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梦都铎：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剧为何叫好又叫座

1606年4月23日，莎士比亚于故乡斯特拉福镇辞世，四百年后回望莎翁，我们不禁感慨他的生逢其时，那个狂飙突进的、爱国情绪强烈的、兴奋又繁荣的都铎王朝晚期为历史剧作家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而莎士比亚也借此成为不朽的一部分。

事实上，历史剧受到题材必须来自真实历史和表现手段的严格限制（如古典戏剧遵守“三一律”，必须将戏剧控制在一时一地），数量在欧洲戏剧史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塞内加《奥克塔瓦》，雨果《克伦威尔》，席勒《华伦斯坦》三部曲、《马拉斯塔特》等寥寥精品。都铎时代为何意外刮起了历史剧的旋风？莎士比亚，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如何写出连大学才子都甘拜下风的历史剧？

百舸争流的都铎历史剧热潮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都铎时代无疑是属于戏剧的。在莎士比亚生活的五十多年内，伦敦共开设18所剧院，35个剧团互相竞争，剧作家不下180人，印行的剧本500多部，这还不包括失传的；伦敦城有20万市民，每逢周末十分之一的人都会涌入剧院中，当局不得不禁止公共剧院开在城内；戏剧竞争极为激烈，一部戏演出十天就会停演换新剧，除非它能长久受观众喜爱。而好的剧本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常有演员盗窃剧本卖给其他剧院，剧团排练特地规定演员只能拿到自己角色的台词，且不得带铅笔入场……上至女王，下至贫民，人人都为剧痴狂。

当时流行的戏剧除了传奇剧、喜剧外，讲述英格兰历代王朝和英雄君主的历史剧意外崛起并成为主流。1592年剧作家纳什（Thomas Nashe）为戏剧辩护时曾说：“首先他们的主题内容大多是来自于英国编年史，曾长期埋藏于锈迹斑斑的铜器和破烂不堪的书籍中的我们祖先的英勇行为因此而复活，祖先们也从默默无名的坟墓中起来，在公开的表演中重申他们古老的荣誉。”

英国第一部历史剧可以溯及1538年9月由约翰·贝尔（John Bale）创作的《约翰王》，讲述的是“失地者”约翰的生平。之后，1561年《高布达克》借中古英国国王高布达克将国土分给两个儿子导致内斗的悲剧反对地方割据。1569年，当时剑桥大学副校长普雷斯顿写了《波萨王堪比西斯的悲剧》，文采流丽，风靡一时。

此后历史剧创作欣欣向荣，除了莎士比亚外，当时著名的历史剧作家还有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凯德(Thomas Kyd)、格林(Robert Greene)、本琼生(Ben Jonson)、皮尔(George Peele)、海伍德(Thomas Heywood)、米多顿（Thomas Middleton）、弗莱切尔(John Fletcher)、福德(John Ford)等人，创作的历史剧有《弥达斯》（莱利）、《爱德华二世》（马洛）、《詹姆斯四世》（格林）、《爱德华一世》（皮尔）、《爱德华四世》（海伍德）、《亨利五世的著名胜利》（佚名）、《约翰王的多事之治》（佚名）等，几乎三百年内的英国历史都被搬上了舞台。

彼时历史剧以浅白通俗为尚，因而主要受众并非王公贵族，恰恰是广大平民，花一便士就能进公共剧院看戏，这几乎是不识字的平民唯一获取知识的方式。剧院分“公共剧院”“私人剧院”两种，前者是廉价的大众剧院，通常是没有屋顶的圆形建筑，露天舞台设在中央，周围环绕着三层长廊，挤满了站着看戏的人们。由于市政府禁止在市内开设，它们通常设立在泰晤士河南岸的郊外，多的能容纳三千人。

