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与汉之间·小与大②：让我们回到小河

初中毕业的那年夏天，我是在硚口到武胜路间的小河边度过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武胜路江汉桥下靠近小河下游一侧，挨着老长江食品厂，那个顶着红五星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牌坊，就是汉正街的起点。至于另一侧普爱医院英式清水墙往上游是极拥挤又极安宁的寻常巷陌，我没有想过那里也是汉正街，而且更原始。

那个夏天，我去汉中路义烈巷一带别班同学家串门，他家有一台当时罕见的CD机。我家有一台黑胶唱机，但当时哪有新鲜的黑胶唱片呢。我在他家听王靖雯的《为非作歹》《天空》（那时才刚改叫王菲），再听刚从旧租界黄兴路夜市上收来的打口CD，都是些不太容易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音像柜台见到的东西：辛妮·奥康娜的《universal mother》、鲍勃·詹姆斯的《restless》……都是当年度刚在海外发行的。更激动人心的是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的卡带，比香港的Beyond还要带劲。尽管我们所在的城市似乎总是老样子，但我们能够感觉到外面的世界在变，这种对外部的感知、兴奋多少抚慰了少年寂寞。

那天中午，我在他家蹭饭，菜端上桌，我对他说：“你妈妈好高啊。”另一位同学接话道：”那叫亭亭玉立。“那天下午，我们玩“铁人三项”：到街坊暗楼上叫醒更多同学，一行人先去小河里游泳，上岸之后骑自行车越过中山大道，顺着京汉铁路道口大坡俯冲而下，再到校园里踢球。现在，我知道那时我们是从15世纪末的河街出发，穿过17世纪初的堤街、19世纪中的城堡墙基、20世纪初的铁道线，直达20世纪中建起的带有古典拱门的苏俄式教学楼前的操场上。20世纪末的夏日盛大，衣服从湿透到干透，脱下来才发现已经盐渍斑斑，仿佛用药水泡过才得以显影的神秘地图。

汉口硚口民居。硚口为古汉口长堤街、汉口城堡（中山大道）起点。  谌毅 图

暑假快结束时，我高烧一场，迷糊中想起几天前在小河游泳。我们在趸船、运沙船和乱流之间穿行。传说有男生带着女友坐着卡车内胎从江汉二桥一直漂流到硚口上岸。我试图背着黑皮（我的成长中有过几个叫“黑皮”的朋友）往前游，不到十米就难以为继。工况恶劣的柴油机从身旁聒噪而过，我无法像童年时小舅驮着我一样遨游小河，我看见码头岸线已经到了破败的极限。初中时代就在这一念间宣告结束了，同时我意识到，小河一定早就失去了什么。

少年时我从没把硚口路至武胜路、中山大道到沿河一带当作“大汉口”的一部分，过了武胜路，城市气氛就很快从烈火烹油过渡到寻常居家。我的直觉或许是正确的，多年来这一块老汉口既没有跟上19世纪开埠通商后的潮流，又没有融入1980年代的汉正街市场复兴，它随小河岸线码头一同没落，属于“老华界”的一部分，留存了几分明清汉口市镇样貌。

小河的“失去”首先是景观意义上的：

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中描述道：“无休止的嘈杂声，明亮的灯光，丰富的商品，油漆的船只，街头艺人，富丽堂皇的行业公所，东倒西歪的小屋，奇异的芳香，各种家畜，最重要的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群，这一切的确使这个城市像一个欧洲人概括的那样，‘是一场精彩的杂耍’。”这一切早已像水汽一样蒸发。

 “五百年前一沙洲”“四大名镇”“天下四聚”“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汉口乃东方芝加哥”“大汉口”……放下书本文献，这些都是疏远的虚名。回到以小河为源泉的现场，过期胶片般的街景才透露出梦境式的真实，而不是还原性的再现。

今年夏天，我重返初三暑假玩耍的硚口一带。站在摩天楼顶俯瞰，整个汉口旧城区，似乎只有这里还保存着一小片中古街市的肌理，紧挨着平静良久的小河，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消失。

