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陈彦良：魏晋南北朝为何落后？既有通胀又有通缩

在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政治史居于主导地位，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比较缺乏。前辈学者如彭信威、全汉昇、何兹全等几位先生对该时段的货币史有所研究，奠下一些基础，但余义尚存。例如国家政策与该时期币制之好坏关系为何？钱币剪凿盛行对货币的流通有什么影响？前朝旧币在新朝交换体系中居于怎样的位置？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乃至王朝兴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无太多着墨。

4月18日，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陈彦良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做了一场以“中古货币史的结构特征”为主题的讲座，围绕上述问题与华东师大师生分享他的魏晋货币史研究成果与心得。

汉文帝放任铸币政策何以成功？

在两汉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的全盛局面无疑是最夺目的，学者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军事成就、经济发展以肯定居多。但是，陈彦良却发现在货币制度上，武帝时的国家铸币却不如文景之时的放任铸币。

陈教授引用贾谊的一段话来说明，放任铸币一开始就不被认可。《汉书•食货志》云：“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仿铸……贾谊谏曰：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陈教授解释说，汉文帝更铸“四铢半两钱”且允许民间自行铸造的政策，遭到贾谊的反对。贾谊说，如果令民间铸币，就会诱导百姓犯法起奸，胡乱铸币，造成货币制度的紊乱与社会经济的危机。但是，历史的发展却证明汉文帝决策是正确的。

陈教授综合货币的标准重量、平均实重、重量符合率、平均含铜率，发现文景时期放任铸币的四铢半两钱的综合质量指数竟然达到205。这个指数高于秦、西汉两百年间其他所有货币，比汉武帝国家铸币政策下的货币综合指数竟然高出20—35。也就是说，汉武帝时的国家铸币质量不如文景之治时放任铸币质量。

为了更好地说明放任铸币何以成功，陈教授引用了货币理论中的格雷欣法则。此法则有正反两义，其正面说法是，假定良币与劣币两者有强制固定的交换比率，则劣币驱逐良币。其反面说法是，假定良币与劣币两者没有强制固定的交换比率，则良币驱逐劣币。

陈教授总结说，贾谊与汉文帝的分歧，正好是格雷欣法则的正反两面。只是因为贾谊所说是历史常态，汉文帝放任铸币与“称钱衡”的政策十分少见，故人们常常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认识。其实在自由市场、放任铸币之下，会发生“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且此时的整体社会经济的情况会比国家铸币时期更好。

“一食万钱”是通货紧缩还是政治腐败？

全汉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认为，中古包含两晋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而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则找出许多反例，来证明此时货币经济的发展被全氏低估。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研究。”陈氏观点较近于王氏、何氏，而与全氏较远。

陈教授认为，前辈学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因为过分拘执于史料搜证，而缺乏理论解释。然而，仅仅根据“用钱交易”史料得到的结论，往往能被另一批“用物交易”的史料所驳斥；反之亦然。于是，孰是孰非就难以判定。史料考据之外，还必须明确讨论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确定货币流通到何种程度才是货币经济或自然经济。

陈教授支持全氏的说法，并且对何、王、陈等人所用的史料进行了深入分析。《晋书•何曾传》说何邵“骄奢简贵，亦有父风。……称其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晋书•任恺传》云：“何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晋代鲁褒《钱神论》云：“（钱）故能长久，为世神宝。……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

王怡辰、陈寅恪等人根据此类史料证明，当时属于货币经济。陈教授指出，王、陈二人其实是对“一食万钱”等史料的误读。考诸两晋政治腐败与贵族奢靡之风，陈教授说，任恺、何曾等人的斗富之举基本属于金钱政治的表现，而不能作为货币经济的证据。判断一个时代货币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准是，此时的货币发行的质与量是否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之用。

陈教授说，传统文献与出土实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正好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晋书•食货志》说，晋朝沿用曹魏钱币，“不闻有所改创”。《资治通鉴》云：“晋氏不铸钱，后经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