最早的公共剧院是1576年伦敦“剧院”（Theatre），莎士比亚时代有名的剧院有“帘幕”、“幸运”、“玫瑰”、“天鹅”、“环球”等，莎士比亚的戏大多在这类平民剧院上演，尤其是环球剧院更是成了莎翁的“专门剧场”。 这些历史剧往往能激起观众强烈的爱国情感，据时人记载，每当莎翁的《亨利八世》演至结尾，克兰默大主教为尚是婴儿的伊丽莎白女王洗礼祝福时，全体观众都会自发地起立齐颂“阿门”！声浪如海潮般持续许久。

爱国热肠与史学繁荣

无论是写剧本的剧作家还是看剧的平民，这种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回顾、讨论本民族发展历程的全民性风潮，是都铎时代晚期所特有的。

历史剧风行的首要原因便是伊丽莎白统治中期逐渐增长的爱国主义情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推行温和却坚决的宗教改革政策，基本上镇压了国内天主教的势力。她还通过颁布1601年济贫法等方式控制贫困人口，总体来说实现了内无分裂、外无侵略的太平局面，国家实力稳步增长，轻纺织、造船、冶炼等工业和海外贸易非常发达。

而放眼望去，同时代的德国到处都在分裂割据，农民起义仍未平息。法国天主教与胡格诺派的战争正你死我活，唯有英格兰独善其身。正如莱利在剧作《尤弗伊斯》（Euphues）中所颂扬的：“这是贞洁所成就的唯一奇迹：一个小岛国，周边地区战争纷扰，却能独享和平；法国的城墙在燃烧，英格兰的家族矗立不动；所有其他国家不是因为内战而分裂，就是被外敌入侵，而这个国家既没有内部的混乱骚扰，也不受边境居民攻击的威胁。”

比起国内安定，更为英国人民自豪的是对外战争的胜利。1588年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点燃爱国情感的烈火，经此一役英国获得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更粉碎了西班牙的入侵企图。当时有一类“无敌舰队剧”，有《阿尔卡萨尔堡之战》、《弥达斯》、《奥兰多·弗里欧索》、《伦敦的三位爵爷与三位夫人》等，专讲这场海上大捷。自信骄傲、崇拜君主、赞美英国，这些情绪被迅速地表现在历史剧中，成为一种自发的主旋律。例如《阿尔卡萨尔堡之战》中借葡萄牙国王之口赞扬女王：“即使海上近万艘船全体出动，/满载所有东方国王的军事力量，/传达世界上一切君主的意志，/要入侵我们尊贵女王治下的岛国，/这都将徒劳无功，因为上天与命运/总在关注与辅助女王陛下……自然、时间与命运达成一致，/祝福并效忠于女王陛下！”

民族意识的高涨，促使人们思索民族主体性的来源：英格兰民族从哪里来？我们都经历过怎样的历史？我们怎样获得了今天的领土与文化？因此，都铎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史学著作，它们成为莎士比亚等人创作历史剧的史料来源。

不同于中世纪修道士写就的编年史，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特色。1516年书商费边（Fabyan）编写的《新英格兰—法兰西编年史》问世，改变了修士把上帝创世作为历史起点的写法，而从罗马人入驻不列颠写起，他表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应该展示“英国最好的东西”，正因如此他回避了英国失败的一些历史。

1517年，意大利学者波利多尔（Polydore Vergil）完成了他历时28年的拉丁文英国国史，并于1534年出版，这本史书通过霍尔、霍林西德一直影响到莎士比亚。1548年，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望族的联合》出版，它依据波利多尔书中对理查二世至亨利八世的书写，尤其详写了玫瑰战争史。1577年霍林西德（Raphael Holinshed）的史学集大成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出版，引发英国历史剧创作热潮。