走入其中，长堤街、汉正街的地址都是从二十几号开始，早几年月湖桥扩建占地，抹去了那些更靠前的门牌。古建筑所剩无几，房屋街巷的位置关系还保留着古早格局。迎面一辆灰色轿车，以不可能的角度抹过窄街扭曲的咽喉，就像若干年前鲫鱼般抹过同一个夹角的小船那样，毫发无损。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两百多年间，作为汉口靠内陆一侧的界河，玉带河曾绕过汉口连通小河、长江，它的余绪迷踪也曾深入到城市的中街（今汉中路），留下令人费解的曲折，供刚才那位老司机炫技。

这一带的街巷密度至今冠绝武汉，道路切割出来的区块最小只能放下一间民居。即便是“大汉口”时代下游比照京都大阪“一户建”尺度建成的旧日租界部分区域，也没有达到同等程度。

而当你站在古汉口的正街（今汉正街）某个难得的稍显开阔的街口，小河就在一步之遥的防水墙外，疯跑的小儿子伢还来不及加速到肾上腺素冲击心脏，就会被身后追赶的小伙伴一把抓住后背心。此刻他们眼中仿佛永远钻不完的重重街巷，终将在青春期的某个瞬间变得一眼就能看到尽头，一抬脚就可以走出、离开。

汉口古居仁坊一带小巷。  谌毅 图

观念中的汉口有多宏大，眼前的汉口就有多狭小。大在小中，后者是前者的容器。很多早期外国访客仅凭直观就判定汉口是一座大城市，那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有限的容器有多么盈满。

“只有伦敦和江户才能与汉口相比。”英国学者S·罗尔斯·威廉姆斯于1850年写道：“中国再也没有另一个在同样的面积里居住着同样多人口的地方了。”而当时在小河和玉带河的港口船只上，拥挤程度甚至超过岸上的街区。“船只首尾相接，看上去似乎是固定的一大片；当后面运河里的水位涨高也允许船只停泊在那里时，汉口就似乎完全被船只包围了。”一栋吊脚楼倒下，就可能造成泊在楼下的几家船户翻沉，死伤逾百。（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下同）

“在居住模式、街道和建筑物的集中方面，汉口的拥挤在中国城市中达到了独一无二的水平。”直到20世纪张公堤建成之前，汉口都是一座没有郊区的城市，一座通体城市化的城市，狭小孤立的洲岛形态使得堤防以内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开发了，或直接用于商业，或为商业提供服务。老汉口穷尽了前高层建筑时代的城市密度极限。五百年来，汉口一直是多层的，正如我在硚口的古巷中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中古汉正街临街商铺的久远传统：21世纪商品房普及之前，不管住平房楼房，汉口人依然保持着把家中一层空间隔成两层的习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暗楼，大到接近正常房间，小到甚至坐不直上半身。旧时代暗楼里睡着守店的伙计掌柜，上世纪末暗楼里窝着半大的儿子和各种杂物。

中古汉口街市在地面上小而密集，当代都会CBD往高空层层叠加，它们以异曲同工的方式实现了高聚集度带来的效率与便利，挤在一起的人们以服务彼此为生，他们组成的整体则以服务远方为生。

哪怕是不再全民皆商的今天，居住在狭小破旧的汉口老城区依然意味着，步行十分钟范围内就能满足一个俗人绝大部分的生之欲望，这是失去增量的老汉口留给后人的遗泽之一，一种小确幸的内卷。

总之，“如果按照萧公权的说法，建筑密度是衡量中华帝国晚期城市‘都市化’程度的最客观尺度的话，那么，汉口应当属于中国都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