两晋以降各代统治者长期的不铸币政策，导致广泛的货币量不足现象。在这种严重通缩情况下，士、农、工、商无从发展，百姓难以生存，社会经济长期凋敝。

1973年，江西丹徒县发现140多公斤铜钱，朝代属东晋。陈教授对其中的钱币进行分朝代统计，他发现在这些钱币中，两汉的钱币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魏晋南北朝新铸钱币比重非常小。目前出土的其他中古时期的钱币也证明此时铸币很少。

陈教授总结说，魏晋南北朝的铸币数量严重不足并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所以，全汉昇的“中古自然经济论”基本成立。

魏蜀吴的货币政策有何不同？

对于三国历史，社会大众包括专业学者关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变迁、军事斗争，货币经济及其造成的政治后果长期以来被轻视甚至忽视。陈教授据此指出，在货币经济上，三国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晋书•食货志》云：“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陈教授引此为证说，魏文帝不铸币，让百姓以物易物，市场上几乎没有货币流通，这当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魏明帝为了大兴土木而发行曹魏五铢。陈教授发现此钱“铸工粗糙、不修边幅，外缘多毛刺，内穿偏大，钱体轻薄。形制、质量与汉末剪轮五铢、对文五铢相近。”而剪轮五铢与对文五铢都是不符合法定价值的，易言之，这是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总之，曹魏通缩与通胀不定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严重后果。陈教授认为，这也是司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汉一般被认为是三国时期最弱小的一个政权，但颇为奇怪的是，蜀汉虽然最先亡国，却没有发生过像曹魏、孙吴那样严重的政局动荡。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蜀汉的货币政策，陈教授强调，这是了解蜀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重要缺环。

《三国志》注引《零陵先贤传》云：“（刘备）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刘备占据四川后，铸造直百五铢，此钱价值一百个（东汉）五铢，理论上它的成色应为五铢的一百倍。

陈彦良通过出土实物证据的考察，证明了直百五铢的实际价值低于其法定价值。也就是说，此钱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货膨胀。陈教授还分析说，由于东汉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交易体系崩溃，蜀汉此钱相对也能为百姓所接受。这种“有限通胀”，基本支撑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对稳定的货币经济史原因。

相对于蜀汉，孙吴则是严重通货膨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中（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此《传》又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这种法定上当五百、当一千的大钱的实际价值严重低于其法定价值，且越到后来此钱的质量越轻。因此，孙吴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陈教授强调，根据考古实物的研究，孙吴的许多墓葬中出土的钱币，汉代钱币占绝大多数，而孙吴自铸钱币非常少。由此可知，孙吴所铸的通胀钱币远远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之用。就此而论，孙吴地区也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综而论之，孙吴政权是严重的通胀与通缩并存。史书上经常出现孙吴经济落后与内政动荡同时并存的记载，从货币经济史的角度看，也就无足为怪了。

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为何混乱不堪？

除了全汉昇的“中古自然经济论”，陶希圣在《南北朝经济史》中说，这是一个货币大混乱的时代。全、陶二人的概括虽然比较准确，但是并不能说明，魏晋南北朝货币混乱产生的原因。陈彦良教授认为，研究货币经济史与政治史一样，解释历史如何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释历史为何发展。

杜佑《通典•食货》云：“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陈教授说，这个概括差不多已经点出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货币的最重要功能是价值尺度。货币价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执行，往往不是因为数量过多，就是因为数量太少，或者是种类太多、不利兑换以及轻重或成色变化太快而引起。一旦发生通胀、通缩或形制混乱，货币的流动性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之受损，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

陈教授说，杜佑之论与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深相契合，可以解释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混乱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长期很少铸钱，一旦开铸又都是虚价劣钱即通胀，这导致钱废而不用，原来的优质好钱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缩。如此一来，通胀、通缩同时肆虐，造成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困局。

那么，对于这种通胀、通缩、币制混乱同时并存的情况，为何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陈教授总结道，在位者无深识远虑、官僚贪污腐败、战乱不断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种原因又与货币混乱互为因果，共同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落后。

陈教授最后举例说，东魏北齐的高澄曾经提出过与汉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铸币政策，可惜大臣出于私利群起反对，故未能落实。且高澄提出此议不久即被降将刺杀，魏晋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顿币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