的例子暗示，或许社会公正、法律框架仍然有能力介入新的平等问题。

阿玛蒂亚·森用“能动性（capability）的平等”来反驳“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平等”中缺乏活力的商品化、物化倾向。恰当的社会政治安排应当使人们都有能力获得发展和完善，乃至享受个人的能力。在“能动性”的意义上，汪晖认为，赫拉利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其实也辩证地提供了新的平等可能。他举例说明，在更传统的价值中，提升能力并不指向权力与等级差别：虽然西医普及的目标是医治病人，但中医的目标一直都是提升身体素质，这并未影响中医的普及和公平。或许可以使21世纪的医学发展遵循与中医相类似的逻辑，只不过不仅是以身体、而且还以心智作为其改善的领域。

汪晖补充说，除了通常的主体间性层面，更系统的考量至少还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智能如何进化，只要仍将自然视为可以滥加开发的客体，人类仍会面临灾难；第二，我们和未来人类的关系，当下的法律、社会道德建设应该将未来人类的情形纳入考虑；第三，我们和过去文化记忆的联系，技术可以与文化精神遗产的保存进行结合。总之，摆在人类面前的挑战是多样的，可能性也是多元的。

作为对两位评议人的回应，赫拉利阐明了他的观点的思想背景。在漫长的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中，人们习惯于将“人是智力最发达的生物”、“人的身体和智力是不变的”等前提作为理所当然的基础，因此不会引入其他动物。当这些前提呈现出相对性的面貌，人类就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智慧”等问题，并将物种间的平等纳入考虑。目前关于平等的纲领性文件，如美国《独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都以生物层面的平等作为核心论据，而在新的条件下，平等将需要新的支持体系。

赫拉利强调，他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同样的技术基础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而技术发达的未来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是伦理学、法学、哲学有意识的讨论的结果。他描绘出最“耸人听闻”的前景，更多是希望引起人文学界的注意——毕竟，如果仅将设计未来的任务留给生物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人类就真正陷入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