汉口长堤街崇仁路口，长堤街到此被工地切断，不复连续。长堤街即河街、后街、后堤街，1864年以前的汉口边界。  谌毅 图

“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清《汉口丛谈》）19世纪中叶的浙江盐商范锴如是说，他往来汉口经商居住，“如此生活三十年”，经历过太平军侵掠的“大厦崩塌”，经历过乱后汉口盐政“废纲行票”的“一鲸落万物生”，他是那个年代吃到小河红利的新汉口人，认同感驱使他阐释汉口。他援引明人唐裔潢《风水论》来分析“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

开埠之前，小河就是雕刻汉口的米开朗基罗。范锴强调“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入江”，也就是说，15世纪后期“成化改道”，汉水自己对自己裁弯取直，把主流、主入江口固定在了今天的汉口与汉阳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岸线和航道，成为两岸人亲切的“小河”。在此之前，汉水自潜江以下千头万绪恣意漫流过今天的汉阳汉口一带，拥有多个水路和江口，却没有一个能稳定保证大船航行、停泊。那是汉水汇入长江诸口小港林立莫衷一是的“列国时代”。汉水改道后，“口内水度颇深，即大船巨舶亦可容之”（《汉口小志》，著者为民初汉口警察局长徐焕斗），小河就像一根韧劲十足的长杆，汉口港凭借小河来了一个撑杆跳，超越地方湖汊毛细血管的束缚，一跃而心生野望，渐养成某种“内陆的海洋性格”。

从小河上游来的客人带来了“汉口”这个名字。汉水改道后，遥远的西北山陕商帮得以不受季节限制往返于汉水上下游，一首民谣在他们中间传唱开来：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汉水那个毋庸置疑的出口，就叫它“汉口”吧。

16世纪初，汉口击败长沙，成为湖广唯一漕粮交兑储运中心，17世纪末民谣中的“湖广熟”，实际上要经过“走汉口”才能转化为“天下足”。17世纪初，汉口击败堤岸塌陷的武昌金沙洲，成为淮盐销往广大内地的垄断性“专岸”集散中心，两百多年后曾国藩、胡林翼仍然要靠改革汉口盐政，降低垄断程度扩大税源榨取更多收入，来维持取代满蒙武士成为朝廷支柱的湘淮军。19世纪中叶，中国销往俄罗斯茶叶中的95%通过汉口沿小河而上，再转陆路经恰克图运往欧洲家庭的餐桌。开埠前，作为帝国晚期实物税、间接税、出口税三条命脉节点，依傍着小河的汉口港尽管级别很低、地方很小，已然兹事体大。

怀拥小河的汉口港大获成功，使得邻近港口只能成为配角（如19世纪的塘角即建国后国棉六厂一带），或者转投汉口港不太会去从事的本地区内部交易。汉口港是为那时候跨区域航行的大船准备的。比较小的本地区货船既不适合停入汉口港，也付不起针对大船定价的港口服务收费，只能去周边的蔡店、索河、沌口、新滩、黄州等港。如果说汉口有什么地方性，那更多是远道而来的华洋客商气味杂糅之后的反客为主。更地道更乡土的江汉风情，可能反而要“礼失求诸野”，到周边乡村的市镇上找寻，萨满式的元宵“僵狮子”要去黄陂，端午“送龙舟”要去黄石西塞山……武汉人把煨藕汤视作“乡愁的味道”，认定正宗煨法是用煤炉子文火加热砂铫子，直到在乡里目睹乡亲居然把砂铫子埋入灶底余烬中一夜，这才惊觉什么是“煨”的原教旨。大部分武汉人认定“五芳斋”是理所当然的武汉土产，却对鱼面很陌生，然而前者来自千里之外的浙江，后者才是地道的江汉风味。

汉口汉正街。汉正街即古汉口正街、官街，驻有巡检司衙门。  谌毅 图

源于小河、后来又被长江和铁路放大的“撑杆跳”效应，让汉口首先跟“世界”而不是“地方”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终使汉口人乃至后来的武汉人在认同上“灯下黑”，在外自介惯于脱口而出“武汉的”而不是“湖北的”，类似的事情常发生在沿海，如大连之于辽宁、青岛之于山东、甚至上海之于浙江，而武汉深居内陆。