这些史书并没有被束于象牙高阁，而是成为社会流行读物，波利多尔的拉丁文英国史有好几个英文译本，霍林西德的编年史也多次再版，如1587年版本就因被莎士比亚用于创作而著名。我们可以明显在莎翁的剧作中看到这些史书对剧本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史学著书的兴盛就没有都铎历史剧的诞生。如《亨利六世》三部曲取材于霍尔对玫瑰战争的书写，约克被带上纸王冠这一情节只在霍尔的书中出现。此外，当时非常流行一本叫《为官之鉴》（Mirror for Magistrates）的书，它集中了英国历史上种种悲剧英雄的个人传记，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中的“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讲述那些国王如何死去的悲伤故事”便是《为官之鉴》的叙述口吻。

君主支持历史剧演绎“都铎神话”

伊丽莎白时代的演剧艺人是幸运的，社会上并没有清教徒那种对娱乐的厌恶感，相反贵族对戏剧十分热衷，经常邀请民间剧团进宫献艺，很多贵族还投资、庇护剧团，当时剧团有“海军大臣剧团”、“大法官剧团”、“内务大臣剧团”等名称，便显示了庇护人的职位。莎士比亚是更加幸运的，他历经的两位君主对他都非常赏识，女王曾保护他的环球剧院不受市政部门的驱逐，詹姆斯一世更是给他自由创作的权利，拔擢整个剧团为“国王侍从剧团”，御赐红袍。

统治者本应对涉及政权正统等意识形态问题的历史剧非常敏感才是，但实际上演出民族漫长的被侵略、内斗等“黑历史”却并不受限。这并非是统治者宽和大度，实乃当时的历史剧顺应了“都铎神话”的官方造神运动。

“都铎神话”是都铎王朝的国家主题。亨利七世作为有威尔士血统的英格兰王，必须为自己的正统性寻求依据，因此他推行两个历史观念：一是他身为兰开斯特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将约克家族同兰开斯特家族这对世仇家族联合起来，弥合了国家的分裂；二是宣称他的祖先是欧文·都铎的直系后裔，即最后一任不列颠国王卡德瓦拉德，借此联结上古不列颠君主亚瑟王，暗示他便是转世的亚瑟。为此他甚至将长子起名为亚瑟。波利多尔为亨利七世所做的国史中就称欧文•都铎为“威尔士的绅士，天生具有优秀的身体和头脑，继承了不列颠最后一个国王卡德瓦拉德的血统”。之后整个都铎王朝坚持了这个起源传说，伊丽莎白时代被时人经常称为“黄金时代”，它不只是个比喻，更是传说中亚瑟带给人民的理想时代。

而莎翁的历史剧，正是一个以英格兰民族国家为主人翁的成长系列，它横跨了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都铎王朝，英格兰经历了堕落、短暂中兴、分裂混乱，最终被都铎王朝的明君拯救。我们可以将他的历史剧分为“第一四联剧”、“第二四联剧”和《亨利八世》，《约翰王》单列。“第二四联剧”包括《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讲述柏林博洛克（亨利四世）弑君自立、一代明君亨利五世如何建立功业却英年早逝。之后，《亨利六世》三部曲再现了从1422年11月7日亨利五世国葬到玫瑰战争，再到1471年约克家族杀害亨利六世的历史。《理查三世》讲述暴君理查三世篡位夺权、坏事做尽，最终不敌天命所归的亨利七世，自此英格兰得到拯救。整个历史剧系列贯穿了亚瑟两次复活（亨利五世与亨利七世），带领英格兰民众得救，走进“黄金时代”的神话。

1613年《亨利八世》在伦敦环球剧院上演，为整个“堕落-拯救”的故事划上完美句号。亨利八世手持政教两项大权，杀权臣、黜主教，居高临下地俯瞰一切。更重要的是他还留下光荣的后裔：伊丽莎白公主，后者会“为这片土地带来无量福祉”（《亨利八世》第五幕第四场），甚至连她的后裔詹姆斯一世也将“从她的光荣的、神圣的灰烬之中像明星一样升起，赢得和她媲美的名声，永世不替”。

伟大的作家总是与伟大的时代互相造就。我们难以想象如果莎翁生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该怎样书写历史，也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莎翁，谁来为英格兰立不朽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