仅仅凭借三桅木帆船是无法在无遮无拦的长江风浪中停靠的，但在紧邻长江的小河里可以。在汉水改道汉口成港之前，武昌、汉阳那些兴旺一时的大港都要靠刘公洲、鹦鹉洲、金沙洲、白沙洲这些沙洲来挡住江上风浪，把港口设在背江的支汊而不是面对大江的主泓边。近代上海港避开长江而取黄浦江口内，近代香港背对南海拥抱维多利亚湾，19世纪末之前汉口港重心在上首沿河（早期下首沿江的码头实际上依托的是连通汉水长江的玉带河口），以上三地理出一门，内河、沿海少有例外。港口选址以小谋大、以枝驭干，是20世纪以前航运绕开技术瓶颈的常规路径。

小河是早期汉口的主要港湾，这个港湾以整个汉阳为防波堤。港口城市持续繁荣首先需要防波堤稳定可靠。泥沙冲积而成的沙洲型防波堤会不断被江流冲垮或淤积，港口随之在武与汉之间击鼓传花：古鹦鹉洲沉没引发武昌南市向更南的金沙洲迁移；白沙洲沉没引发金沙洲崩塌淤塞，后者拱手把盐、漕口岸让给汉口独占。坐拥龟山的汉阳却永不沉陷，不大会让长江水越过龟山脚尖狭长的南岸嘴，直冲小河身后的汉口。

小河拥有汉口、汉阳两条岸线，汉阳岸线后来支撑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的重工业专用码头（部分码头设施现在还在），说明汉阳港口条件理应不比汉口差。而且汉口地势更低，又不像汉阳有官军和城墙保证安全，初期人口也比汉阳少。但是小河沿线的港市却很快往汉口集中发展，汉阳岸线成了附庸。这并不奇怪。古汉阳自己的南市也是在城墙外的，明汉阳城甚至把原本在唐汉阳城内的西大街闹市也隔在了凤山门外（今北城巷、南城巷交接处），竹木贸易辐射多省的鹦鹉洲离城墙就更远了。江南武昌的南市一开始也在城外，明朝时城墙越过蛇山把南市部分围入城中，结果接下来南市的重心再次南移到新城墙外的金沙洲上，留在城内的老街市即今解放路司门口一带，很快变成城市内部需求主导的商业区。

“大树底下好乘凉”只是日常生活经验，“大树底下难长草”“官进民退”“城进市退”才是帝制时代官、商地缘的真实面相。礼法城池的内部空间本来就倾向于把商业控制在内部供给限度上，超出这个限度的外部性市场，自然而然会向城外溢出。

中古汉口镇属于汉阳县，是汉阳府城的远郊，小河实际上放大了汉口镇与汉阳城的威权之间的距离。几乎每天朝九晚五跨越小河通勤汉口、汉阳的我需要努力理解，哪怕到20世纪初，从汉阳城内县衙送一封信到汉口仍难以确保一天内往返，这种两地直线距离通常不超过五公里的“跋涉”远远要比今天武汉市域内最漫长的通勤痛苦（如汉口常青花园到武昌以东光谷新区）。当年汉口的巡检司只是九品小官，是重在维持市场秩序的派出机构，礼智司落脚在民房中，仁义司寄身于教堂内（刘剀《武汉三镇形态演变研究》），它们没有衙门应有的形制和派头，跟那些外地客商富丽堂皇的会馆没法比。在早年的汉口，各路商人反倒更像是幕后“看不见的手”，官府看上去始终跟不上城市膨胀的速度，长期处在临时措置的状态，不得不把更多的地方事务交给民间自理。没有城墙保护虽然导致安全担忧，但“山高皇帝远”更利于早期汉口成长为面向外部世界的商埠。

汉口港市超脱于本地和周边市场，因而汉口对周边地方意味着“外面的世界”或“近处的远方 ”，这种源于经贸属性的异质感也渗入周边居民的生活方式。直到上世纪末，武昌人茶余饭后购物娱乐一般在城内司门口就近解决，而过江去汉口逛街就要隆重许多，用撒贝宁在网综《十三亿分贝》上的话说，那时“住在江南的人买重要的东西都要‘过汉口’”，“过汉口”性质形同过节，对应武昌市民生活中的重大节点或重大消费。

“过汉口”之外，还有“下汉口”。“下汉口”属于小河上游汉水沿线各地，从近处蔡甸、汉川到天门、沔阳乃至四百里外的沙洋都流传着一首大同小异的童谣：“摇摆手，家家（指外婆）的走，坐洋船，下汉口”。这首童谣常被妈妈们用来安慰哭闹的幼儿，似乎“坐着轮船到下游汉口玩”的诱惑力堪比当今迪士尼乐园。故事设定外婆家在汉口，也暗示着妈妈对汉口娘家的想念。不同于村镇湖汊通行坐小船划子，下汉口需要搭乘鸣笛冒烟的大“洋船”（轮船），这也颇具“壮游”（Grand Tour）意味。在汉水流域中游以下，无论是对儿童还是成年人来说，“下汉口”都是一件不寻常的欢欣大事，过去经常发生在经典的沙洋到汉口龙王庙航线上。“过汉口”和“下汉口”都是周边居民一种超出了日常性和本地性的非常行为，它不是必需，而是偶尔试图超出常规生活局限的都会幻梦，假设汉口没有在上世纪后期逐步走弱，这个幻梦的最终形态将是“汉口梦”。这样的假设当然没有发生，随着“过汉口”“下汉口”的最终目的地在汉口内部从最早的汉正街移到六渡桥再到江汉路，一路迁动，最后落地到当代解放大道奢侈品商圈，这个过程中汉口商业相较于自身一直在不断升级，但汉口商业在外部世界中的总体地位于越过顶点后一路下滑，到今天“过汉口”“下汉口”的说法本身也式微到聊胜于无了。

月湖桥下逆流游泳的人。  谌毅 图

回首往事，故事的前一半大概就是汉口沿着小河一路走来。明清帝国晚期，众口归一的汉水暨小河释放出长江侧翼的单一航道和良港，也释放出商用土地增量（汉口始终成功免于帝国城墙外土地应尽的农耕义务），从日渐裂解的乡村社会中逸出的流民（他们逃避封建义务不再被束缚于土地）来到这里成为自由劳力，管治衰弱财政窘迫的帝制国家一方面被动地在这个小小的新世界上释放出地方自为空间，一方面也不得不宽容甚至“劝业”各路商团在此经营以促进税收（在王朝早期“劝业”通常意味着劝农抑商）。在轮船、铁路、海关、租界从天而降之前，汉口已经以小河而成大观，颇具模样了。汉口不像后来的武汉那样产生于宏图大略与风云激荡，而是一连串因缘际会偶发叠加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随机磕碰出来的汉口人往往显得既不太顺民又不够蛮族，而是大体上呈现出略显激进的“市民性格”。汉口就像一棵生在大路边却居然结满多汁果实的苹果树，即将砸中一个又一个像牛顿思考万有引力那样筹谋现实大走向的大脑，这远远超出了苹果树的想象力。

我的头上没有掉落苹果。那天我顺着平行于小河的街巷，走到崇仁路口，眼前一块工地切断了背后那片老汉口的肌理，这里的汉正街口退化为一扇仅可步行进出的小区便门。

半个小时前我拿起手机，向远在上海的少年时代的玩伴直播这次故地重游。他记得小河边我们一起疯玩的那个暑假，但记不起自家旧居的街道名字、门牌号码。电话那头，他刚在上海新买了房，正在外面跑手续。

然而这终究也没什么。和绝大多数汉口人家一样，他们家既是本埠土著也是外来移民，长辈来自上海。某种意义上，现在他才是回归了故乡。